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术数之学”与《汉书》的非理性描写

2016-03-15姚圣良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4期

关键词：班固汉书

姚圣良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汉代的“术数之学”与《汉书》的非理性描写

姚圣良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汉书》中有不少非理性描写，原因主要在于班固受到汉代流行的“术数之学”的影响。《汉志》著录六种“数术”文献，班固并没有怀疑它们的合理性。王充等汉代著名唯物论者对“术数之学”尚且有所认同，而汉儒更是深受其影响。班固对“术数之学”的认识亦有其时代局限性。班固经常通过相人、望气、卜筮、梦兆等非理性描写，以神秘预言的形式来暗示历史人物的命运结局。班固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宣扬个人品行操守乃至祖上“阴德”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汉书》也因此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宿命论倾向。

汉代；术数之学；《汉书》；非理性描写

班固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汉书》亦自觉遵从了古代史家所崇尚的“实录”原则。《后汉书·班固列传》称“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1]。但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汉书》中显然还有诸多非理性描写。《汉书》的人物传记之所以会载录一些荒诞离奇的传说故事，原因主要在于班固受到了汉代流行的“术数之学”的影响。

一、《汉书·艺文志》所录“数术”文献分析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麤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2]《汉志》著录的六种“数术”文献，分别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

《汉志》所录的“天文”“历谱”文献，明显不同于如今的天文、历法类书籍。《汉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2]此时的“天文”，与人事吉凶密切相关。《汉志》所录的《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汉日旁气行事占验》《汉流星行事占验》《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等，亦可证明这一点。《汉书·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鄉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2]班固认为“天文”皆属于“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因而观察“天文”以“纪吉凶之象”乃是“自然之符也”。《汉志》所录“历谱”，也并非人们所熟知的通过观测、推算来具体编排年月日的普通历书。《汉志》云：“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2]所谓的“历谱”，也是与“凶阨之患，吉隆之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班固非但没有对“历谱”提出任何质疑，而且还称之为“圣人知命之术”。

《汉志》所录“五行”文献多达31家。《汉志》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2]《汉书·五行志》又云：“《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2]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3]《汉书》最早设立《五行志》，灾异迷信充斥其中，班固也因此而受到后人批评。其实，《五行志》是班固在西汉诸家五行说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晋书·五行志》对此有明确记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班固据《大传》，采仲舒、刘向、刘歆著《五行志》，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博通祥变，以傅《春秋》。”[4]《汉书》不仅特设《五行志》，而且还专门为西汉著名的推阴阳言灾异者立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2]颜师古注曰：“《论语》称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故此赞引之，言仲舒等亿度，所言既多，故时有中者耳，非必道术皆通明也。”[2]显然，班固对于董仲舒、眭孟、夏侯胜、李寻等人“假经设谊，依托象类”进行推演、预测的做法，还是颇有微词的，称他们“亿则屡中”。同时，班固又特别指出，他们这样做也给自身带来了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亦成为“学者之大戒”。尽管如此，班固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五行”。

《汉志》所录的“蓍龟”“杂占”文献，皆是古人用来决嫌疑、定吉凶的书籍。《汉志》云：“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2]又云：“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2]可见，班固也没有对“蓍龟”“杂占”表示怀疑。当然，班固对待“蓍龟”“杂占”的态度，毕竟又有其积极的一面。班固并不认可世人一味地盲目信从、被动接受“占卜”结果的做法。《汉志》云：“《春秋》之说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由人兴也。人失常则兴，人无衅焉，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鴝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2]班固的这种看法与东汉思想家王符的观点是一致的。《潜夫论·梦列》云：“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见瑞而纵恣者，福转为祸；见妖而骄侮者，祸必成，见妖而戒惧者，祸转为福。……凡有异梦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气色，无问善恶，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禄永终。”[5]班固与王符一样，在相信梦兆的同时，又颇为重视个人德行的积极影响。

《汉志》所录的“形法”文献，即后世所谓的“相书”。李零说：“古代相术是以目验的方法为特点。它所注意的是观察对象的外部特征（形势、位置、结构、气度等），所以也叫‘形法’。从‘象数’的角度讲，它侧重的是‘象’。”[6]《宫宅地形》《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等，皆是《汉志》所录的“形法”文献。此外，在《汉志》所录的“杂占”类中，亦有《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等。很明显，汉代的“相术”，不仅相人，还相宫宅、刀剑、六畜、衣器、土地、蚕等。《汉志》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2]班固认为“形法”通过观察城郭屋舍之地势、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等，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并不是什么鬼神迷信，乃是“数自然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于《汉志》所著录的六种“数术”文献，班固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班固认为“数术”不同于鬼神迷信，乃是“自然之符”“数自然也”。班固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因此，我们探讨班固对于“数术”的认知与接受问题，自然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有将它置于汉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

二、班固接受“术数之学”的原因探究

两汉时期，“术数之学”甚为流行。《后汉书·方术列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1]由此看来，汉代“术数之学”的兴盛，乃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所致。

汉代社会的普通民众对“术数之学”大多深信不疑，当时的著名唯物论者对“术数之学”亦皆有所肯定。王充是汉代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疾虚妄”而著称于世，但他对于社会上流传的“相人术”却是认可的。《论衡·骨相》曰：“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是故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8]又曰：“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8]

王符亦是汉代有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同样也不否定“相人术”。《潜夫论·相列》曰：“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五色之见，王废有时。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虽休征见相，福转为灾。于戏君子，可不敬哉！”[5]尽管王符认为世人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命运，主张通过努力使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他并没有怀疑“相人术”的合理性。

吕思勉称：“术数之学，《后汉书·方术传》所叙，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此类术数，后世亦恒有之，汉世所异者，则儒者信之者殊多。”[9]汉代的儒生，迷信“术数之学”者大有人在；而兼通儒学与“术数之学”者，亦不乏其人。《后汉书·郎列传》载：“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1]郎宗是位儒者，他不仅“学《京氏易》”“对策为诸儒表”，而且“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又《后汉书·循吏列传》载：“（王）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1]王景“少学《易》”，是位儒学之士，也是东汉著名的循吏之一；但他还颇好“术数之学”，曾集合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及堪舆日相之属，取其适于事用者，编成了《大衍玄基》一书。再如《后汉书·翟酺列传》载：“（翟酺）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1]翟酺“四世传《诗》”，是位儒生，但他又“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还曾经“亡于长安，为卜相工”。

东汉时期儒者之所以特别迷信“术数之学”，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已经不同于先秦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汉武帝时，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此后，儒学便被推崇为经学。汉代儒学在走向独尊的同时，也开启了谶纬化的进程。到了两汉之交，王莽假借“符命”成功篡位；而汉光武帝又靠“图谶”兴起于民间，最终恢复了刘氏政权。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1]，谶纬正式获得了官方认可。《后汉书·张衡列传》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1]《隋书·经籍志》载：“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10]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东汉时期谶纬的造作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出于编造谶纬之目的，儒生们大量吸收“术数之学”，以此来附会儒家经典。东汉时期儒学的谶纬化，直接导致谶纬迷信与“术数之学”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在一起。

班氏父子皆是为时人所称道的儒者，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2]，班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1]。汉章帝时，“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1]。《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义》。班固是《白虎通义》的撰集者，而《白虎通义》正是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糅合的产物。东汉时期儒学的谶纬化以及谶纬、术数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对班彪、班固父子影响很大。班彪《王命论》称：“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2]又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2]班彪撰写《王命论》，旨在阐明刘邦是真命天子，而汉王朝的建立更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被班彪用作证据的“承尧之祚”“赤帝之符”以及“梦与神遇”“龙蛇之怪”、云气、星象等灵瑞符应，皆是来源于当时的谶纬迷信与“术数之学”。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特意收录了其父的《王命论》，显然他对此文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

总之，相对于鬼神迷信来说，“术数之学”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汉代社会，像王充、王符这样富有理性意识、批判精神的知名思想家，对于“术数之学”尚且有所认同；而东汉时期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术数之学”的相互融合，更是让儒生们深受“术数之学”的影响。处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之中，班固对于“术数之学”的认知与接受难免会有其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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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术数之学”与《汉书》的非理性描写

由于受到“术数之学”的影响，《汉书》的人物传记之中时常会出现诸如相人、望气、卜筮、梦兆与星象等非理性描写。《论衡·吉验》云：“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8]王充认为贵人必有“吉验”，“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王充的这种“吉验”论，在汉代社会很有代表性。班固在为西汉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王、外戚等人作传时，就有意识地借助“术数之学”，来着重突出、渲染传主与生俱来的某些“贵征”或“吉兆”。一是相人描写，如《高帝纪》记载，吕后的父亲吕公曾对刘邦说“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2]，而另一位不知名的老父又称刘邦“君相贵不可言”[2]。再如《外戚传》记载，许负相薄姬，称其“当生天子”[2]，后来薄姬果然生下了文帝。二是望气描写，如《高帝纪》云：“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猒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2]再如《宣帝纪》记载，巫蛊之祸发生后，宣帝当时虽在襁褓，也被收系郡邸狱，望气者称“长安狱中有天子气”[2]，于是武帝下令将狱中之人全部处决，宣帝却因为廷尉监邴吉的庇护而得以保全性命。三是卜筮描写，如《文帝纪》记载，文帝为代王时，绛侯周勃等朝廷大臣派人前往代地迎他入京做皇帝，文帝未知真假、犹豫不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2]再如《外戚传》记载，窦皇后的弟弟少君，年仅四五岁时，就由于家贫而被人略卖，少君在与窦皇后相认之前，“自卜，数日当为侯”[2]。四是梦兆描写，如《高帝纪》云：“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2]再如《外戚传》记载，薄姬被高祖临幸时，对高祖说“昨暮梦龙据妾胸”[2]；而孝景王皇后怀着武帝时，也曾经“梦日入其怀”[2]。五是星象描写，如《高帝纪》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2]《张耳陈余传》云：“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虽强，后必属汉。’”[2]“甘公”，文颖注曰：“善说星者甘氏也。”[2]以上这五种描写，显然皆属于贵人必有“吉验”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叙事模式。

班固在为西汉时期一些有名的反面人物作传时，同样也会通过“术数”描写，来刻意凸显传主身上先天具有的某种“恶相”或“凶兆”，从而形成了与贵人必有“吉验”相对的恶人自有“凶兆”这一叙事模式。如《王莽传》云：“莽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2]王莽篡汉时矫用符命、诛杀异己的暴行，已经证明了其“能食人”这一点。至于说王莽“亦当为人所食”，则属于对人物未来命运结局的神秘预言。王莽被杀之后，“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2]。至此，王莽“亦当为人所食”的预言也最终得以应验。再如《吴王刘濞传》云：“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2]景帝时，发生了著名的七国之乱，而为首的反叛者正是吴王刘濞。不管是贵人必有“吉验”，还是恶人自有“凶兆”，都是利用“术数”描写，以神秘预言的形式来暗示历史人物的命运结局。二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汉书》人物传记典型的非理性“预叙”。

顾颉刚称：“古代人最喜欢作豫言，也最肯信豫言。那时的史官就是制造豫言的专家。”[11]“豫言”即预言。实际上，古代史官并不一定就是预言的制造者，史书中的神秘预言大多来自社会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史官只是将民间传闻当作史料予以载录而已。“术数之学”起源甚早，先秦史书中已经出现了与“术数”相关的神秘预言。然而，这一时期史籍中的“术数”描写，多数还带有原始巫术及鬼神迷信色彩。如《左传·成公十年》中的梦兆描写：“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12]再如《左传·昭公十五年》中的望气描写：“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12]到了汉代，人们已将“术数之学”与原始巫术、鬼神迷信区别开来。两汉社会，“术数之学”可谓盛极一时。《史记》中亦有不少相人、望气、梦兆等非理性描写，《汉书》的“术数”描写，有些就是直接取材于《史记》。但是，由于作者时代背景及思想观念的差异，《汉书》与《史记》的“术数”描写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汉代“术数之学”的流行，肇始于武帝时，至东汉才进入鼎盛时期。“术数之学”对司马迁的影响程度明显轻于对班固的影响。再者，汉代儒学的谶纬化又使得东汉时期“术数之学”与谶纬迷信融合在一起，班固对于“术数之学”的认识，自然也会与司马迁有所不同。因此，《汉书》的“术数”描写，不仅数量明显多于《史记》，而且还出现了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新特点。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载，昭帝时，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等勾结，企图杀死霍光，废掉昭帝，另立刘旦为天子。阴谋败露之前，燕王宫中曾经出现一系列“凶兆”：“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井水，井水竭。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乌鹊斗死。鼠舞殿端门中。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天火烧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折拔树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2]再如《汉书·霍光传》记载，霍氏家族将要覆灭时，也出现了诸多怪异的败亡之兆：“（霍光妻）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儿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鸮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来捕禹，举家忧愁。”[2]很明显，“术数之学”与谶纬迷信的结合进一步增加了《汉书》人物传记的非理性色彩。

四、“术数之学”与《汉书》的宿命论倾向

刘师培说：“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习之。”[13]史官文化的浸染，加上汉代“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使得班固在著《汉书》时，不得不探讨“天事”与“人事”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称赞《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14]。《汉书》继承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以人系事”的写作体例，这标志着班固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已经更多地倾向于对“人事”方面的思考与探究。但是，班固对于“人事”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在撰写《汉书》的过程中已经完全摆脱了“天命”等神秘思想的影响。《汉书》人物传记中所出现的相人、望气、卜筮、梦兆与星象等一系列“术数”描写，通过预言方式来暗示人物的前途命运，正是班固思想意识中潜在的“天命观”的直接反映。

班固相信“天命”的存在，但他又注意到了“人事”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这一点确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班固却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衡量“人事”积极与否的唯一标准，则又失之于偏颇。班固的这种认识，使得《汉书》的人物命运总是与其自身的品行操守密切相关。但是，个人品行操守的优劣，并不是决定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因素。《史记·伯夷列传》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5]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身下蚕室，使他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班固却一味地强调个人品行操守的重要性，以至于将其视为影响人物命运的唯一“人为”因素。班固的这一做法，在引导世人向善、维护汉王朝统治等方面，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削弱了他作为史学家应有的理性分析与批判意识。

班固在注重个人品行操守的同时，还将祖上“阴德”与人物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元后传》云：“（王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翁孺皆纵不诛。……翁孺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2]又云：“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徒，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2]王翁孺的后代果真出了贵女，孝元皇后王政君就是王翁孺的孙女。《淮南子·人间训》曰：“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16]班固相信祖上“阴德”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正是源自汉人“有阴德者，必有阳报”的思想观念。班固不仅对“天命”深信不疑，而且还宣扬祖上“阴德”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汉书》也因此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宿命论倾向。

总之，受汉代“术数之学”的影响，班固在人物传记中有意识通过相人、望气、梦兆等描写，以神秘预言的形式来暗示人物的命运结局，从而使得《汉书》在“实录”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一定的非理性色彩。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A].顾颉刚.古史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43.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彭铎.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7]列宁.论民族自决权[A].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8]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吕思勉.秦汉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10]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