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道家哲学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社会的构建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道”是老庄哲学生态取向的根源和逻辑起点。天地万物根源于道，物在大道之中生息衍育，道物关系衍生出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道出人与自然相融和谐的生态意蕴，道生万物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所指向的具体生态智慧主要有“知和知常的平衡论，顺物自然、无为以对的基本法则以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慈俭态度”。在绿色文明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有机整体和生态平衡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对天人合一、顺物自然的批判性承继，以及对淡泊寡欲、清虚自守的慈俭之道的重新倡导的方式,挖掘道家传统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生态制度的建构、生态道德的培育和生态实践行为的规范有积极启示作用。

道生万物;天人合一;自然;生态

道家生态思想主要是现代人对道家传统做出的生态学阐释，是道家哲学在新时代的推陈出新。先秦道家哲学并没有成体系的生态思想，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论题涉及关于人对自然的道德范畴的探讨，以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为导向，对道学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就能发现其中蕴含朴素的生态思想。概而言之，道家哲学的生态思想围绕天人关系展开，天人关系直接体现于“道”的本根存在中，“道”是老庄这些生态取向的根源和逻辑起点，贯穿生态价值观念以无形。道物关系和天人合一所指向的具体生态智慧主要有“知和知常的平衡论，顺物自然、无为以对的基本法则以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慈俭态度”。道家哲学的生态思想为竭力克服生态危机的当代中国，为作为国家战略体系重要构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启迪，对规范现代人的生态实践行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认清其思想局限和不足，促进道家生态思想的现代理论转化，助力于历史地进行跨文化的生态思想交流。

一、道生万物的有机整体自然观

道物关系构成老庄生态智慧的论述基础，道家的生态价值观从探讨宇宙起源开始，衍生出道物关系。“道”与物有严格界限，主要体现为二者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道”是天地万物化生、演变的根源，又通过万物周流感通、生生不息表现出来，道物相通，一体融贯。

(一)道非物

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认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意在说明，“道”作为人们追问宇宙本原得到的观点，不能对其设置言语上的界限，若以言语设“封”，以知识的方式加以传播，则“道”和“物”根本就没有区别，“道”这一本根性存在也不过是万物之一罢了。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我们知道，“物”即天地万物，是可感可知的实体世界，可以为人所认知、言说，形成具体的知识，而“道”则不然，“道”是一个言不可及的超经验的非“物”世界，“道”不可知，不可言，只可领会和体悟。“‘道’本身无法真正用经验知识来描绘，甚至都无‘名’，所谓的‘道’不过是我们‘强字之’而已，亦即我们凭借‘言’(知性概念)创造了一个名称来称谓一个‘言’不能真正表达的东西”[1](P150)。

(二)道生物，物载道，化道入物，道物相融

天地万物根源于道，物在大道之中生息衍育。“道”本身无形无象，感官经验和知性领域都无法把握“道”韵，但是，“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根确实存在。《老子》第二十五章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试图描摹出一幅宇宙生成演化的图景，认为“道”生育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之母，是一切生命的本根性存在，虽“万物以不同形相禅”，但自然万物既经形成，即禀有道性，“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彼此动态的关联在一起”[2](P18)，它体现中国哲学有机整体的自然主义的鲜明特征。

庄子继承老子“道生物”的主张，将“道”从天地万物之母的本根地位结合到一切生命存在的当下呈现之中，强调物载道，从而“消解超越、玄妙与现实可感之间的隔阂，这便是庄子之道的形而下化过程”[2](P168)。“道”无处不在，它本身不受时空之限，却以在时空之中的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为承载，离开万物的周流感通、生生不息，“道”就失去自身的意义，这样，庄子就将“道”的形而上的思考给予形而下的关怀。

“道生物、物载道”的辩证思维印证“道法自然”的过程，这一“自然”是“道”所特有的内在本性。“道”不以先天地生的超越精神自居，化而入物，万物既然同源共通，则不论其大小、长短、善恶、美丑，都应与“道”相融，效法自然，呈现生命的本真状态。

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天人合一”是儒道两家共同秉持的价值理念，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线索，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对于自然万物都持尊重和保护的积极态度，都道出人与自然相融和谐的生态意蕴。在道家哲学中，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并与生态语境相关的“天”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指除人以外的自然界实体，即自然之天；其二，是对万物自身存续状态的一种描述，即没有人的行为参与的事物原初的本真状态。在前一种解释中，“天人合一”即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物我皆须遵循“阴阳四时运行”的秩序和自然法则，道通为一。在后一种解释中，庄子特别强调物我之根源于“道”的本性毫无遮蔽地呈现的状态，主张人以“无为”的方式达致自然而然的状态，这是一种超越人为与天然对立的境界。儒家也讲求“天人合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人经过认知天所给予自己的心与性，就可以与天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指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人要充分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尊重自然运行秩序，达致人与自然的圆融状态。

由此可见，儒道两家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共同衍生出人要善待自然的态度，不同的是，道家认为人与万物皆平等，儒家则强调人贵于万物，正因如此，人需要对万物承担起道德责任和义务。在道家哲学看来，天地万物恃道而生，周流感通，本质上完全平等，无从比较，“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庄子·秋水》)，事物作为构成世界的一部分、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无所谓孰优孰劣。因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也就是说，从道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据和法则来看，世间具体事物同根同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各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若以道观之，则鲲鹏与蜩鸠各得其美，各安其所，鲲鹏无以自贵于蜩鸠，蜩鸠也不必艳羡鲲鹏。万物既然平等，人应当以一视同仁、“兼怀万物”的包容情怀待之。儒家总是以“人之道”看待世界，视人类道义为天地万物的中心，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主客二分式思维，不主张对自然万物的掌控和宰制，而是强调将自然万物纳入到人类的道德关怀之内，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对万物的“仁爱”之德，维护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

在道家哲学中，人与除人以外的天地万物同归于“道”，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没有区别，田海舰教授认为，“道家哲学主张以人合天而实现天人合一，有以自然的无意识目的性来淹没人的主体目的性的危险……这完全抹杀了人与物的区别”[3](P61)，实际上，庄子也强调人具有万物所不具备的自觉意识与超越精神，只不过没有儒学强调的那般明显，庄子主张人应尊重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物的本性，尊重人与万物相融相谐的自然本性，只有个体自我的真正觉醒，精神真正独立，才谈得上“自然”，也才能真正保持根源于道的本性，这是老庄哲学对人提出的生态伦理责任。

三、“从事于道”的生态智慧

同源于“道”的天地万物不分贵贱，人作为万物之一，应当对人以外的自然界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宽容，具体而言，在老庄以道为本根、道物一体、人的本真存在的哲学精粹中，我们可以精练出的生态智慧主要有：

(一)知和知常的平衡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归结起来即是说，“道”通过阴阳调和，使万物依照自然规律盛衰消长，保持生态的平衡和谐，认识这个规律并积极奉行，是人的明智之举。

1. “知和曰常”

自然万物丰富多样，各不相同，但它们都由阴气和阳气所构成，“道”借由阴阳二气的相互冲突，达致平衡，从而生养万物，构建万物的和谐状态，这就是《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说的“道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中和之气，“不是一般状态的阴阳二气，而是本于阴阳二气的互相冲突并达到‘平衡’状态时的阴阳二气”[4](P40)，阴阳的调和使万物获得平衡和谐的生长状态，“道”就是以这种方式存续下来，掌握“道”的和生原理，就明白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

庄子认为，阴与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也表达同样的意思，“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缮性》)，“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明白“天地之德”这一“大本大宗”，也就把握道性，天地万物呈现出一片融洽和谐的景象。

2. “知常曰明”

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万物生长、消亡、后而归根，再重新孕育新生命，即是复归到自然的本真状态，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盛衰消长的内在规律，便是人生的明智态度，不善于把握自然规律而恣意妄为的，必然招致灾难和惩罚。庄子也有类似的看法，“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天地日月星辰各自遵循自己的运行秩序，禽兽树木各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循环发展，保持整体的生态平衡，违背自然规律对其横加干预，就会造成“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盖以荒”(《庄子·在宥》)的生态恶果，因而天下有道德的人莫不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

懂得知和知常的道理之后，人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并积极奉行，不能急于求全，开发过度，对待自然万物应当留有余地，适可而止，正所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老子》第四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老子》第十五章)，这与荀子提出的“圣王之制”道理相通。只有保证自然的休养生息，才能守得万物的繁荣与富足，才能盼来庄子所言的“至德之世”，那是人与自然共生一域、融洽相处的理想世界，在那里，“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天地万物达到心灵的沟通。

(二)顺物自然、无为以对的基本法则

正因为要尊重生命的本真性质，“物任其性，自生自化”，人类对待自然的最好方式就是听任其自由发展，让一切生命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尊重物之本然状态，反对一切有悖于生物天性的行为：“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安平陆而已矣”(《庄子·达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庄子·渔父》)，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事半功倍，而违背自然规律，则会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

圣人通过无为、不作的方式体认天地万物之本性，遵从自然界自身的秩序，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它。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万物由道各得其德，所以事物各有其自然之性，如果顺其自然之性而不任意妄为，尝试去存想天地的美妙和通达万物的道理，就能体验到自然界给予人的素朴的审美愉悦，从而摆脱俗世的羁绊，与道同体，与天地万物相交融。

此外，老庄在“法自然”“为无为”的生态价值观中引申出对“道技之辨”的思考，老子崇尚绝对自然，反对知识和技巧，因为“技”是人为的远离“道”的自然本性的，所有人为之技都存在人为逞其私欲而加害于自然和人类的危险，因此要“绝智弃辩”“绝巧弃利”，断绝一切对自然和人类的造成危害的可能。庄子对“技”抱有相对宽容的看法，工具之技不可取，通道之技人所求。“为了人心的澄明、社会的安宁以及生态的和谐，应当抛却所有领域(包括征服自然和统治社会等在内)的世俗之知和工具之技”[5](P206)，人们应摒弃工具之技，摆脱天地运行的混乱无序，同时，要在深刻理解事物的本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讲求技巧，这种合于自然天性的手工技巧即通道之技，庄子通过庖丁解牛、梓庆削鐻、津人操舟、东野御车、工倕之巧等寓言故事给通道之技以高度褒扬。

(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慈俭态度

老庄主张过简朴自然的生活，节制欲望，知足常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庄子·天地》)，理想的社会应该向往自然而然的生活，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减少个人私利，淡泊欲望，纯洁人的本性，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那么，人和自然的关系会更加亲密融洽，人也更容易体会“道”的境界而顺道而行。

老子还结合养生之道，以个体的生命为价值标准，阐明节欲崇俭的必要性，认为少私寡欲、崇俭抑奢是促成人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老子·第十二章》)圣人但求安饱，不求声色之欲，过分放纵嗜欲，则有损于身体，违背生命个体的自然本性。庄子在《天地》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人只要拥有正常所需即可，多余的财物是累赘。

四、对构建当代生态社会的启示

在当今社会，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面临深重的生态灾难，为破坏环境的行径付出巨大代价，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努力谋求共识，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在绿色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理论上有意识地挖掘道家传统的生态思想资源，这对于当代中国生态制度的建构、生态道德的培育和生态实践行为的规范有积极启示，但它毕竟是古代科学未充分发展前的朴素思想，不能简单移植到当代社会，而应当面向当代问题，以西方理论为补充，创造性地发展道家哲学的生态思想，为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提供中国的本土化解释，由此可得出以下启示。

首先，对有机整体和生态平衡思想的现代性转化。道家哲学的生态观念和自然伦理根植于前科学主义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发达与否与自然环境是否优越高度相关，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为老庄哲学的产生提供重要条件，他们用物候学的观察法研究日月星辰、四季轮回的规律，使中华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就注重观察和认识自然，劳作以时，相土而耕，知常知和，农耕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保持相对和谐的状态。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就是承认天地万物通过相互平衡形成一个整体，使宇宙万物之间实现有机流转，老庄的生态环境思维就源于这种自然的整体关联和协调视野，自然在道家哲学中地位突出。

当代中国处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交织的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远比农业文明时期复杂得多，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经济和社会的扩张压制自然的生存空间，基于对这种掠夺式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当代生态学研究转变传统自然哲学以自然客体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倾向，代之以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为研究对象。它所关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及其有机联系，维持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协调统一，当代生态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制度设计、理念革新、技术推广等多位一体的系统社会工程。

其次，对天人合一、顺物自然的批判性承继。道家哲学含有亲自然的文化基因，主张天地万物通达道性，自生自化，共同构成相互平等而丰富多样的世界，这一前现代的环境思想认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不应以人灭天，人应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它与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的价值体系相契合。罗尔斯顿指出，“地球及其生命共同体不受人类约束，人在那里只是一个客人”[6](P241)，深生态学的代表德沃尔和塞辛斯认为“道家生活的基础是同情、尊重和慈爱万物”[7](P100)，它为现代人提供一种非家长式的与自然界平等打交道的模式。在当代中国以高污染、高排放和高消耗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情境下，道家哲学提倡尊重自然规律、不妄加干涉的生态智慧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现代人的自大已经破坏万物各得其所的自然秩序，因此，人类的自律必须有效地确立。

但是，道家生态思想是否能解决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环境退化状况，是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对道家生态思想的认识，既有持怀疑的、谨慎借鉴的态度，也有做出简单化、超历史的解释，把道家哲学的浪漫主义设想直接应用于现代环保实践，激进地提出拒绝发展，以求对“道法自然”的简单复归。事实上，人类从原始的淳朴状态发展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必然，否认工业文明及其带动下的经济发展，重返农业社会，反倒违背自然规律。因而，要注重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生态文明实现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之以绿色GDP为指标的社会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模式，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与顺应和保护自然相结合。

正如唐逸先生所指出的，“现代社会要求的是主客互动、敬重自然、理性高效的生态观，而不是物我不分、昏天黑地的原始状态”[8](P70)，这里既提出科学的生态观，也涉及认识论问题，道家哲学阐释许多有关自然世界的超自然方面，对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互动强调得太少，对天人合一的强调使主客不分的思维模式在东方哲学中长期居主流地位。张世英先生“主张走中西会通之路，把‘天人合一’与‘主—客’式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让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有较多的区分主客的内涵，而不致流于玄远，另一方面把‘主—客’式包摄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而不致听其走向片面和极端”[9](P322-323)。

再次，对淡泊寡欲、清虚自守的慈俭之道的重新倡导。道家追求小国寡民的政治理念，提倡合理利用自然界的财富，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在满足自身正常需求的情况下，对大自然的权利不可僭越，它反对人的贪婪和纵欲无度，但不是绝对禁欲，而是主张节欲有度。现代人的欲望膨胀使过度生产的经济模式和消费至上的生活理念盛行，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伤害，环境污染无处不在、资源滥采、生物物种锐减，无不刺痛我们的神经，因而，道家哲学推崇的淡泊寡欲、清虚自守的素朴的生活方式在今天意义重大。叶海烟曾指出，“老子之照应环境即以尊生重德为准则，其慈俭之道与今日环境主义者或生态论者所提倡的反人类中心之思维，同样具有公道原则与正义精神”[10](P57)，道家提倡的慈俭之道与当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遥相呼应。当今生态社会的构建要求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减少自然资源的人均消耗，关注生态环境质量和公众的生活质量，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我们应当增强环保意识，确立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到生态社会建设中来，共同创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综合以上分析，道家哲学主要从生态伦理角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它“将自然哲学与生态伦理融合为‘道’，从而确立了‘自然哲学生态伦理’与‘天地人合一’的生态理论模型，这是古学道学阐释论的一种重新整合”[11](P116)，它所蕴含的生态环境价值为现代人的生态实践提供一种道德规范，促成认知领域的环保价值观的转变，成为中国当前生态制度设计的有益的思想补充。此外，当代生态学研究更侧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分析环境危机的原因，提出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但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道学传统由于对技术持消极态度，缺乏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这一方面对当代社会做出的贡献十分有限。

[1]萧无陂. 自然的观念——对老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的重新考察[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 李翔海，邓克武. 成中英文集：第1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3] 田海舰.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对建构当代生态哲学的启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4] 沈素珍，钱耕森. 和生学与生态平衡——老庄生态平衡思想新解[J]. 哲学动态，2012(6).

[5] 王素芬. 顺物自然——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7] Devall Bill，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M]. Salt Lake City：Peregrine Smith Books，1985.

[8] 唐逸. 荣木谭——思想随笔与文化解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张世英. 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 叶海烟. 老庄哲学新论[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11] 王巧玲，孔令宏. “道法自然”·“道生自然”·“道即自然”——《道德经》生态社会伦理研究[J]. 兰州学刊，2015(8).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6-04-26

赵津津，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B223

A

2095-0292(2016)04-0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