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磊，郭培凤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试论文化制约下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及其文化使命

吴昌磊，郭培凤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受到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文化的传承、创造，承担着相应的文化使命。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古代蒙学的文化制约历程中凸显出来。首先需要对“蒙学”的内涵进行探讨，蒙学是一种教育层次，是专指对我国古代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文章随后进一步阐述我国古代蒙学发展的文化制约历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蒙学承担了文化传承、儒家社会教化和培育民族性格的文化使命。

蒙学；文化制约；文化使命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古今中外，教育与社会独特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也与我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互动关系，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承担起了社会赋予它的相应的文化使命。

一、对“蒙学”的理解

对于“蒙学”内涵的理解，我们需要对这一名词的出现进行考察。“蒙学”一词的出现较晚，可见于清代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中，“吾曾受而读之，蒙学、中学之书都嫌过简，至于高等大学或且仍用旧册矣”。[1]这是在目前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的较早的关于此词的出处。“蒙学”一词的使用大致始于近代时期。在我国古代有“童蒙、训蒙、蒙养、正蒙”等多种说法。《周易·蒙卦》：“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2]“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2]这是书籍中有关“蒙”的最早论述。这里的“蒙”应为蒙昧、无知义。[3]“童蒙”，即指蒙昧儿童。《易经》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4]意为将蒙昧培养入正道，这是造就人的神圣事业。《辞海》中有：“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伦理道德教育。宋代以后教材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5]这里将“蒙学”定义为学校类型。另有一种理解是将“蒙学”界定为一种特定层次的教育。以徐梓教授为代表，他认为“蒙学亦即启蒙之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把蒙学单纯地说成是学校，实在是偏狭了一些。其实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教学旧时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名称不同的处所进行。所谓的蒙学读物，就是为实施这种教学而编成的读本”。[6]关于“蒙学”含义的界定，多倾向于蒙学是一种教育层次，是专指对我国古代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材等多方面内容。

二、我国古代蒙学发展的文化制约历程

教育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互动关系，那么影响我国蒙学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在此需要讨论蒙学在社会发展中所受到的文化制约历程。

我国的教育发展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教育起源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于儿童的教育也主要集中在食物的获得技巧和生活习惯的培养上。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原始的宗教观念逐步形成，宗教活动也成为原始祖先教育后代的重要内容。氏族公社末期，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文字的出现，学校开始萌芽，出现成均、虞庠、序等“学校”名称。教育新生一代的责任由年长者承担。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宗教仪式、乐、孝等内容。“从五帝时期的原始教育中，我们已隐约可见后世家学、国学、乡学的影子。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为我国学校萌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7]

到上古三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夏代尚武，教育重习武；商代“殷人尊神”，教育以宗教观念和知识为重；周代尊礼，也最为孔子所赞赏和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8]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西周时学校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为国学、乡学两类和大学、小学两级。小学即为年幼儿童学习而设，书、数为教育儿童的内容。三代文化各有侧重，对儿童教育的内容也进行了规定和制约。在西周始有小学，中国古代最早的童蒙教学之书——《史籀篇》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之字书。“《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9]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但却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产生并蓬勃发展，诸子百家以私学为阵地，竞相论辩，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沃土。这一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养士之风盛行，为其争势。士阶层的兴起也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各家学派的论辩为后世童蒙教育的内容提供了思想支撑。

秦朝二世而亡，主要由于统治者重用法家，加强集权统治，忽视文教，焚书坑儒，文教不兴。汉初行黄老之术，文教宽松，文化氛围良好，儒学逐步兴盛，这一时期蒙学性质的私学得到发展。时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东汉，政治纷乱，官学废弛，所以私学再度兴盛。汉代蒙学教育机构逐步成熟，书馆出现，教师称为“书师”，规模较大。教育内容先识字、后读写，读写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让学生接受儒家学说的基础义理。这正是儒学独尊后在童蒙教育上的体现。童蒙字书方面，“《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9]这些字书的出现皆出自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之手。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分裂，儒家独尊局面被打破，自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在此时广泛传播，道教则出现对佛教的回应性发展，玄学兴起。儒、释、道三教相互吸收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走向提供了文化上的准备和基础。由于当时社会纷乱，文化思想分歧，在蒙学教育的内容上也趋于多样。此时的私学教授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五经”，百家之言皆在教授之列。同时，道家、天文、占卜等都有各自的私学。与周秦两汉时期相似，魏晋六朝时期的蒙学读物仍然是以字书为主。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前后有那么密切的因承关系。如果说前一时期的蒙学读物有着较为单一的发展线索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则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发展趋势，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不相统属。[6]在这一时期，蒙学教材中最为著名的是南朝梁周兴嗣所著的《千字文》。他用有限的1000个汉字组织成了一篇构思精巧、千古传诵的绝妙的四言句式文章，为后世蒙学教材提供了典型范例。其内容涉及天文、历史、人事、修身、农艺、园林诸多方面。这也反映出了南北朝时期各家学说纷起的文化状态对蒙学教育内容的直接影响。

隋唐政府皆鼓励民间办学，唐代文教开明，官学制度完备，系统发达，私学与官学共存。文化的繁荣也促使人们对文化学习的渴求，因而私学的发展便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唐朝统治者对私学的鼓励目的是希望私学在礼教、移风易俗上发挥作用。宽松的文化氛围也使得私学的形式多样，私学中有乡学、村学、私塾、家塾、家学等类型，对儿童进行启蒙识字教育和一般的生活与伦理常识的教育。隋唐科举制产生，私学中的童蒙教育为国家选才奠定了人才基础。唐代在蒙学读物上有了突破，有了识字、伦理道德、历史知识方面的教材，如《蒙求》《太公家教》《咏史诗》等。这一时期良好宽松的文化氛围为蒙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文教政策“主以儒学，辅以佛道”。这一时期，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产生，理学逐步由民间学术嬗变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对宋代蒙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特别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是“打坯璞”的阶段，小时候需要打好基础，否则年龄大了再受教育就困难了。他还亲自为童蒙教育编写教材《童蒙须知》和《小学》，以教蒙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也凸显了朱熹对于小学教育的重视。朱熹的学校教育思想对于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重大学教育、轻童蒙教育”的状况有一定的突破，后世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与朱熹的蒙学教育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宋代是我国蒙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宋代蒙学教材大量出现，蒙学教材的类型日益多样，内容广泛。宋代的蒙学教材呈现出专门化的倾向，如道德教育、历史典故、博物常识、诗词歌赋等各有专书。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综合类、伦理类、历史类、诗文类、名物类和工具类等六类。从语文教学看，则大体可分为识字、读书和作文三大类。总体来看，宋代的蒙养教材除对儿童进行识字、读书和作文等基本训练外，还传授政治、道德、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的知识。[10]

元代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文教重武轻文。官学沿袭宋制，但发展缓慢，私学较为活跃。私学的主流为蒙学，其基本形式为家学和私塾。在文化压制之下，不到百年而终。从元代开国始，蒙学又一新类型——社学出现，但是与以往蒙学私立性质不同的是，社学一开始具有官办性质，属于地方官学。

明代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推行尊经崇儒，立程朱理学为正宗。蒙学教育始终未曾停辍，一直是官学的补充。明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社学，主要设在城镇和乡村，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明朝统治者大力发展社学的目的是为了将民众从小培养成安分守己之民，以维护明王朝统治。

清朝继续实行专制的文教政策，尊孔崇儒，重倡程朱理学。这时的理学已日渐僵化，成为人们思想的桎梏。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控制士人思想，所以私学的发展也极受影响。清朝蒙学类型有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学，有设在乡镇的社学，有专为孤贫儿童和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义学等。

我国古代蒙学发展历史久远，难以尽述，但通过上述关于我国蒙学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文化氛围宽松，蒙学发展即盛；蒙学的教育内容与统治阶级文化相契合。在蒙学的发展中，文化对其有着深刻的制约，它也是一定时期文化的深刻反映。

三、古代蒙学的文化使命

蒙学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社会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

1.蒙学负有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文化一直延续至今的古国。数千年的文化依靠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弘扬。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是重要的形式。蒙学是对我国古代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通过蒙师的教授，以蒙学读物为中介，而蒙学读物正反映着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正如徐梓教授所言，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教材中，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传统蒙学和传统文化之所以结成如此密切的关系，是由传统蒙学的内容、教学特点和广泛的影响所决定的。[11]当然蒙学只是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但是承担的文化使命却是重大的。陈来教授曾提到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精英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12]二者是有区别的，如世俗儒家伦理除了以儒家精英的著述为基准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中下层儒者编定的蒙学读物。这些读物反映了儒家伦理，宋朝以后蒙学读物开始多样化，种类繁多，且朗朗上口，在民众中流传极广。蒙学读物在各朝不断更新，使得文化的传承也跟上了历史的脚步。在古代中国广大的社会群体中，基层群体毕竟占社会阶层比重最大。文化是由人民创造并传承的，我国蒙学作为教育中最为基础的层次，教导着最广大的社会基层民众。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则以蒙学为起始，一步一步走向文化的明天。

2.蒙学担负着儒家社会教化的重要使命

封建社会教化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蒙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儒学教化的重要方式，肩负着教化百姓的重要使命。儒学自孔子创始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为后世奉为思想正统。儒学的发展依靠儒家精英不断充实和更新，也依靠蒙学教育的形式不断地传播，为世人所了解和遵循。蒙学读物是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在教育上的反映，是儒家思想社会化和世俗化的体现。各代的蒙学读物反映了儒家思想，如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中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13]六朝马仁寿《开蒙要训》：“臣佐辅弼，匡翊勤恪。赏赉功勋，封赐禄爵。……孝敬父母, 承顺弟兄。翁婆曾祖, 嫂侄孙婴。叔伯姐妹, 姑姨舅甥。婚姻聘嫁, 夫妇媒成。油灯蜡烛, 矩照辉盈。贫贱富贵, 奴脾使令。”[14]又如《三字经》：“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15]这里，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生活被紧密结合起来。传统蒙学读物皆有涉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童蒙和成人对这些内容的学习潜移默化，加上封建统治阶层的倡导，社会教化的功能会凸显出来。蒙学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化民成俗”的巨大社会功能。

3.蒙学肩负培育民族性格的使命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形成了勤劳、自强、厚德、包容、刚毅、善良、重情等性格。传统蒙学属教育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传统的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儒家价值观的洗礼。而在洗礼的过程中通过蒙学的教育也使童蒙或成人接受了民族观念的熏陶，培养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15]《弟子规》中“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面亲仁”；[16]南宋学者陈淳《训蒙雅言》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等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17]古代主流的蒙学读物虽多阐述了儒家伦理道德，但是这些内容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学习者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养成。幼年时期是人身心发展最为迅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尤其是良好习惯和性格的养成，比传授文化知识更为重要。古代蒙学理论已经涉及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童蒙时期的教育对其性格的养成有着重大影响。传统蒙学的主要任务，是熏陶蒙童的气质，培养蒙童的性情，辅成蒙童的材品。[14]

四、结论

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自西周肇始经历了三千余年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制约着蒙学的发展，蒙学也反作用于文化变迁，承担起了相应的文化使命与责任。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历代统治者欲统一人民思想，最直接的途径即是对人民进行教育教化，“化民成俗”。通过蒙学这一层次的教育，向儿童渗透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观念一旦形成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伦理道德观念在长期的舆论影响和行为实践下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从而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蒙学教育内容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文化精英阶层心怀天下与民族发展，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对编著蒙学读物，促使文化思想向下层社会传播、浸润，民间社会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使得儒家价值观逐步普及而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传统主流文化对蒙学的制约机制逐渐形成。蒙学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在受到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对文化本身产生影响。蒙学发展到宋代达到繁荣之势，除了“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外，其本身也肩负着文化的传播、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陶冶的使命，在一代一代的文化熏陶和传承下，中华民族才有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保存、传递和发扬。蒙学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传至今世的蒙学读物印刻着中华文化延绵的痕迹，蕴含着历史进程中文化与蒙学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化高度审视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揭示蒙学与文化间的互动联系，将为今人进一步认识古代蒙学发展和基础教育与当今文化间的联系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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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Ancient Chines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s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Mission under Cultural Constraints

WU Changlei，GUO Peifeng

(Educatio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cient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motes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reation, and bears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mission.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culture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ancient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We need to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ofenlightenmenteducatio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s a kind of education level and refers to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hildren. Then we describe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ancient enlightenment education.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bears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cultural constraints， cultural mission

吴昌磊，安徽六安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郭培凤，湖南邵阳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