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全球化语境下亚洲国家的英语教育规划

李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文章拟以亚洲几个国家(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英语教育规划为例，着重探讨三个主要问题：全球化语境下亚洲国家英语教育政策制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据；全球化语境下英语普及对英语为非母语的亚洲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亚洲国家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语境下英语强势渗透的局面。希望通过对比分析，发掘有利于亚洲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提高的合理因素，为外语教育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和理性的认识。

全球化；英语教育规划；亚洲主要国家；英语普及和渗透

语言政策是关于语言行为的一整套原则，语言政策和规划的范式因时势和国情而不同。外语教育规划涉及哪些语言为社会所需要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目的。因此，其制定必须符合国情、国民和国际大环境的需要。

语言教育政策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对重要的社会因素的反应。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会影响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本文拟以亚洲几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英语教育规划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着重探讨三个主要问题：全球化语境下亚洲国家英语教育政策制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据；全球化语境下英语普及对英语为非母语的亚洲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亚洲国家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语境下英语强势渗透的局面。

亚洲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域特征和语言、文化背景，它们在国家建立、参与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鉴于以往研究侧重对语言政策的介绍和单一国别的考察，本文拟对亚洲主要国家的英语教育规划作横向比较，试图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发掘有利于亚洲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提高的合理因素，为外语教育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和理性的认识。

一、亚洲主要国家的英语教育规划简介

1.从硬壳到软壳——日本的英语教育规划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抵制外来影响，从保留自身语言和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它是亚洲的“硬壳”社会。

在日本，英语虽然是第一外语，但其使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限。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遭遇了长达15年的萧条局面。政界和商界领袖一致认为日本员工英语水平低下是造成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要赶上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不是件容易的事。唯一应对的方法是扩大互联网和国际通用语——英语——在国内的使用。大家应该从小就熟悉这两个事物，认为英语只是一种普通的国际语言是根本错误的。掌握英语能够将我们的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得到世界的理解和信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国家。”[1]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开展了针对英语的外语教育改革。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出台了《培养“能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 2003年又推出了详尽的实施策略和具体目标的行动计划，强调“实用英语”，提出用听说交际法替代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支持小学的英语口语活动。并且重新修订了大学入学考试，增加了听力部分。要求初中毕业生应该具备基本的英语交际能力，大学毕业生应该在工作中能够使用英语，100所学校将被指定为“超级英语中学”。所有英语教师必须在一项标准化考试中达到最低分数，高级中学教师将被派往海外接受培训，每年还将派1万名中学生出国学习英语。

但是使日本人成为双语人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很多人质疑英语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英语作为唯一外语的地位也被视为不足取。有人提倡应该在外语教育中更多关注韩语、汉语和葡萄牙语，因为这些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有着更直接的联系。

2.英语热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韩国和中国的英语教育规划

1996年1月16日，韩国总统公布了全球化计划：“同胞们：全球化是引领我们建设21世纪一流国家的捷径，所以我们韩国政府集中全部能量推动全球化计划，目标是实现各个领域的全球化——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体育。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将我们的观点、思维方式、制度和习惯提升到世界水平。除此以外我们别无选择。”[2]

1997年韩国开始实行英语教育改革，规定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强调加强英语口语技能。在大学入学考试等统一考试中，英语占很大分值。政府希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特别注重口语技能的完善，希望通过增加重要外语考试中口语能力的部分，引导实际的课程变化。改革提倡在外语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接触大量真实的外语输入。

由于90年代中期政府领导的全球化运动，韩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高涨，他们把英语能力看成是权力、声望和个人发展的标志，致使商业性英语教育服务剧增，功利性需求上升。[2]

再谈中国，英语的普及力度远大于很多国家，英语学习几乎成为一项全民运动。为了提高外语学习者的数量和质量，教育部决定，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市为例，《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2011—2015)》草案甚至提出逐步实现幼儿园开设外语课的设想。期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学校教育中，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改革目前的教学方式和考试制度，营造更好的学习外语的氛围，创造更多学习外语的机会。

然而全社会普遍重视英语，其实际价值并不高。对英语的过分重视还带来了一些不合理现象，在意识形态方面，汉语和英语的不平等待遇，导致学生汉语能力下降，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因此，要看到英语学习不仅涉及个人利益，还关乎国家的语言主权。

3.语言地位的重要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英语教育规划

在新加坡，英语有六大地位：官方语言；教育语言；工作语言；通用语言；表达国家身份的语言和国际语言。“英语必知双语政策”虽经历了不同阶段，反复修改，但英语的重要性却在与日俱增。

英语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新加坡吸纳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外国投资，帮助新加坡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保持领先优势。

相反，马来西亚的英语水平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宪法规定马来语是政府的官方语言，英语没有任何官方地位，因为政府不希望马来语的地位受到威胁。政府选择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学用语，英语则是必修课。尽管教育界和公众提出重视英语教学的建议，但由于英语成绩并不影响中学入学考试，所以毕业生的整体英语水平低下，而农村学生只会马来语一种语言。

马来西亚首相呼吁马来语和英语和谐共存，而不是彼此竞争。由于国家语言政策将马来语学习视为首要任务，任何提倡保持英语使用的规划都会遭到抵制。有些学者担心如果在教育体制中给予英语和国家语言平等的地位，后者将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不可能再继续丰富和扩大词汇。因此，教育界人士面临着重新确定英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巨大挑战。

语言本身的价值是平等的，但其他非语言性因素可能破坏这种平等的地位。在放弃了英语而选择马来语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发现它们在经济发展中承受了巨大代价。200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方向，宣布重新将英语作为各级学校教学语言的规定。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国民英语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向前发展, 实现到2020年建成工业化国家的愿景。[3]

二、全球化语境下亚洲国家英语教育规划制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据

随着二战之后美国的日益强大以及前大英帝国留下的文化遗产，英语教育的扩张愈发显著，由此带来了英语的语言帝国主义。目前，英语是唯一的全球性语言，作为全球经济的语言基础设施，其地位得到巩固。通讯和传播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媒体和政治的迅速变化使英语普及的速度和特点有别于过去。广大民众意识到英语提供了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资源的途径，英语的附加社会价值和功能在很多非英语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英语教育不只是重新获得社会地位或流动性的方式，而且成为获得全球知识经济必须具备的信息技能和语言，以顺应新的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希望。

政策受政治因素驱动，同时具有经济原理。在全球化趋势加剧和物质主义流行的今天，人们对语言，尤其是语言变体的选择，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语言的商品价值和市场价值。语言的市场价值很大程度主宰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和使用。语言不单是文化和国家或民族的象征，而且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

建立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综合模式必须对语言使用者的需求做出具体分析，并对影响决策制定过程的各种因素展开充分调查。亚洲国家的政府为了应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强势渗透和传播，调整了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给英语语言教育。

三、全球化语境下英语普及对英语为非母语的亚洲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1.英语鸿沟的出现

“英语鸿沟”(English Divide)指因英语实力存在差异导致社会、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良好的英语能力是亚洲国家社会流动性和经济福利的重要保证。掌握英语技能和英语文化成为重要的资本，与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密切联系。

在亚洲，英语是改变生存状态、职业发展的关键。良好的英语能力成为找到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也是升职和确定薪资的重要依据。在学术界，能用英语发表论文的人更有学术优势。很多政府要职被授予英语流利、在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和欧美国家有某种联系的精英人士。

以韩国为例，为了提高孩子的英语水平，韩国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在英语学习上投入的课外辅导费占总教育投入的90%以上，上私人补习班甚至去英美国家读书的低龄留学者也大有人在。为了努力缓解 “英语鸿沟”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改革英语公共教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韩国政府于2008年公布了《英语公共教育正常化方案》，计划投入4万亿韩元全面改革教育课程、教科书和教师制度，其他科目也将逐步实行英语授课。希望学生通过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也能提高英语的读写和会话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消除父母因家庭的贫富差距导致子女英语实力出现差距，进而扩大贫富差距的恶性循环现象。

2.国家身份和共同价值观的丧失

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源，文化和语言系统紧密联系，保留和加强亚洲价值观的方案必须从小开始。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公立教育功能的削弱，年轻一代不再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国家身份，有人甚至认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超过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价值。一些亚洲公民具备了跨国身份和流动性，致使阶层显得比国家或民族身份更重要。

无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不适合亚洲国家的价值体系，就会使亚洲国家失去核心价值观，而成为一个脱离了亚洲人背景的伪西方社会。过分强调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把英语当做唯一的官方语言是一种短视的经济行为，完全忽视了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根本关系。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就政府对待英语和民族母语的立场作过明确阐述：“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英语的文化和习俗也不是我们的文化和习俗。但是出于实际原因，而且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新加坡人需要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为了保证新加坡人扎根于我们祖先的亚洲文化和价值观，我们要求年轻一代在学校里学习他们的母语，不管它们是华语、马来语还是泰米尔语。否则的话，我们将被嘲笑是‘香蕉人’——外面是黄的，而里面是白的。英文是全球商业、贸易与科技的用语。但母语是构成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共识的重要部分。母语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我们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与英语世界的观点相辅相成。它使我们有定力面对逆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挑战，并对我们在世界的定位产生一股潜在的自信心。保持我们亚洲社会的特性与共识，将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屹立不倒。这对所有的种族来说都是一样的。”[4]

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加强本土文化和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它们希望通过母语进行道德教育来保留本土亚洲道德价值观，避免不可取的西方价值观。用英语教授“硬课程”(数学、理科等)，用母语教授“软课程“(道德、教育、文学),从而带来平衡的双语能力，避免语言和价值观的转变。

可见，语言政策必须能够为国家发展带来长远利益，培养一代既精通本国语言又掌握英语的双语和双文化人才。亚洲国家必须处理好随着英语的扩张、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美国化所造成的世界文化的同质，以及文化传承和国家身份的保护之间的矛盾。

四、亚洲国家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语境下英语强势渗透的局面

亚洲国家的政府不应放弃本国的文化财产，完全屈服于新的全球文化的影响，而应有选择地采纳或改变这些影响，将全球和地区的特点融合起来，即所谓国际视野、本土情怀(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通过提高英语教育，加强本国人民在全球社会中的国家身份表达能力，提高全球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认识，建立更有竞争力的国家经济，才是从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亚洲各国的发展谋划。

1.处理好英语普及和实际需求之间的关系

提高全民英语水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英语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并不能保证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动权。虽然学习国外先进科技重要，但期望每个在校学生和每位从业人员都熟练掌握英语是不现实的。所以，亚洲国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改革现有教育体制中“一刀切”的惯例，区别对待不同专业和不同能力的人员，回归英语学习的原动机，减少外语教育的功利性。

高中阶段可以让学生根据将来的求学方向调整英语学习的难度。大学阶段可以采用学分制，学生在校期间修满规定的英语学分就算合格。除某些涉外专业，其他专业都应将英语定为选修课，设置英语的不同等级。在求职过程中，除了确有实际工作要求的特殊部门外，应聘者的英语水平或者能力不再列为必备条件之一。

国家应在政策上合理引导，以实际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对英语教学理性思考、科学规划，减少英语学习造成的不必要的负担，降低英语教育上消耗的资源。通过学科和专业细分化，区别精英式教育和普及型教育，集中力量培养具有外语天赋的专业人才，同时鼓励学生发掘各自优势。只有兼顾国家的多层次要求与学生的实际特长和潜力，确保物尽其材、人尽其用，才能使英语教学呈现人性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2.立足英语教学的本土化

亚洲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英语教育应该顾及本地生态，不宜盲目跟从或全盘照搬西方的教学理念，不宜过分依赖英美专家和外籍教师，不宜完全采纳未经审核和修改的原版教材。在教学原则的运用、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材料的开发、教学资源的配备上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学生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做到切实可行，灵活多样，减少投入，扩大产出。

在高度重视外语教学的同时，亚洲国家应始终强调英语与母语并重。日本在加强中小学生英语能力培养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国语能力的培养。在2002年关于英语的“战略构想”中就指出要建立国语综合能力示范学校，并对小学教师实施提高国语知识及其运用能力的研修，从而提高日本教师的国语指导能力，推进国语教育改革事业。新加坡教育界认识到学校能够采取更多措施遏制进一步“去亚洲化”的态势。政府不仅派校长们去日本和中国台湾学习他们是如何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还组织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参观取经，了解这些国家是如何向学生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和理念的。[5]

政府应该为英语的教学做好系统有效的规划：一方面建立起完备的语言技能认证体系和激励机制，积极应对全球化社会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另一方面，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普及和推广自己的语言，扩大国家文化的生存空间，提高国际影响力。亚洲国家还应通力合作，共同构建一整套英语教学的亚洲模式。[6]

六、结语

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外语教育尤其和一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高度关联。[7]亚洲人口约占世界的58%，有超过6亿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英语教育政策是政府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提高外语教育水平被视为加速亚洲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手段。但接受英语教育的同时，亚洲公民也被灌输了英语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特征。因此，亚洲各国的语言政策制定者要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角度，调整国家的语言规划格局，与时俱进，务实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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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in Globalized Era:The Case of Five Major Asian Countries

LI Xin

(College of Englis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sian countries have similar geographical feature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oot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English education situations in five major Asian countries，i.e. Japan, Korea, Chin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is paper wishes to find out some of the common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with regard to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in non-native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particular, it will address three key issues：1)The social and economic motivations behi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2)The impact of English spread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3)How should Asian countries properly handle the powerful infiltration of English.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shed light on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oward a rational and effective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n Asia.

globalizati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major Asian countries， English spread and infiltration

本文系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外语战略中心规划课题(ZDJ125-1)阶段性成果。

李欣，上海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与教学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