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成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济南251000）

供给侧改革中“一带一路”支撑作用研究

张可成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济南251000）

一、“一带一路”与供给侧改革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从中央的战略意图来看，“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会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为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动力，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局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正在逐渐形成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带，为了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带领下的亚洲经济带，将与美国和欧盟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在经济版图中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也成为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首先就要在经济上做出成绩。“一带一路”的战略主要是为中国乃至亚洲量身定做的。亚洲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不再，并且在经济的话语权方面容易受到美国、欧洲国家的影响，亚洲整体经济的发展处于不稳定阶段。在亚洲范围内形成一个联合体，对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这是对强权政治体系和单极世界格局的一种强烈的改变欲望，同时也是为亚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手段。

“一带一路”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说是对外市场的继续扩大，而供给侧改革则是对内市场的协调。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直接相关的突出现象就是国民消费倾向中的海淘现象[1]。2015年，随着中国的海淘一族人数的增加，国家从宏观上已经发现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追溯近年海淘火爆的原因，从国家层面来说是由于国家政策对于市场的开放，对于进口有着扶持性的措施，优惠的政策促使中国的进口数字逐年增加。从消费者的层面看，网络信息的流动使得消费者内心的消费欲望亟须得到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消费者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从企业层面来说，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过于片面，过分注重生产的数量忽略了质量，山寨似乎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海淘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消费者对于国产产品存在期望，但企业本身的做法却未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积极性。购买国外的产品，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不是中国消费者崇洋媚外，而是某些国外产品的质量的确是中国制造所无法比拟的。中国制造业对外出口大部分也都是低附加值产品，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出口市场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亟待开发。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的出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中国的供给寻找发展机遇，而这一战略能够有效实施的前提是需要中国企业可以生产出满足国外市场要求的产品，这类产品同样也将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供给侧改革便是为开拓这种局面而生。当前中国市场的需求侧大于供给侧，因此需要为供给侧的发展开辟道路，来平衡中国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平衡[2]。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指向标。中国制造在世界中的标签之一就是山寨、抄袭、不注重保护知识产权。近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尤其是供给侧改革会极大地改善这种局面。举例来说，在音乐版权方面，国内音乐网站已经开始注重了歌曲版权的保护，并对部分歌曲实行收费制度，而这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当我们整个社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时，就要对此付出努力，并对要付出的成本有相应的心理预期。摆脱中国制造“山寨”的标签，需要政府、企业，甚至每一个国人为此努力。供给侧改革是政府为企业铺设的道路，政府为企业营造了这种氛围，也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并不缺少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缺少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将会为中国的企业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利益，也会促进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动力，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从国家倡导的产业政策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国家的政策支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我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表现，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国有企业的创新力有了和国际同行业顶尖企业竞争的资本时，中国消费者便不用再花费高额的费用去国外购买产品，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同时扩大了中国的消费市场[3]。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依靠自身的创新力，产品有创新才会有市场，在这方面，很多民营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如以华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企业，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等，在研发、创新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国有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的平均水平。由此我们说，在中国的市场中，国有企业必须站在科技创新研发的前沿，同时不能凭借自身垄断市场的地位谋求一身之私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创新。供给侧改革既是对产业行业调整的警示，更是对国有企业发展方向的提醒，我国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所有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共同进步。

“一带一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通畅的信息交流是共同进步的基础，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唯有相互分享有价值的信息，才能更好地共同发展。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产生实际的价值，“一带一路”将亚洲国家联系了起来，也同时构造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信息网，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会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4]。多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是必要的。从全球的经济来看，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想避免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被发达经济体所钳制，就要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发展话语权。从这个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是对世界现在不公正经济体系的一种反对，也是在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一带一路”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带一路”带来的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交流对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是前所未有的，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促进也将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拥有灿烂无比的传统文化，有迥异于西方思维的东方价值观体系，“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改革将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传播提供条件。文化产业也同样会带动更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软实力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经济的转型必将更加注重文化层面的建设，比如现在的韩国。韩国文化的输出为韩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日益加强，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其进步的地方。

供给侧分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方面，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论述这四个方面中“一带一路”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的支撑作用。

二、劳动力的支撑作用

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的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状态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向“中高速”下调，仍在延续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将继续释放出巨量需求，但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的供给制度，其动力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前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等优势，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转型以此来求得替代物;原来我国作为低起点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正需要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爬升[5]。近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同样出现了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加相反企业的利润率却在下降，消费者的消费资金上升，相反国家和企业的投资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略显疲软，旧态的经济结构已经显现出老态龙钟，而依托于互联网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结构正在迸发着勃勃生机。

人是社会生存的基本单位，国家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个人的发展。“一带一路”在劳动力层面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撑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6]。

一是在国家硬实力方面，即经济发展方面，“一带一路”促进市场的劳动力从低廉的单纯的劳动力向技术型、专业型、知识型人才转变。许多国家的成长就已经印证了这个趋势的正确性。专业型技术型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基础教育和专业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实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前期的举措为今天的人才积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每一代人的价值取向都不同，尤其是当代的青年，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自己的价值，再加上社会形成的压力，出现了晚婚晚育的现象，这加剧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在劳动力不足且平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正在逐渐刺激中国国内人才向更高层次的培养迈进。“一带一路”同样促进了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新一批的大学生普遍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期，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大学生普遍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意义，加之互联网信息的传递，大学生正在向着创新型人才的方向努力。大学教育也正在反省自己，而“一带一路”将是大学教育自我调整的机会之一。此外，从企业方面来说，人才的积累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战略中，各国之间人才的碰撞会使中国企业内部人才更加追求进步，同时会获得不一样的竞争压力，为企业效益的提高贡献更大的力量。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来人才的包容性将逐渐加大，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内人才的压制，这种人才相互融合的现象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在生存的压力下，将会刺激各类人才向更高层次去发展，并且这种融合是两者甚至多者之间的，并不代表外国人才会在短时间内暴涨，中国人才也在向其他国家进行输出，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交流融合，人才资源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利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和我国13亿人口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势必要逐步在全球化与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结构[7]。

二是“一带一路”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化方面。经济是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外在实力的象征，而文化则是软实力。笔者认为虽然硬实力的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但软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能否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文化的推动性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一定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在人才培养方面，当前的文化工作者的选拔条件相对科研人员的选拔门槛较低，但随着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对于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其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样要求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品质，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在文化市场的管理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体系，因为文化不像市场经济，可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调控。文化的传播更多的是以分散区域为个体的各自发展，具有较强不确定性。举例来说，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增长同样带动了文化市场中电影市场的发展。从2013年的《泰囧》票房破10亿元人民币到2016年的《美人鱼》票房破30亿元人民币可以得出结论，电影市场的发展潜力是无法估量的。电影市场的调查虽可以依托大数据的分析和相关研究人员的推断，却只是在微观的层面上，因为电影市场的发展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因素。2015年比较火爆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大圣归来》起初的排片量和观影人数都不高，因为投资方没有更多的资金对其进行宣传，但观众通过这部影片看到了中国动画片的希望和一种对于中国动画电影的情怀，正是基于这些偶然的因素，许多人借助网络的力量自发对其进行宣传，使得这部口碑爆棚的佳片没有埋没在众多的商业大片中。从《大圣归来》成功的经验来看，电影市场是不缺少观众的。中国人口的基数足以撑起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并且文化消费品是可以开拓出更多的发展方向，我国电影市场的周边还没有做到市场有序化，但是其在未来市场中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当然，电影只是中国众多文化层面的一小部分，且不说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电影工作者，可以将我们的作品像美国好莱坞一样打入海外市场获取盈利，那种盈利也将是不可预估的。中国的文化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对于文化层面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更光明的未来。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对其进行传承。成功打入海外市场的例子，郭德纲与德云社就是一个。虽然德云社在海外的观众定位还是海外的华人，但是从德云社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了解到文化要具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并且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同，那么文化的发展之路才会顺畅。在未来，才会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吸引力是极高的。现今欧美等国家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兴趣，它们意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一个经济体存在巨大的潜力，学习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文化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就像是20世纪90年代乃至现在在中国都流行着留学热，我们向往去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和文化底蕴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呢？或许，来中国移民也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的基础建设虽然仍需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但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国家将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和每个公民在为此而努力奋斗着，我们需要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将会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因为对外的交流频繁了，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会打入国外市场，对于文艺工作者是一种鼓励和督促。在与各国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同样可以学习到其优秀的成果并应用在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与中国在古代就有着密切关联，这种文化的大纵深、宽领域的交流背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与其他国家文化的比较也同样起到参考和研究价值。当“一带一路”范围内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发展呈现趋同的时候，就可以联合各个国家进行共同的探讨，探讨“一带一路”经济带整体软实力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8]。

三、土地的支撑作用

我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筑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镇化主题的应有意义，却由于现行土地的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在土地资源方面，存在着供求关系严重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粗放与低效使用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个名词“鬼城”。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鬼城”是指资源枯竭并被废弃的城市，属于地理学名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这些新城新区因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夜晚漆黑一片，被形象地称为“鬼城”。2013年，我国“鬼城”现象蔓延，除了此前广泛报道的昆明、营口等城市外，江苏常州、河南鹤壁和湖北十堰，也开始出现鬼城的魅影。中国地域广阔，在许多城市规划建设中，未能把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规划好，有些官员一味注重自己的政绩，忘记了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利的根本宗旨，因此出现了普通人买不起、富人买了不住、周边的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没有相关产业的发展、无法吸引人口居住，从而形成一种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9]。除了“鬼城”，中国的土地制度还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一个去库存的关键时刻，近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仿佛一颗悬于中国经济上空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当然这仅仅是商品房待售面积，并未包括尚未开工的企业用地面积与在建商品房面积，如果加上这两个面积，恐怕数据会更骇人听闻，形势会更严峻。但遗憾的是，2015年年底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在不限购的地区降低首套房与二套房首付、降低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对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的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等政策依然是遵循了老一套的需求端刺激思路，并无任何新意，旨在通过继续加杠杆方式拉动房地产行业消化需求，而未涉及供给端改革。中国政府正在就如何合理利用土地等问题而做着努力。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实行，将会对中国土地产生两方面的支撑作用，一是国内、外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二是对于中国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出现对中国的房地产来说是一次新的机遇。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理当承担起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一种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的资源共享和经济文化的融合。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生活创业，鼓励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这种双向的人口流通会带动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对国内的房地产来说，形势虽不容乐观，但供给侧改革就像是一剂良药，会缓慢地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起到调节作用。对于目前的房地产行业来说，供给侧改革除了收紧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供给、增大一线城市土地供给外，最当紧的就是取消已实行20余年的商品房预售制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当前的房地产行业与1990年代的房地产行业相比已经今非昔比：一方面是房企实力逐渐增强，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15年我国房地产行业销售达到百亿的房企共104家，销售总额共计3.5万亿元，市场份额已超40%，其中销售额达千亿的房企已有7家；另一方面则是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缺陷进一步暴露[10]。由于消费者购买的是期房，购买时不知自己购买房子的品质，在交房后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房与当初销售时的宣传不符。轻则小区绿化面积率不足、停车位不够，重则房屋质量存在问题，诸如隔音不好、层高不足、交付的房屋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环保不达标、精装修不达标、承诺学校迟迟未建等都是近年消费者投诉商品房问题的热点。再有就是在很多城市，由于开发商前期手续不全、未缴纳此前代收的契税和公共维修基金、项目建设中抵押土地或项目融资等问题，消费者在入住多年后房产证都无法办理等现象也屡有发生。而消费者投诉又面临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等诸多难点。针对当前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各地均出台了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对开发商收取的预售款进行监管，防止开发商挪用。但这仅是对预售制度的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缺陷。因此，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才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落实国家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发展较好速度较快的，但过快的速度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环保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秉持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就只有一个，再高的经济效益也挽救不了被破坏的环境，因此在土地合理利用方面，中国有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递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在经济方面相互促进的同时，一定要掌握好节奏和发展规律，要做到对环境的尊重。

四、资本市场的支撑作用

1963—1982年联邦德国在增速换挡后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和产业结构两大问题。为应对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联邦德国政府将经济政策转向供给侧，采取了六个方面的行动：整顿财政、削减社会福利、压缩政府开支；实施减税；帮助企业控制劳动力、能耗等成本增长；推进联邦资产的私有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收缩部门”和“停滞部门”进行“有秩序的适应”，对有战略需求的部门进行“有目的的保存”，对新兴产业进行有远见的塑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保证币值稳定。联邦德国的供给侧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我们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效借鉴。中国更加应该有信心的是供给侧改革还有“一带一路”这个宏大的经济战略对供给侧改革在资本上提供强大的支撑作用。

2009年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带来的产能严重过剩，2014年以来消费低迷、内需不足、庞大的外汇储备、压抑的世界经济大环境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对沿线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各国提供各自有利资源，达到取长补短、最终互惠互利的效果。但综观沿线各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而中国有过剩的钢铁、外汇、技术等，可以有效解决沿线国家的基建问题。因而“一带一路”的发展必定有利于中国对外商品的输出，消化产能、利好经济，同时也为国内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赢得了时间。“一带一路”北线之所以一直延伸到欧洲，是与中美欧的关系格局有很大关系，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是聚集地，这也是欧洲大国清醒认识的一点。在此基础上中欧会加强资本合作，有效抵御美元霸权带来的经济风险。南线从珠江三角洲起，西至印度、非洲，这些都是中国低端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市场，而且这条路存在已经很久，在珠江三角洲从事外贸的常住非洲人是全国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所以具有先天的优势。中线则将北线南线相接，形成一个闭合的贸易圈，这必将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这一大经济圈圈住的国家，如果考虑到邻近可以辐射到的国家，几乎占据了整个欧亚非大陆，整体力量不容小觑[11]。

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中国又牵头成立了亚投行。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字面上的意义显而易见，是为了加强各参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由于投资面广、选择多、时限长，因而可以有效减少亚洲资本的外流，减小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各国金融市场稳定。再深入来看，从策划者加主导者中国的角度来讲，人民币近年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的建立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打通了道路，将来经济圈的形成更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民币施展的舞台。所以“一带一路”对世界货币体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国际政治格局上来讲，“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互帮互助联合体。亚投行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合作伙伴，有利于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地区的和平。在亚投行的股权结构中，亚洲国家占75%，其他国家占25%。亚洲国家的股权按照GDP来划分，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占5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因为经济实力强大了就要争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话语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亚投行中国占主导的地位，预测亚投行在可见的未来会给出比亚洲银行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简单来说“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结合为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提供了资本动力，而这种资本动力为国内的供给侧改革的正常推动又提供支撑作用，进一步树立中国的世界大国形象[12]。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提出之后，建立了亚投行，希望以此为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同时为中国企业谋求国外市场。企业在国外有市场，国内居民的工作就有保障，在宏观上也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短期来看，中国投向落后国家的资金难以在短期之内收回成本，但是这项决定是具有一定长期的经济效益的。举例来说，某个国家有一座金矿，但是缺乏开采金矿的工具和先进的技术，中国充当的角色就是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提供其所需要的工具和先进技术，在开采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和时间，但是金矿进入盈利阶段之后，中国是可以分享收益的。现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投资，主要是用于该国或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它们建设工厂、铺设道路，将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售给它们。这个投资的过程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自身对于企业创新性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当基础设施建设好之后，中国可以从投资地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从经济层面来说对双方都有好处。

“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撑作用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经济利益要数年以后才能兑现的话，那么政治层面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多数技持中国的立场，这是利益的取向也是道义的所在。当今世界仍然是美国一家独霸的时代，美国通过美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建立起了一个单极世界，美国处理国际的方式是霸权主义。当今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本质上是一种霸权秩序。“一带一路”是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种瓦解单极世界的可能。

五、创新层面的支撑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曾长期强调“需求管理”，即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刺激效果甚微，经济决策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参透了需求不足的表象，洞悉了供需错配的实质，并逐渐意识到：优化配置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生产要素，提高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一带一路”对供给侧改革在创新层面上的支撑主要分为两个，即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来谈一下“一带一路”如何支撑这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全球的消费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原先的衣食住行转向信息、娱乐、医疗消费。这些领域都是科技创新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拥抱技术创新的今天，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会给一个企业带来增长，但不一定会给经济体量带来增长。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理解经济活动和经济价值的方法。未来的市场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并存的经济市场，互联网的创新将会具有更强大的活力。相比于实体企业的创新能力，互联网依靠其本身的特点，其创新力也必将是巨大的迅速的，找准时机就要抢占市场。而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一部分也要依托于互联网而生存。

“一带一路”对互联网技术创新是一个强大的助推器。“一带一路”中国是核心的国家，相比于其他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中国的创新性仍待增强，但这种使命感会使得国家对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创新更加重视，只有完善法律与制度的支持，才能为互联网的革新创造良好的氛围。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相结合发展是趋势。其中移动互联网在其中会起到一个重要的承接作用。现在许多大型企业和小型创业机构都采用了O2O的营销模式，将实体业与互联网融合。通过这种O2O方式，品牌商打造了一个线下促销、线上互动的闭环营销体系，实现了品牌商和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从而真正能将用户留存下来，并持续激活。传统方式下，产品销售出去后，品牌商和消费者的关系就结束了，消费者的价值也立即丧失；而借助移动互联网，产品销售出去后，一段新的关系才刚刚开始，通过对用户关系的管理，品牌商能持续地获取价值。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消费品品牌商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如果说PC互联网比拼的是线上能力的话，移动互联网比拼的则是线上线下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在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线下的资源显得更加重要。而消费品品牌商最大的优势就是线下产品和渠道的覆盖，这使得线下有可能成为新的流量入口。互联网创新的大幕已经拉开，未来将不再有互联网和传统企业之分，大部分的传统企业都必将互联网化。

二是文化创新。除了技术的创新，“一带一路”还会对文化创新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相比于经济技术方面的影响力，文化本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却时时刻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生活中的神奇之物。

一方面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产品与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有些部分要进行创新。比如中国传统戏剧，其实许多动作代表的是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剧变，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原先的桥段完全无法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体现。以京剧为例，唱腔也并非普通话，许多年轻人还需要提词器才能听懂唱的什么。这就说明这种形式已不适应现代的生活。看看有些老艺术形式由于在艺术表达形式、内容创作上与时代脱节，艺术影响力往往在凋零，越来越难吸引到年轻的观众。这就是需要艺术创新更多地参与其中，否则各种戏剧形式就真的成了文化化石，而不是文化产品。文化，首先需要给它一个认识，只存在文化形态的不同、存在文化的多样性，不存在文化上的高低贵贱，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是维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关键，这应该成为基本共识。社会在进步、信息在交流，好的东西、适合时代的东西自然会流传下去，不适合的自然会淘汰，时间是最好的工具。

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我们要用谦虚的态度去汲取它们的精华，为今后文化市场的扩展奠定基础。我们仍以文化产业分支的电影产业为例。好莱坞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外，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最早是由摄影师寻找外景地时发现的，大约在20世纪初，这里便吸引了许多拍摄者，而后是一些为了逃避专利公司控制的小公司和独立制片商们纷纷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电影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格里菲斯和卓别林等一批电影大师为美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名誉，华尔街的大财团开始注资电影业，好莱坞电影城由此迅速形成并兴起。电影产业恰恰适应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电影也进一步纳入经济机制，成为谋取利润的一部分，资本的雄厚、影片产量的增多，保证了美国电影市场在世界上的倾销。洛杉矶郊外的小村庄最终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影城，好莱坞也在无形中成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好莱坞是美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好莱坞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强大的市场作为支撑。文化输出是一种可以持续提高经济发展的方式，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以文化产品的方式输出到各个地区的时候，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任何外力不能阻挡的。

总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文化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人才的培养。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创新将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

六、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有融合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会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巨大的支撑。实施供给侧改革，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中国未来的经济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将会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此来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为世界的和平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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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凌澜

2016-02-20

张可成，男，山东泰安人，山东女子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