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爽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工程伦理研究的新进路

于 爽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文章通过考察传统工程伦理的发展状况，揭示传统工程伦理外在进路研究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一种内在的研究进路。文章比较了这种进路与案例研究方法的异同之处，分析了这种新的研究进路的特点、实现方式及存在问题。

工程伦理；外在进路；经验转向；内在进路

工程活动是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和生活命脉的社会活动，其中的伦理问题探讨非常重要。随着新时期更多诸如信息、纳米、生物、核能等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工程概念的外沿得到极大的拓展，工程不再仅仅是一些工程从业者将科学技术加以践行的专门化活动。随着工程项目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工程的内涵发生重要的变化，一项工程的实施与政府、企业、研究人员以及公众为主体的市民生活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研究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对于解决新问题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工程伦理研究的范式转型具有理论上的开拓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工程伦理学的兴起

过去，人们对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并不重视。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在美国，迄今只有不到四十年的历史。此前，美国的工程伦理思想仅存在于以工程师为活动主体的工程社团的伦理章程之中，仅是工程师群体内部对自身职业道德要求的一种体现[1]；在法国，工程师一直都被看作社会的精英和国家的代表，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并不注重工程伦理的正式教育；在德国，工程师通过技术评价对社会责任做出承诺，相应的工程教育的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技术的创造者；在日本，工程师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家族”中的一员，为了适应企业“家族”的需要，他们一贯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但缺乏正式的职业伦理指导和训练[2]。

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程事故频繁出现，迫使人们意识到对工程师的伦理责任以及工程活动的社会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工程伦理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学科走进美国的高校，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工科院校中普遍开设。同时，日本出现工程师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法国的现代工程项目吸纳来自越来越广泛领域的工程从业者，德国继续通过对技术责任的承诺彰显其技术理性的伦理思想，各国都对工程伦理研究和教育表现出持续增长的关注和重视[2]。

在国内，工程伦理依然处在起步阶段，王前、李伯聪、陈凡、丛杭青、肖平、李世新、唐丽等一批优秀研究者在多年前就开始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国内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为代表的一些高校陆续开设工程伦理课程，取得不错的成绩，工程伦理研究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近年来，国家推出“工程学科专业认证”以及“卓越工程师计划”，以培养未来掌握国计民生命脉的卓越工程师群体，工程伦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推进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作为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工程大国，如果直接套用西方国家近四十年来的工程伦理研究成果，一方面，西方传统规范性工程伦理具有其自身的弊病和局限性，另一方面，它显然也不适用于我们的本土状况，所谓“橘生淮南”移植到“淮北”则必须通过相应的改良手段，才可能成活。

我国当前的工程伦理研究最起码的要求是能够实现以下三点：一是为工程教育课程、专业鉴定和注册工程师职业鉴定中的伦理要求提供详细的修订依据；二是为工程师在工程项目中的设计、决策和实施提供必不可少的参考，成为其切实所需的伦理资源；三是为当前新技术的产业化创新(innovation)、行业规制(regulation)、政府治理(governance)中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提供蓝本。

由此，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虽然国内之前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目前这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研究主题，需要更多的有效关注和投入。

二、工程伦理的研究进路

工程伦理学起源于对技术的批判，通常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工程，把工程理解为技术应用于社会的实践活动，从而将工程伦理看作一种实践伦理；另一种是从职业的角度理解工程，认为作为一种职业，工程师应当具有包括诚实、责任、忠诚、安全等要求在内的职业伦理。

无论是作为实践伦理还是职业伦理，工程伦理的研究都有着规范的和描述的两种方式。在2005年《工程伦理》(第四版)一书中，马丁和欣津格区分工程伦理的两种用法：规范的用法与描述的用法。规范的用法是要说明工程活动获得辩护的价值和选择，而描述的用法则具体考察的是工程中的特殊的个体或群体相信什么和他们是如何行为的[3]。

传统的工程伦理基本都是规范的工程伦理，也可以说是采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和进路，伦理学家作为工程活动的旁观者，站在工程学的外部来看待工程，并以规范性的伦理原则来要求工程师主体在从事工程活动时要考虑到伦理的维度，这就是所谓的工程伦理的“外在进路”。然而，这种研究范式产生三个直接的问题。

1.规范性伦理要求对于工程现场中产生的多数问题而言显得过于宏观，针对性不强，相应的规范性标准对于工程项目中的具体情境而言，有时过严，有时过宽，甚至有的时候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缺乏参考价值，因而导致许多重大事故发生之后，工程事故的责任人非常容易规避责任，追究责任成为无从兑现的空头支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现实的工程项目中屡见不鲜，大到关系到国家国计民生的大型交通、水利等项目，小到社区装修、扩建等生活中的日常项目，以及由各种项目所产生的相关环境污染问题，都缺乏有效的伦理规范的直接制约。

2.在面对当前诸如干细胞、生物银行、转基因、纳米、核电等新兴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工程项目时，在产业化创新、行业规程制定、政府治理等过程中，对于工程主体边界的模糊性、行业内部决策中争议焦点的多样性以及政府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更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传统的工程伦理研究方式有时却如隔靴搔痒，显得束手无策。

3.工程活动是一项专业化要求非常高的复杂活动，而工程教育课程、专业鉴定和注册工程师职业鉴定中的规范性伦理要求，作为强制性外加原则，把工程师预设为会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的群体，让工程师产生“外行指导内行”的敌对情绪，因而受到工程师群体不同程度的反感和抵触。

以上问题的存在，迫切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进路的出现，在能够应对新的时代、新的问题的同时，可以有效地化解传统研究进路的各种尴尬。

三、研究进路的转换

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规范性工程伦理的研究方式，有望突破传统研究所带来的屏障，就是一种内在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进路，即工程伦理的“内在进路”。

内在进路的工程伦理，不是将一些伦理原则在工程实施中加以运用，而是让伦理学家直接进入到工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去，发现和描述工程现场中所体现出的具体的伦理问题，将那些隐蔽在工程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未被工程从业者发现的伦理要素一一甄别出来，并且细致化地加以区分和表达。

与内在进路需要加以区分的就是案例研究的方法。在案例研究的方法中，伦理学家针对一个失败或成功的具体的工程项目，通过对一系列情境和项目进展中的各个阶段的有关材料进行考察，分析项目中对其成功或失败可能产生关键性影响的伦理要素。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们会援引已有的道德信条、职业规范等，区分出具体的案例情境中的相关事实和概念，然后通过与其他典型的案例相比较，选择出适切的伦理原则，提供正确的行为选择。由此得到的具有典型性特征的案例会进一步成为经典案例，为之后的项目实施、研究、教学、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依据[4]。

案例研究的方法有诸多优长之处，它通过呈现工程实践的场景，克服传统伦理以理性原则为主对伦理要素进行抽象分析的弊端。这种对工程的实践维度的展现是符合工程活动的本质特性的，受到许多工程伦理专家的推崇，著名的有哈里斯、戴维斯、克兰等人，最著名的案例分析有“挑战者号”的悲剧等[5]。然而，工程活动的实践过程极其复杂，涉及环境、隐私、社会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并且包括许多无法在工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关键性“背景”要素，导致无法对伦理情境做出充分的辨别和说明。

内在进路的研究方式既具有案例研究方法的实践优势，又克服案例方法的局限性，通过直接进入工程活动的现场，来呈现和把握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中所暗藏的伦理玄机。这实际上是采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让伦理学家摆脱以往作为工程活动旁观者的身份，通过文献研究佐以现场访谈和调研，展现工程现场的各种矛盾和争议，与工程师一起发现、商讨乃至重构一种新的工程伦理。

这种走进工程活动的现场，对工程现场的考察和描述本身就构成工程伦理的一个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所形成的工程伦理记录各类工程现场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的细目，其理论形态更像是一部可供工程从业者翻查的伦理细则工具书。这种以编纂典籍的方式为以工程师为主的工程从业人员提供内在资源的研究方式，就是工程

伦理中的“经验转向”*这里“经验转向”的用法，不同于技术哲学中以荷兰学派所倡导的“经验转向”的用法，主要强调的是参与工程现场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转向”或“STS转向”。

这种内在进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让伦理专家放下外在观察者的身份，与工程师一起在工程活动的现场勘察伦理要件。我们知道，在日常的工程实践中，伦理问题隐藏于日复一日的工程活动背后，并不凸显，往往在真正出现工程事故之后，伦理专家才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介入分析事故产生背后的原因，从而给日后的工程活动提供警示作用。这种内在进路的研究方法，让伦理专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考察工程现场来积累一手材料，弥补一些相关的背景要素的缺失，基于此，辨别出无处不在的可能的伦理问题，提出相应可能的规范性策略。

另外，我们还可以对工程类型做出两类划分：产生可逆后果的工程和产生不可逆后果的工程。其中，生物工程作为不可逆工程中的典型代表，对新的研究进路具有很大的容纳空间，例如干细胞转化、生物银行等，因为它们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对社会乃至人类产生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在新兴科技日益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医疗价值的今天，许多关乎人类发展重大议题的工程项目实际上是缺乏旧有规范的。在这种情境下，传统的研究方法更是一筹莫展，因而也为新的研究进路提供大显身手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思路，一些伦理研究者通过内在的研究进路，展开对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例如，通过获得干细胞转化研究的治理模型和实地调研考察中的访谈材料，提出如何走向转化研究的治理建议[6]；通过追踪考察生物银行创建者如何解决生物银行治理中面临的一系列科技、伦理、法律、政治和社会等问题，来回答哪些生物银行的治理机制需要建立，以及我们该如何优化中国生物银行的治理等新兴技术产生的新的伦理问题[7]，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通过设置精细的问题，与现场的研究者展开多层面的切磋、互动，为我们的内在研究进路的具体践行方式，提供可借鉴的蓝本。

四、结语

由于传统工程伦理外在进路遇到几个主要的问题，包括过于宏观，针对性不强，缺乏真正的参考价值，工程事故的责任人在传统工程伦理的规范下很容易规避责任，经常出现无章可循的责任事故；在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诸多伦理争议，比如干细胞转化等，行业规程的可行性显得尤为薄弱；外在规范性要求对于工程教育而言也容易遭到反感和抵触等等。

为了突破传统研究所带来的屏障，新的研究进路则以描述性为起点，但并不局限于描述性，最终将会通过描述性而达到规范性。然而，这种新进路所遇到的难点在于，首先，伦理学家们进入工程活动的现场之后，如何从各种带有争议的纷杂的工程现象中发现并提炼出其背后的伦理蕴含，并将其分解成一些具体可行的考察策略；其次，他们在工程现场如何完成与工程师等工程活动主体的有效互动，共同构建新的工程伦理要件的产生情境。

另外，这样的研究方式也面临对工程伦理内在研究进路中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的合法性论证问题。我们需要在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实践中时，说明以下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在工程教育中拓宽工程师的视野，让他们在一个更大更开阔的视域中理解现时代新兴技术在运用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具备更强的应对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二是我们如何针对具体的工程领域，修正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行业规程；三是我们如何为政府的治理决策提出切合工程自身特性的中肯的可行性建议。这些都是对新的研究进路所提出的切实拷问，有待于在新进路的实践过程中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实际上，任何新的研究方法在克服旧有方法的弊端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最佳的方式，就是在对新的研究进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传统研究方式的长处，形成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让工程项目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抑制其不可估量的损毁效果，推动工程伦理研究的长足发展。

[1][美]钟伟佳，丛杭青.美国工程伦理的历史与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4).

[2]丛杭青，王伟勤.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工程伦理——法国、德国、日本工程伦理的不同特征[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3).

[3]Martin, M.& Schinzinger, R.Ethics in Engineering(Fouth Edition)[M].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4]陈大柔，郭慧云，丛杭青.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践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8).

[5][美]查尔斯·E·哈里斯，迈克尔·S·普里查德，迈克尔·J·雷宾斯哈里斯.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第3版[M].丛杭青，沈琪，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6]Haidan Chen.Stem Cell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Bench to Bedside?[J].New Genetics and Society，2009(28).

[7]Gottweis H, Petersen A, eds. Biobanks: Governa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6-04-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工程伦理研究的经验转向”(11YJCZH217)

于爽，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工程伦理。

B82-05

A

2095-0292(2016)04-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