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道家思想考论

2016-03-06王晴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司马司马迁道家

王晴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00)

司马迁与道家思想考论

王晴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00)

因司马迁师承董仲舒、孔安国，其思想应以崇儒为主，但其父司马谈“习黄老之学”，司马迁自幼在父亲的教育下读书求知，再加上司马氏家族向上追溯至重黎氏，得其“世典周史”的出身，所以司马迁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历来众说纷纭。文章旨在考察司马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将从时代文化、家学渊源、个人性情三个方面来论述，以期全面地认识司马迁的思想轨迹，准确地把握在司马迁思想中具有道家内涵的某些重要的方面，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拓宽相关的研究领域。

司马迁；道家思想；司马氏；实录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与汉武帝君臣相知，武帝后期社会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引导了社会由乱而治的过度，严峻的社会形势又在召唤着道家的“无为”而治。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得道家朴素辩证法之沾溉，他以这样的方法看到了鼎盛时期衰败的征兆，及时预测了当代政治的危机。司马迁的思想中有明显的道家倾向，不论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还是师承家学的濡染，抑或是个人际遇的选择，我们通过分析这些能够影响司马迁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几个方面，来考证司马迁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一、时代文化

西汉王朝历经高、惠、文、景四代皇帝的治理，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日臻成熟。稳定的政局，繁荣的经济，给汉武帝时期营造了一个貌似太平合乐、繁荣富足的盛景。范文澜先生指出：“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1](P39)但应该看到的是，汉朝江山已经固守六十余载，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但“四夷未宾，制度多缺”(班固《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再加上武帝好大喜功，不断加强的专制主义制度，不断地造功兴业，经济上实行盐铁官卖，经营权由国家垄断，以均输平淮的名义向商人征收财产税，政治上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文化上，把儒家思想推上制高点，用它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傀儡，宣扬其封建统治下政策的权威性。百姓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发展生产的目标与社会承受能力严重不符。

时间倒退回汉朝开国之初，汉高帝继位，因着秦二世暴政之遗绪犹存，各位仁人志士纷纷思索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原因。贾谊的《过秦论》言简意赅，总结精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朝廷内外都以秦灭亡的惨败教训为戒，陆贾就曾总结道：“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而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上承秦弊，汉王朝须做到轻徭薄赋，精兵简政才能巩固政权，刘邦对这样的治国方针深以为意，从而在汉初实行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养身保身”的道家思想刚好给了秦末战后疮痍的社会一剂良药。孝惠帝和高后均实行这一治国理念，“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使得“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文景之治的升平，已经埋伏着阶级对立的矛盾，所以，蓬勃辉煌的汉武帝时代，到了后期便出现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武帝的专制虽不及始皇之厉，但从《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管窥此时的社会危机。武帝时期的国库亏空、民生凋敝的现状与黄老统治下的汉初形成鲜明对比，虽望有一番作为的缙绅之士面对社会现实，反而怀念黄老之治。刘蔚华先生认为：“黄老学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拨乱反正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每当中国面临这种状态时，这种模式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再现。所以，黄老学的存在能够引导社会由乱而治的过渡。”[2]黄老学的主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统治阶级对百姓的剥削，从而使百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个体的积极作用，从而奠定社会优良生产的土壤。

老子讲“君人南面之术”，他的思想大部分应用在政治理论之中，“无为”便是老子的政治社会理论，老子的哲学是治世之哲学，所以“老子的辩证法并非对自然的认识而是生活的智慧”[3](P8)。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等一派学者认为，《老子》成书的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老子也是战国时期的人。《老子》书中所表达的对统治者的责难，对政治压迫的反抗，对剥削者的憎恨，并主张民自化，将百姓的力量突显出来，这就表现了一种反抗压迫、向往自由的精神追求。

除了司马迁以外，两汉时期刘向、班固、荀悦等一大批史学家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追溯史官发展的源头，老子就曾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史官，他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这一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天道自然的思想观念，因史官本就是由巫祝分化而来，其职责就在于探求天道的奥秘，以及沟通天人关系。所以，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自然观，以及后期的庄子之学强调的“法天贵真”等思想都备受后世史家的推崇。班固的《汉书》多处称引道家学说，贾谊将《庄子》视为于困境中解脱的良药，倡导宽松的政策，贵约尚俭的风气，他是自觉走向庄子的第一人。文子(老子的弟子)，从道家自然无为之道中寻求理政之术，并运用到治国救世之中。就连被后世奉为“儒宗”的董仲舒，其阴阳理论也与道家学说多有相通之处。汉代史家所吸收的一些思想观念，貌似顶着儒家的帽子，实则与道家学说多有关联，两汉史学的发展得益于道家学说，它不仅体现在道家典籍为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而且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二、家学渊源

秦汉时期，人才的培养多来源于家学和师承，这是由于私学之盛。春秋时期兴起的私学，到了两汉已经有了压倒官学之势，私学给经学的传播提供最大的空间，而儒学以外的其它各家，能够留存下来也全赖私学。司马迁自幼在父亲司马谈的精心培养之下，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成长条件，“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他将“耕牧”和“苦读”都作为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的课业，所以“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自小在严格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确实为他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氏家族历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许多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自己的家世追溯到远古的帝颛顼时代，“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将自己的家世追溯至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典周史，这是以司马谈为代表的司马氏家族最引以为傲的事。其实，“司马氏之姓来源于西周宣王时一位辅佐王室中兴的将军，封于程，伯爵，名叫休甫，史称程伯休甫，做了掌军事的司马，其后自尊称司马氏”[4](P7)。程伯休甫、司马错都是名将，司马昌是秦主铁官，司马无泽是西汉主管商业和流通贸易的汉市长。在这些前辈的影响下，家庭濡染带给司马迁的影响，也有军事学、经济学的成分。司马氏家族自司马喜开始走向了文官之路，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为汉武帝时的太史令，自此司马氏家族的史官世家身份才真正得以实现，而司马谈将家族之源头追溯至重黎，因为“重为南正，古代天官，观星象，定历法。黎为北正，古代地官，执掌农事”[4](P7)，颛顼时期有重、黎二人分司天、地，那么追溯至此，也是为了表明其家族命承史官，由来已久，其史官家世，源远流长。

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吸取天文学家唐都，传《易》学者杨何和黄老学派黄子的思想之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以道家唯物论为主体的思想脉络。受到道家学说的教育和影响，认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墨、名、法予以批判，认为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表明司马谈的思想倾向是以道家为主，兼采百家之长。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自己“少负不羁之才”，由此看来“具有道家精神的父亲司马谈对儿子进行的是怎样一种自由开放的教育，‘顺乎自然’的道家精神渗入家庭教育，造就了一个‘不羁’的人才，而正是这种‘不羁’的品格，后来成为他人格和性格的中枢”[5](代序P2-3)。自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读书，受其思想的影响必然是潜移默化的。章太炎先生认为，老子之道，“司马迁父子得之为直笔”[6](P46)。司马迁确实传承了其父思想的诸多方面，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史官，论载历史的使命感流传在血脉之中，司马迁是司马氏家族论史的代表和巅峰，自然其思想中可以窥探整个司马氏家族的思想轨迹。顾颉刚先生曾在《司马谈作史》里指出，“《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曰司马谈。”可见，《史记》虽执笔于史公，但却可以视为包括司马喜、司马谈在内的先祖们兢兢业业守护史学的心血和结晶。所以，尽管史公作为“杰出的儒学传人”，《史记》笼罩的也是儒学的光环，但其家庭的濡染决定了司马迁的思想之中必然少不了道家学说的痕迹。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大多学者都将《论六家要旨》作为判断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思想主导倾向的依据，司马谈在《要旨》中“始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名目”，对其它五家的评价均是褒贬参半，唯独对道家肯定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未论及一句不足之处。一种观点认为，《要旨》中司马谈关于各家优劣短长的评价，大体上是比较客观而公允的，表现了他对历史求实的态度。所以，司马谈的思想主导倾向为何，《要旨》中的论述可以作为参考。而司马谈独崇道家，从而给司马迁的思想中注入了道家成分，这一点也是成立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单纯以《要旨》来判定司马谈和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欠妥的，陈桐生先生指出，这是由于没有仔细考察该文的写作时间，《论六家要旨》作于建元年间，而元光后司马谈的思想便“完成了由道而儒的转变”[7](P82)，所以，《论六家要旨》并不能完全反应司马谈的学术思想。那么，据笔者总结，一方面司马谈研习道家学说是确凿无疑，并有史可证的。另一方面，司马迁“世典史职”的出身，表明司马氏家族与道家的渊源笃深。此外，司马迁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求学，在父亲的影响下，对道家学说一定颇为了解。所以，司马迁在家庭的濡染之下，一定自觉不自觉地对道家思想有所接受，并且他也将道家学说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之中，尤其在《史记》中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痕迹。

三、个人性情

天汉三年，撰著《史记》的工作进入了高潮，突遇飞来横祸，受李陵事件的株连，司马迁遭受腐刑，此时他正直壮年时期，《史记》的创作一度中断。在陷入了生死、荣辱的抉择之时，他参悟出了人生的一条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异趣也”。其父临终曾托付司马迁一定完成著史使命，所以他选择活下来，完成撰史大业。面对着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身心饱受凌辱之后，他开始寻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道家的“清静无为”、“养生”“保身”刚好给了他一个灵魂的寄所。面对着美恶难分的黑暗社会，司马迁发出呐喊和控诉，一曲《悲士不遇赋》，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官僚和专断横暴的统治者，但最后“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的浅唱低吟，却流露出道家“自然主义”“万物归一”的思想内涵。这表明，一方面，因父传承的道家因子在适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其不得不以道家学说作为于苦难中喘息的方式，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所以，史公对道家或隐或显的推崇，既是家族血脉的因袭传承，也是史公在黑暗残暴的政治统治之下，在饱经风霜、惨受苦难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

于隐忍中撰著《史记》，“成一家之言”成为其著史原则，那么“一家”到底指什么？白寿彝先生指出，在汉武帝时期，历史观出现两种思想，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与“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8](P10-11)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运用在当朝政治上，恰恰符合武帝定儒家为一尊，维护正统思想的真实目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正与董仲舒相反，他强调“成一家之言”和通变的观点，打破儒家独大的局限，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到底为何？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因其在早年学游天下，曾师从“儒家大儒”董仲舒及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儒学思想逐渐成为其学术思维的理论框架，清代梁玉绳有云：“史公必考信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但其父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家庭的濡染给史公的文字材料中留下或隐或现的道家痕迹，陈桐生先生总结道，“自从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以来，《史记》的思想主导倾向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就一直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7](P82)。

实际上，关于司马迁的主导思想，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崇儒；二、崇道；三、儒道并举；四、兼采百家之长。所以，他强调的“一家之言”中“一家”的内涵向来饱受争议，透过他提出的“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原则，虽师从董仲舒，但却并未完全拘泥于他唯儒独尊的理论，敢于冲破打着儒家大旗的统治者的糖衣，提出“求变”的观点，这本身便是道家辩证法思想的一个体现。陈寅恪先生指出：“二千年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9](P283)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司马迁的思想本位到底为何，单一地定义其思想的所属学派意义并不大。通过论证，找寻司马迁思想中道家思想的痕迹，目标是了解其思想多元化，以期看到百家思想融汇的澎湃大潮。

关于《史记》“纪实”这个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潜研堂文集》卷三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纪实”即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突出表现在司马迁有意突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史记》中我们习惯了将司马迁的形象定义为“人民的歌手”[10]，侯外庐也曾说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11]，此说的依据，一般是看到司马迁为陈涉立传。但关于司马迁的此举向来褒贬不一，也受到了部分封建史家的责难，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批评他是“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刘知几提出质疑：“至如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即便是为陈涉立《世家》，强烈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并不能完全判定他为反封建的倡导者。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司马迁为陈涉立传，是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发挥作用，而这一思想恰恰是道家尊重个体生命意识的体现。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的来源，并非身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的儒家，儒家学说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正如孔子所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相形之下，非官方色彩的道家所追求的人格自由和精神独立，以及对现实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便成为后世史家发扬实录精神的一个来源。在道家“见素抱朴”，“法天贵真”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排解苦难，摆脱世俗的干扰，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超越，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旨在通过对司马迁与道家思想关系的考察，从而全面地认识司马迁的思想轨迹，准确地把握在司马迁思想中具有道家内涵的某些重要的方面，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拓宽相关的研究领域。文中若有不妥之处，大雅方家，幸以教我。

[1]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刘蔚华. 黄老学所完成的历史性过渡[A]. 黄老学论纲[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张大可.《史记》史话[M].北京：国家图书馆 2015.

[5]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陈桐生.《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8]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10]殷孟伦. 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J].文史哲，1955.(12)

[11]侯外庐.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N].人民日报，1955-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