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浙江舟山　316022)



“我应该”—“我愿意”—“我是”：鲁迅精神转变轨迹

王燕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浙江舟山316022)

摘要：尼采以骆驼、狮子和孩童三种变形分别对应“我应该”“我愿意”“我是”，阐释了精神自被动承受到主动创造的三级跳。纵观鲁迅的一生，也可以看出从“我应该”的律令遵从，到进入“我愿意”的自由选择，最后到“我是”的自我肯定的精神轨迹，呈现出这一精神界战士追寻自我的艰难旅程和复杂内蕴，同时在其写作中也留下了浓重的转变痕迹，从听将领到听从内心，从预设的广大读者到为自己写作，可以看出鲁迅精神逐渐冲破束缚走向自由创造的历程。

关键词：鲁迅；精神；我应该；我愿意；我是；转变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就谈到精神的三种变形，分别以骆驼、狮子和孩童作为象征。骆驼负重，顺服，代表着“我应该”；狮子在沙漠里称王，创造自由和一个神圣的否定以对抗义务，代表着“我愿意”；孩童，则是“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1]，“唯有在世界孩童那里，我‘愿意’才能成为我‘是’”[2]。从“我应该”到“我愿意”再到“我是”，是精神的三级跳，也是剥落束缚、进入纯粹自我的质变。“我是”，不但化解了个体对外部律令的被动承受，而且消除了“我愿意”选择背后暗含的不自由，真正降落于自我。生命和死亡，彷徨和呐喊，充实和空虚，喜悦和痛苦，都成为“我是”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三种精神在鲁迅身上有着奇妙的对应，他终身负着更新国民性的责任，然而经由“须听将令的了”到勇敢地采取一种沙漠式的生存姿态，他的狮子精神获得爆发。然而，在鲁迅的生命中，最为关键的是“我是”的取得：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3]4-5。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4]341。

鲁迅最辉煌的时刻便是对自我灵魂的肯定。以“我应该”—“我愿意”—“我是”来透视鲁迅的精神轨迹，可以看出这一精神界战士追寻自我的艰难旅程和复杂内蕴，同时在其写作中留下的转变痕迹。

一、历史重负下的“我应该”

鲁迅形容自己18岁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自此，走上了一条寻找自己以至立人之路。1902年，22岁的鲁迅到日本留学，在这块直接承接欧风美雨浸润的土地上，鲁迅的思维更加自由起来。随着接触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个人主义开始成为主导思想扎根在鲁迅的内心。他和周作人几乎都嗅到了这种人类精神变革的新气息。他将这种精神的变革视为拯救中国的首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57。从而积极策划刊物，取名《新生》，又在1907 - 1908年连着写下《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一系列振聋发聩之作，1909年编译《域外小说集》两册，其主导思想就是倡导争天抗俗的独立个性。但是，《新生》在出版之期就宣告流产，内部成员已经溃散。他倾注心血翻译的作品，售出去很少，几乎都是自费，这给鲁迅很大的打击。回国后，他又全力投入辛亥革命，起初的热情最终又被旧势力所排斥。对这一连串的打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其反省为：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使他产生“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感，此时，意志尚未能够与之抗衡，更未能将寂寞纳入自我生命体系，只能寓于S会所以“钞古碑”来打发自己。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4]440。

从18岁离开家乡至38岁发表《狂人日记》之间，本该是最为辉煌的青春岁月，鲁迅却以“逃”字开始，又以寂寞作结。寂寞之重，我们几乎能嗅到一股自杀的气息：“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4]440。生命的冲动和自觉在受挫后无限收缩。如果我们反省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鲁迅在不由自主地经历着高峰和低谷，还无力掌控自己不受影响。他的沉寂和冷眼，是一种无奈的自我退缩，一种得不到他人回应的自我怀疑。实际上，在曾经乐观地自我确认中，盘踞着一个“我应该”的重负。无论办刊物，做翻译，还是参加辛亥革命，他的潜意识里是“我应该”被接受，“我应该”能改变现状。被“不应该”到来的事实击垮的鲁迅，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应该”沉寂了，以麻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可以说，前期的鲁迅在“我应该”的帷幕下进行着虽是昂奋却容易受挫的自我建立工作，结局的成败束缚着他，这时的他还是一个在痛苦中背负巨石上山、又在绝望中看着石头滚落的西西弗。当一种更新国民的责任仍以大众化的方式显现，还没有转换成我的独特表达，还不具备在时间中善于等待、独自品尝寂寞的余裕，便容易产生“我应该”的念头。

这种“我应该”的发展高潮就是铁屋子事件。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441。

不难看到，鲁迅持抱的是“我应该”不把他们惊醒的思想。有太强的外在律令束缚着他——铁屋子打不破的事实以及人们临终的痛苦。此时的鲁迅尚未具备一种自由：凝视死亡甚或失败的自由，或者大嚷的自由。

我们发现，金心异的回答也难逃脱世俗的轨迹：维系在希望中。诚然人们的行为都潜意识地预约着希望，这经不起一句问：如果结局是失败，是难以预见的茫然，那还做吗？你敢肯定行为本身的价值吗？这就是涉及到“我是”。那时，鲁迅还未进入到“我是”的自由。

答应出山以后，鲁迅为《新青年》撰稿，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在这篇对封建吃人制度进行前所未有冲击的作品中，其深处实际上潜隐着对个体沦丧的隐忧：狂人叹息难见真的人，包括自己也吃过人。这种叹息包含着鲁迅深感自身难以挣脱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绝望，不能不背起历史的黑暗闸门。

这种“我应该”的发展极致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情感规避。

在与许广平的恋爱中，时时能听到这种“我应该”的言辞。对鲁迅始终背负着封建伦理、不敢跨出一步的做法，许广平一针见血地点醒他：

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5]

句句都是“我是”的炽热呐喊，如同向“我应该”进行彻底讨伐的檄文。鲁迅终于凭借这股年轻的力量，赋予自己挣脱历史枷锁的勇气。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是挣脱“我应该”转向“我愿意”的一个转折。

二、摆脱集体行动后的“我愿意”

我们看到，这种“我应该”的重负留在写作上的痕迹，便是鲁迅的写作还没和自己取得一致。呐喊时期，鲁迅承认自己“须听将令”，“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这在本性上有违其深刻的怀疑性和洞察力。虽然他承认那时是自愿的，但这种愿意仍然听从“我应该”的命令，实际上仍是“我应该”的变异。最大的一点就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这正与其一贯不爱做梦的本性构成矛盾，而所采取的笔调也带有某种修饰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木山英雄认为其“‘呐喊’存在着与思想解放时期的启蒙论调相妥协的诸多成分”。此时，“要把自己的此刻现在的一切抛出来化为文章的自由，都受到来自内外两重因素的阻碍”[6]7。1924年，《新青年》的低落，朋友的风流云散，社会的重又黑暗，使鲁迅的内心经过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楚，但也为他摆脱集体的行动、将自己置于“沙漠”提供了内心转换的空间，由于什么都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意志无羁而独立，反而取得了独步天涯的潇洒，随意歌哭，“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在这时才真正完成“我应该”到“我愿意”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并非叛逆精神的突然涌现，而是建立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如果说，《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对前驱者怀有同情，对青年心存敬畏，对革命的怀疑和批判只容纳在自身，那么，三·一八事件后，他对青年的失望几乎吞没了他的精神信仰，南下广东时，对革命的失望感便突破自身压制，遂由同情变成冷峻的反思，批判的力量获得彻底释放。他自觉变成了一个自由审视社会的边缘人，一个敢于挑战权威话语的独战者。这时，鲁迅才彻底展现毒眼和毒耳，将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失望统统表达出来，甚至可以毫无惧惮地斥责左联里的一些将领是“革命的工头”。这种自由获得之后，不论写什么，也不论标示什么题目，均为自成一体的鲁迅式文章。

然而“我愿意”的潜台词亦包含着“你能做你所想的，但在你生命的每一既定的时刻，你只能想要一确定的东西，而决不能是别的什么。”[7]137这便是所谓自由选择后面隐含的不自由（盲点）。这个不自由的最大后果便是怀疑、空虚。

鲁迅反思这种“我愿意”是深刻的。《孤独者》中，他借魏连役之口探讨“我愿意”的危机：

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孤独者的“我愿意”是建立在心爱之人和所为之事上的，当这些存在的时候，我愿意付出一切，一旦不存在，便失重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自我因为外在支撑（希望）的消失而沦丧，这是令人反思的。鲁迅不能不克服“我愿意”背后的不自觉和不自由。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

他看到，当希望存在的时候，血腥的歌声是容易的，而一旦丧失了希望，歌声就空虚了，这样，想要重新取得行动的力量，就必须放下希望的盾，以自身存在作为武器，肉搏暗夜。

三、注目于自我根据的“我是”

《彷徨》一书正描述了这种生命挣扎。吕纬甫从意气奋发到随随便便，是因为始终没有认识“我是”，那个拔胡须的我和送绢花的我到底有何优劣，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他却认定了后者是无聊，终于操起子曰，输给了无聊。涓生也如此，他循着“我愿意”的轨迹，以为追求真相便能获得自我，却遭遇了空虚和悔恨。这样要突破“我愿意”，就必须成为“我是”，以摆脱“我愿意”的预设性和指令性：

一个自由的意志可能是这样一种意志，它不是由理由（因为每一个决定他物的东西必然是一个理由，在现实的事物中必然是一个现实的理由，即原因），不是由任何东西所决定的；它的单个的表现（意志动作）因此从本原来讲就完完全全是产生于它自己的，而并不是由事先的条件所必然造成的，因此也就是不是由任何东西，按照什么规则所能决定的[7]120。

自由意志源于自身，超越了生与死，成功和失败，虚空和实在，欢喜和痛苦的界限，只注目生命本身的律动，寻找自我的根据。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明显透出对“我是”的向往：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生时为生命的昂扬而欣然，死时为熊熊燃烧、不留痕迹而欣然。生与死因为“我是”而融为一体，成为一场生命的舞蹈。同样在过客身上，由他自己接续了生与死、彷徨与空虚的界限，在茫然夜色中跃动。然而，“我是”并不意味着对悲观情绪的刻意扑灭，而是取得剖析自己的勇气和言说的自由。鲁迅在《野草》中集束地表露此时的自己是彷徨、空虚、寂寞，但“看似软弱，实则刚强”，他不会再因外界的律令而放弃自我言说。这样，我们可以在《野草》的许多具有生命悲感的意象中，在不屈的抗争和失败结局的断裂处，找到一个结实的扭结——自我。从那产生无穷的生命动力。如果说，“我应该”和“我愿意”的背后都隐藏着对自我和他者的期许，空虚和绝望会随着期许的落空而降临，“我是”则坦然正视了随时会降临于行动的空虚和绝望，牢牢抓住自我这个绳索，使自己能凭“虚”而立。更进一步，空虚有时甚至意味着以绝对残酷的真实，凝视并进入自我，此时，空虚化为“我是”。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求乞》）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影的告别》）

可见，鲁迅的“我是”并非对自我的直线型肯定，而是在冷酷的谛观中无限地接近自己，无论是痛苦的自我搏斗，还是颤栗的心灵探寻，都承载着力图自我去蔽的决心；而且这样的“我是”是意识到自身黑暗后决意独自行走荆棘路的自我试验。因此，这是一种承认了绝望，又反抗绝望的“我是”。

这个自我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运动，过客便是我“是”最伟大的告白，他以自我的实在穿越茫茫的来路和去路。自身便是出发点，是存在的意义，是创造的主体。

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重置，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意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4]55。

因为我“是”的肯定，我们便可以听到这样坚定的心声：“我自爱我的野草”“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野草，枣树，朔方的雪，影子，充满悲剧感，却是欢欣地存在，他们如此领悟了“我是”，具备了成为自我的坚定意志，获得了对自我本相、现实处境、行动方式和结局的负载能力：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是我自己负责[3]54。

当鲁迅开始以一个独行者、独战者、独异者的身份立足于世，其言说的方式也大大改变了，具有了冲击世界的极大勇气。这时，他的写作才具有本体意义，与他的生命感觉和生存姿态取得了一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3]3。

无论对杂文的爱好，还是对粗糙灵魂的接纳，都证明鲁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表述方式和参与社会的方式，也学会了超越希望和绝望的从容前行，鲁迅的“我是”得到确立。临死之前，他感觉自己和远处的一切连在一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8]自我无限敞开，无限接纳，“我是”提挈着自我跃出一己之囿，成为能包容一切的生命体。

四、预设读者和写作姿态的转变

从“我应该”到“我是”，鲁迅预设的理想读者（或者称之为写作的外向性转到内向性）也在发生改变。日本留学时期，他认为改变国人的精神，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文艺运动作为社会化运动，其运转方式带有模式化、群体化的倾向，对大众充满诉求。此时的鲁迅尚未敢成为一颗独自运转的星球。无论是《摩罗诗力说》还是循循善诱的《我们怎么样作父亲》，预设的读者是大众的，带有启蒙化倾向。这种预设性不得不面临失败，正如他后来所认识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3]477。这样，预设的读者不得不发生变化，写作的姿态也随之改变。他多次说“据说公理被他们拿走了，我现在一无所有”，鲁迅显然主动放弃了所谓的大众认同，独立“沙漠”，读者预设转变成内心的“释愤抒怀”，《野草》他已明确认定是写给自己的。他不再长篇大论、四平八稳的说理，呈现出一种恣意、刻毒的风格。他说，如果有一天，“全露出我的血肉来，……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4]300，也是他真的读者。他的杂文也好，硬译也好，都潜在地愿意献给自己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的读者”[9]213，“能和自己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9]592-593。如果说，十年的沉默（钞古碑）是出自强烈的自我压抑，那么，当他学会了沙漠式的生存，这种沉默便成了某种自由的象征——完成了沉默和言说的自由转换，说与不说都出自本心，而非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喝令。他在《答有恒先生》对沉默原因的解释，让我们看到并非他不再关照国民，而只是学会了等待，不再寻求急切的认同和呼应。一旦隐藏的读者不再是大众，而是拥有相同精神追求的人，甚至只是自己，我们便看到，独战者、那个战士、过客等等都不是对大众的召唤，只是对自己和具有同样精神追求的人的召唤和期许。这样，无论生命轨迹，还是写作姿态，都具备了内倾性的自由，他的高难度思想，勇于宣战的姿态，他的独特表达，才得以自由展开，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至此，外界的一切看法和诉求全部脱落，不再左右他。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坟》和《呐喊》时期的鲁迅是昂奋的，天性中的个体敏感性和西方思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一拍即合，使其将自我理想映射于他者，期待他者的觉醒，也愿意采用大众化的斗争方式赢得大众，但这种热烈不经意地潜伏着因某种天真和热情带来的脆弱性，经不起打击，无力摆脱空虚、寂寞的冲击，自身是悬置未定的。《彷徨》时期，是鲁迅个人化写作风格形成时期，完全脱离任何集体化和潮流写作的束缚，无论他的笔法和视角都自成一体。而这一时期的孤独、背叛、打压、伤害、诽谤，绝望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从“我应该”到“我愿意”再到“我是”并非自然羽化的过程，而是伴随着与他物的强烈对峙和激烈冲突。

当然，这种划分还是粗糙的，其中，“我应该”、“我愿意”和“我是”常常呈纠缠状态，并非在时间上呈直线似的变化，鲁迅的自我怀疑就是模糊这种分界的首要因素。但是，从“我应该”的律令遵从，到进入“我愿意”的自由选择，最后到“我是”的自我肯定却是鲁迅一生成为自我的总体轨迹。正如木山英雄所说“虽说在‘不可为’的认识转化为‘为之’处有鲁迅的根本精神在，但对于其间所继续的沉重怀疑之积淀不能轻易看过。……就是说，最为执著于前行的鲁迅在自己的内部培育了最为执著的怀疑，进而言之，这种怀疑的凝结甚至又继而成为促使他前行的根据”[6]55。

参考文献

[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3.

[2]洛维特.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M].田立年,吴增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2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21-122.

[6]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M].赵京华,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叔本华.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M].陈静,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8]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编辑：刘慧青)

Lu Xun’s Spiritual Trajectory:the Shift from“I Should”to“I Do”and“I Am”

WANG Yan (Editorial Department,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China316022)

Abstract:With deformation of camels,lions and children to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e spirit of“I should”,“I do”,and“I am”,Nietzsche illustrates the triple jump of spirit from passive suffering to active creation.A general survey of Lu Xun’s life reveals that he underwent the spirit trajectory from the imperative compliance of“I should”,to the free choice of“I do”,and finally to the self-approval of“I am”.The trajectory presents the hard journey Lu Xun took as a spiritual fighter when he was pursuing self and its complex connotation.Meanwhile,the trajectory has an impact on his writing.Lu Xu changed from wring for others to writing for his own heart,from writing for default readers to writing for himself.It can be found that Lu Xun gradually broke the spiritual bondage and reached the freedom to create.

Key words:Lu Xun; Spirit; I Should; I Do; I Am; Shift

作者简介：王燕(1980- )，女，浙江舟山人，编辑，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4-01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6.02.013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6)02-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