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我们既无法目睹过去，也无法目睹未来，当下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伟大的诗人总是能将当下转换为一种面向永恒的努力

初唐诗歌是与新王朝相称的，围绕在唐太宗周围的台阁馆臣，只能写那种歌功颂德的应制奉和诗，宏丽雅正而心灵贫乏。到了武后朝，把持诗坛的仍是京城一群宫廷诗人，近体诗的形式技巧在他们手上更加成熟，讲究对偶声韵，绮错婉媚。只要看上官婉儿评选应制佳作，沈期的结句是“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宋之问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结果宋以“犹涉健举”略胜沈一筹，我们便可知道，这批京城诗人连“积极犯罪的心情”（闻一多语）都没有了。

对于这些处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宫廷诗人来说，创立新的诗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唐代的诗歌革新注定要由远离京城的诗人发起，于是蜀人陈子昂来了，怀着不屑时尚的书生意气与叛逆心理。边远的蜀地自古就与中原文化不同，读书人崇尚的仍是战国时期的士风，任侠使气，平揖公侯。陈子昂少时便曾因击剑伤人，后来立志学百家纵横之术，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但他效命武后，却坎廪失职，那遭际也像是先秦士人的结局。

政治上的失败却是文学上的成功。陈子昂为当时诗坛指出的是一条革新之路，诗歌的灵魂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应当重新强调传统，革除齐、梁艳风，恢复“汉魏风骨”。

有意思的是，熟悉诗歌史的人都知道陈子昂的大名，但却很少有人会愿意去背诵他的38首《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