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奇

摘要：“三言二拍”中有许多故事涉及到了历史上的文人，尤其是在冯梦龙所著的“三言”中。从具体故事中可以分析出“三言”中的历史文人形象特点。结合社会背景和作者个人经历也可以分析出这些历史文人形象的产生原因。

关键词：冯梦龙;“三言”;历史文人;社会背景

在明代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这三部短篇拟话本小说集中。有许多故事涉及了历史文人的趣闻轶事。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苏小妹三难新郎》、《佛印师四调琴娘》等等。在这些关于历史文人的故事中，柳永，庄子，王安石，苏轼，李白，等著名文人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这些历史文人形象可以从文本，社会历史，以及作者这三个视角出发来解析。

一、文人的世俗化与神秘化

在“三言”中，冯梦龙为历史人物赋予了鲜活的血肉，他们不再是几首诗或是一幅画，而是真实的世俗化或是神秘化的人。从作品的角度分析，他们有如下特点：

（一）历史文人的世俗化

“三言”中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历史文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使许多文人走下神坛，变成了世俗化的普通人。虽虚构成分很大，但是却令故事鲜活动人。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文中，苏轼私自改动了王安石的咏菊诗后，王安石的心理活动是“‘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官里，将他削职为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寥寥几笔，不仅写出了王安石的心理活动，也让人觉得其心胸略显狭隘，使其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人。

如果说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王安石的形象尚是教导苏轼，使其明理的儒士。那么在《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被丑化了。“王士祯《香祖笔记》十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1]在正文的开篇，冯梦龙就这样形容王安石：“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这一开篇，就奠定了全文的感情色彩。后文中提到王安石变法，他排除异己，一意孤行。辞官后，亲眼见民生疾苦，心下万分后悔。这一系列事件中的所思所想所为作者都有详尽的描写，如他辞官后在墙上看到贬低自己的新政的诗时，他在心痛之余的做法是“荆公登了东，觑个空，就左脚脱下一只方帛，将局底向土墙上抹得字迹糊涂，方才罢手。”如此情节虽难言真实，但是又确实合情合理，使人感觉大文豪王安石也是同我们一样的有喜怒会难堪的普通人。这种艺术虚构在小说中的运用让文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冯梦龙笔下的历史文人，在情感方面，都是情感丰富的普通人，但又和历史人物的性格紧密相关。白居易是个关心民生疾苦，同时又重情义的人。这一点从他为早年恋人所写的诗歌《寄湘灵》“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中便可看出。他缅怀女儿的《重伤小女子》和他的新乐府诗等等，无不显示出他重情义的性格特征。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一文中，白居易虽然只是配角，但是他被关盼盼和张建封之间的爱情和关盼盼的操守感动，为其题诗这一行为，也展示了其细腻的情感世界，和作为普通人重情重义的性格特征。令人读之难忘。

（二）历史人物神秘化

在让一些文人走下神坛的同时，冯梦龙也将一些文人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取材于《庄子·秋水篇》：“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这则《庄子鼓盆》的故事。这样一句话被冯梦龙扩写成了一则近六千字的小说。在故事中，庄子之妻田氏是个背叛庄子，有些放荡的女人。而庄子则被描写成了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他能诈死，也能幻化成别人的模样，最终令妻子羞愧自杀。这样的描写可谓完全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庄子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同样的例子，在《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中，王勃所乘之船在江上遇险，他的应对方法是“笑道：‘我命在天，岂在龙神！……王勃道：‘我当救此数人之命。道罢，遂取纸笔，吟诗一首，掷于水中。须臾云收雾散，风浪俱息。”王勃在此文中，亦是有如神人，且他文章的最后也圆满升仙。这些事件在令文章增色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历史人物的神秘感。

二、从历史文人窥见社会风貌

在分析了冯梦龙小说中的历史文人形象之后，我们需要分析为何在“三言”中，历史文人呈现了如此的风貌。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其历史背景和社会风貌。

冯梦龙去世是正是清朝顺治三年，南明尚未灭亡，因此他生活在政治极度黑暗，文化却空前繁荣的晚明。这时的很多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也影响着冯梦龙“三言”的创作。

（一）市民经济的繁荣

“市民因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中心，他们能较快地感应时代的最强音，在婚恋、经商、为官、消费等方面都有超前的意识，冯梦龙准确地抓住他们这种心理意识，并艺术地加工，再现，构成他们文本中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2]因为冯梦龙处在市民经济繁荣的晚明，且“三言”作为一部通俗的拟话本小说，自然少不了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构思文本。而文人的世俗化，神秘化又是市民所乐见的，因此，冯梦龙在“三言”创作中，有意识的涉及到或者是虚构出文人的轶事，如《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就生动地展示了苏小妹新婚时是如何为难其丈夫秦少游的种种趣事。这些关系到男女情爱的历史文人故事，正投合了市民们的喜好。

（二）黑暗政治下的文人情怀

晚明政治十分黑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冯梦龙“三言”的创作。在“三言”有关历史文人的故事中，政治斗争都被弱化了。如苏轼被贬黄州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冯梦龙笔下，就简化成了因苏轼不识黄州的菊花，而私自篡改了王安石的诗作，王安石因其轻狂，将他贬去黄州，以警示其要注意虚心做人。

还有的作品是借历史文人抒发感慨，典型的例子就是《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写柳永因开罪皇上，“奉旨填词”，终日混迹于勾栏，却得到了众名妓的尊重与爱戴。让人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寄托，头回故事中引用的孟浩然“北厥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自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一诗，更能看出作者的感情。结尾中作者的一首“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中“怜才不及众红裙”我想，也是作者有感于政治黑暗而作吧。还有一些作品寄托了作者对统治者的美好希望，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详细的描写了才高八斗的李白如何受皇上的尊重，可令杨国忠为其磨墨，高力士为其脱靴。这应当也是晚明士人们的一种政治向往吧。

因此，可以看出，冯梦龙在“三言”中写历史文人的同时，有自己文人情怀的寄托。晚明政治黑暗腐败，高居庙堂的文人多是不作为或是趋炎附势，依媚取荣之士。士人当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已经所剩无几。而冯梦龙作为一名远离政治中心，身居江湖的文人，他亲眼见到了政治的不堪，更亲身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因此，他的文人情怀便格外强烈，他笔下的历史文人，不论是悒郁不得志，还是因过错饮恨余生，抑或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趣事，都有着强烈的文人情怀和高洁的品质。冯梦龙更像是在塑造一个梦想，一个士人重归清高的梦想。因此，黑暗政治下的强烈文人情怀对冯梦龙“三言”中的历史文人影响很大。

（三）妇女地位的提升

晚明虽然仍然是男权社会，但是妇女地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当然和市民经济的发展繁荣分不开。在晚明，妇女可以经商，晚明女官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参与政事。就连妓女都受到了士人的尊重。冯梦龙本人就曾和一名叫做候慧卿的烟花女子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在候慧卿离开烟花柳巷，从良之后，冯梦龙发自内心的悲痛不已，他说：“子犹自失慧卿，遂绝青楼之好”。他还曾在《挂枝儿》卷二《感恩》篇附记：“余有忆侯慧卿诗三十首，末一章云：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招魂。”可见用情至深。

因为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因为冯梦龙对女性的尊重。冯梦龙的“三言”中的历史文人故事中的女性也有别样的光彩。在《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一文中，妓女谢玉英不是一个只会卖笑的风尘女子，她爱读书，喜欢柳永词，她评价柳永词时说：“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秋别》一篇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晓风残月。此等语，人不能道。妄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这分明是一个柳永在情感和灵魂上的知音的形象。在《苏小妹三难新郎》一文的入话诗中，冯梦龙更是直接写道：“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哪见逊公卿？”这和晚明妇女地位的提升，妇女受到文人的尊重是分不开的。

三、冯梦龙复杂思想在其笔下历史人物身上的映射

冯梦龙的思想颇为复杂。他十分重视“情”字。他自己曾经明确表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切物无情，不能相环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3]他强调“情”在文学中的作用，这一点，和汤显祖的唯情文学观是很相似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他文章中历史文人的“情”了。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文中，俞伯牙对钟子期从轻视到引为知己，并因为子期之死而摔了自己珍爱的琴。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里，关盼盼因张建封的死而几欲自杀，虽被劝阻，但也因为伤心而很快死去了。白居易知道此事，也为之深深感动。故事中历史文人的“情”，也正是冯梦龙的“情”，是冯梦龙以情动人的文学观的体现。冯梦龙强调“情教”的作用，他反对礼教，但是他也相信报应，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后半段，宋人钱希白因为欣赏关盼盼，并为之题以《蝶恋花》词，得到了善报“后希白宫至尚书，惜军爱民，百姓赞仰，一夕无病而终。”《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庄子之妻田氏因行为不端自缢而死。他用生动的故事和满腔的真情来教化人民行善事，做善行。

在另一方面，冯梦龙也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在他塑造的历史文人中，有神秘莫测的庄子和羽化升仙的王勃，这显然是受到了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佛印师四调琴娘》中，在佛印最终拒绝了琴娘之后，苏轼“大喜，自到书院中，见佛印盘膝坐在椅上。东坡道：‘善哉！善哉！真禅僧也！”。后来苏轼引佛印为入幕之宾“佛印时时把佛理晓悟东坡，东坡渐渐信心。后来东坡临终不乱，相传已证正果，至今人犹唤为坡仙，多得佛印点化之力。有诗为证：东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东坡。若非佛力无边大，那得慈航渡爱河！”这又很显然是佛教的因果之说了。

冯梦龙作为一介儒生，儒学思想自然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冯梦龙一生仕途坎坷，57岁高龄才成为贡生。因此，他笔下赞扬的历史文人，多有清高之气。如李白在译出番文并作文斥回番邦的要求之后，面对皇上加官进爵的赏赐，他说：“臣不愿受职，愿得逍遥散诞，供奉御前，如汉东方朔故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又如柳永被罢官后说：“‘我少年读书，无所不窥，本求一举成名，与朝家出力;因屡次不第，牢骚失意，变为词人。以文采自见，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顶冠柬带，变为官人。然淳沉下僚，终非所好;今奉自放落，且逍遥自在，变为仙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字里行间透出的超然与洒脱，我想和冯梦龙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联。

同时，冯梦龙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思想受李贽，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喜欢流连勾栏之地，个性放诞，冯梦龙的友人称他为“畸人”、“狂士”，董斯张说：“虎阜之阳，雀市之侧，其中有畸士焉。”董斯张：《宛转歌序》），王挺的《挽冯梦龙》说：“学道毋太拘，自古称狂士。风云绝等夷，东南有冯子。”冯梦龙也自称“海内畸士”（《警世通言·序》）[4]因此，他笔下的历史文人，也多有豪气。李白，庄子，苏轼等，都表现出狂放豪爽的性格特征。

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历史文人，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得出他所塑造的历史文人的特点，并感受到时代的审美特征，当然，这些特点和冯梦龙本人的思想和经历也分不开。正是这诸多原因共同构成了一篇篇生动的历史文人故事。同时，这些历史文人的独特品质也在冯梦龙的笔下展示出愈加真实的色彩，让历史的尘埃无法掩去他们熠熠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孙春燕.“三言”“二拍”的文人化倾向研究[J].语文学刊，2007，9：41-43.

[3]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人弋，冯梦龙与晚明世风[J].零陵学院学报2003，9，23：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