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

近代以来，启蒙运动似乎成为一个并不讨好的名词。从埃德蒙·伯克到托克维尔再到以赛亚·柏林，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人对启蒙运动进行过反思与批评，似乎认为那更多是固执狂热的法国政治文人标榜和崇尚革新、热衷于以抽象的普遍概念来构造未来社会的一场空想闹剧。

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彼得·盖伊在自己这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两卷巨著《启蒙时代》中，则承继了恩斯特·卡西勒《启蒙哲学》的基本精神，尝试揭去对启蒙运动的种种妖魔化标签以及对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的嘲笑，从比哲学史或观念史更开阔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出发，“设法既忠于历史的丰富性、微妙差异性和个人的特质，又忠于共性和完形”，重新探寻和梳理启蒙运动打破束缚、集体反叛的思想脉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全景式、整体性的图谱。

《启蒙时代》的上下两卷《现代异教的兴起》与《自由的科学》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认为启蒙哲人出于对古代的追慕（正题）发扬了古代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导致他们既排斥又保留了基督教的遗产，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锻造了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

正如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因为我知道如何爱，所以我知道如何恨。”只有在破坏性地批判之后，启蒙运动才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批判功能与生产功能结合起来，并且使两者直接地互相转化”（恩斯特·卡西勒语），重新开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