尉红梅

（中共茌平县委党校，山东 茌平 252100）



浅析《水浒传》的招安悲剧结局

尉红梅

（中共茌平县委党校，山东 茌平 252100）

摘要：《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水浒传》的价值，不仅是英雄传奇的突破，对我国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国民精神，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然而故事中这样一支忠义之师，却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不免让人扼腕叹息。这支替天行道的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的走向招安的，这与《水浒传》本身所取材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农民的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作者的价值观念等因素密不可分。

关键词：招安；社会背景；思想文化；农民阶级；内部分歧；人员构成

《水浒传》取材于宋江起义的故事，最终以招安的悲剧结局作为结束，梁山好汉的结局各有不同，读者无不为之悲叹愤慨，无不哀叹其招安的结局。然而，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替天行道运动中，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和作者施耐庵本身的意图，我们不难发现，招安是情理之中而又不可避免的结局。

一、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着重在塑造这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但是它的故事取材和主要人物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水浒传》是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明末清初的背景创造出来的。

故事取材于宋江起义的历史真实。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即位，政治腐败，天灾连年，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得到重用，军事糜烂，朝廷对内剥削压迫人民，对外向金极度妥协。在《水浒传》的开篇，楔子写到“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起因便是“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1］（P5）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背景下，各地农民起义相继发生，而宋江领导的水泊梁山便是其中的一支。农民政权的对立对北宋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冲击，后来女真人占领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成为金的俘虏。

南宋建立，秦桧得到了重用，这个腐败的政权，一面残酷的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令半壁江山沦陷于金人之手。这时，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农民的起义纷纷改变了斗争的对象，把矛头直指金国，与南宋政权联合抗金，并且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发展到这里，农民起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在《水浒传》中最能体现的便是聚义堂到忠义堂的改变，这里的忠指的是忠于朝廷。南宋政权勾结蒙古消灭了金国，但是后又却又被蒙古所灭。元朝的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残酷的镇压汉民族的反抗，人民苦不堪言，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则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在此背景下，元朝覆灭，明王朝建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以史为鉴，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大兴文字狱，严重束缚明代文化思想的。宋江起义的故事由此社会背景发展演变，在元末明初形成了一部煌煌巨著。正如“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2］（P92）《水浒传》中招安的思想就是受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的影响，忠君和民族矛盾是形成招安思想、接受招安的重要的原因。

二、儒家思想文化的禁锢

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当之无愧的维护封建统治者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后又提出“礼”的思想，所以人道主义和维护周礼就成为了孔子的核心思想。直到汉武帝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从“克己复礼”到“三纲五常”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人民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束缚作用，并逐渐使人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仁义”“忠君”“爱国”“君君”“臣臣”的思想。

《水浒传》通篇都在讲一个义字，有对朋友的义，也有对社会、国家的大义。《水浒传》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一方面，它继承了儒家思想尊贵卑贱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时时刻刻闪耀着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两方面决定了好汉们只会去反贪官污吏，并不会去反皇帝。《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封建君主所需要的思想，是一种禁锢、一种束缚，是一种绞肉机似的存在。虽然《水浒传》中好汉们来路各不相同，每个人都行侠仗义，但是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影子，一个束缚他的东西，就是儒家思想。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君讲究一个“德”字，为臣信奉一个“忠”字，这是封建统治者最想看到的。梁山好汉由聚义之所以走向招安，很大程度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者对宋江等儒林人物的态度，明显的流露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意识。［3］（P39）宋江头脑里一直未能抛弃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封建正统观念，这是他后来主张受招安的主要原因。“《水浒传》后半部写宋江等人接受招安，这跟小说前半部的故事描写是一致的，就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来说，其前后的性格逻辑也是一致的。 ”［4］（P92）

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这部作品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改编润色，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这就注定施耐庵的思想不能突破我国封建文化中的忠君思想的局限性。在体现《水浒传》的忠君思想时，作品表现出的是天子被蒙蔽，原因更多的是奸臣祸国，而不是天子本身的错误，所以这就决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当皇帝愿意招安时，在忠君与叛逆之间，施耐庵把忠君思想的道德含义放大，而叛逆成为错误的选项。所以，《水浒传》的结局最终选择了招安，而不是叛逆。施耐庵的忠，也就造就了水浒英雄的悲剧性结局。

三、小农思想的局限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陈胜吴广起义、朱元璋起义、太平天国等等，但是以失败告终者却占据绝大多数，这种结果与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有着很大的关系。农民起义的初衷是官逼民反，当被剥削压迫到爆发的临界点，只有起义才能够生存，所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打江山做皇帝，而是为了能够生存，“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农民起义的成功的最大阻碍。水泊梁山的起义军也是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逼迫的无法生存才上的梁山，“他们严惩邪恶势力，打州夺县，劫狱开仓，救济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块光明的天地，体现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可贵精神。”［5］“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认知受农民阶级的眼光的狭隘以及根深蒂固的忠孝思想的影响。

梁山集团在宋江的带领下迅速壮大，逐渐达到和朝廷相抗衡的水平，但是梁山军队始终处于防御的阶段，一直是守势，这也体现了小农阶级狭隘的眼光。朝廷多次围剿梁山，但是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得不采取招安策略来抑制这支队伍的发展。最终，小农的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梁山的众好汉最终会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朝廷的招安。

四、梁山好汉内部意见分歧

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它的人员构成非常有特点，其中有两派颇具特色，一是为首的老大“及时雨”宋江，他并称不上有多少雄才大略、目光深远。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奉，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1］（P219）

“智多星”吴用是梁山上最聪明的人，是一名乡村私塾教师。书中描写吴用说道，“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湖上好汉。”“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吴用的好处：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1］（P146）另有“神算子”蒋敬科举不第，“青面兽杨志”和“百胜将”韩韬皆是武举出身。

梁山好汉中关于接受招安和反对招安可以分为两派，以宋江为首的一部分将领不想被后世子孙称为梁山贼寇，心中永存“忠君”“爱国”思想，主张接受招安，归顺朝廷。另一派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却反对招安。在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李逵说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1］（P715）

而在宋江方面，一直都是鼓吹招安的，早在菊花会上，“宋江大醉”，作词一首，其中结尾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宋江早早的表明接受招安的心意，然而却遭到了武松、李逵、鲁智深的反对。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此时宋江大怒，后宋江对武松说道：“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皁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已。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1］（P940）这里看梁山好汉思想的分歧也为最终的悲剧结局奠定了伏笔。

水浒传的意义和结局，曾不断引起文人学士的争议和评论。明朝的李贽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是为了表现出忠义，他在《忠义〈水浒传〉续》中，提到了水浒传是一部发愤之作。金圣叹对招安以及主张招安的宋江非常反感，“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6］（P254）对招安持反对态度的还有鲁迅，他认为：“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重视奴才。”［7］（P161）其实，对于梁山的招安，既存在人为因素，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应当客观评价，尊重古人的选择，不应该去用太偏激的眼光去看待。

水浒传不仅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故事结构创新独特，具有很高的语言艺术价值，更为可贵的是水浒传中的反抗精神和理想的英雄已经成为了鼓舞后代人民的火炬。它的悲剧性结局至今值得今天的我们不断进行反思。

（注：本文系2013年主持完成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课题《加快茌平县特色农业问题的研究》，2014年主持完成山东省委党校课题《以现代服务业促进茌平县产业转型升级的调查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陈庆纪.儒家思想与《水浒传》的悲剧结局［J］.水浒争鸣，2006，（9）.

［4］冯文楼.《水浒传》一个文化整合的悲剧［N］.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9）.

［5］戴胜蓝，汤国梁.论《水浒传》中的儒家伦理思想［J］.齐鲁学刊，1988，（3）.

［6］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7］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