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振

(福建江夏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



生育新政：高校女教师的挑战与应对

叶文振

(福建江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

摘要：全面二孩生育新政出台既增加了每个家庭的生育选择自由，也让生育主体多出一份生与不生的纠结。针对高校女教师这个生育群体，在描述她们主要生育贡献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她们在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挑战与应对的结果表明，高校女教师的二孩生育其实是一个社会工程，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变迁、制度改革、职场和家庭领域男女性别关系调整等多层面、多方位的共建共享过程，所以需要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全面释放与支持。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高校女教师；性别平等；生育贡献；生育挑战；生育应对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后，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又分别专题讨论和细化了对生育新政的多重意义和实施配套，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第18次会议上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做出相应修改。从此，我国彻底告别了实行了36年之久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有着久远多生习惯的千千万万家庭又有了更宽松的生育选择自由了。

然而，从多年的期盼到最后的机会到来后，人们却多了一份生与不生的纠结。尽管紧接着将要陆续出台的各种配套政策与公共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压力与激发再生的积极性，但如何作出对生育新政的回应，确实也值得每一个家庭的认真考虑和共同决策。大家的犹豫和纠结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生育责任的表现，也充分展示了我国的生育过程已经从过去的传统生育文化和一孩生育政策的宏观引领转化为更多的微观层面的家庭选择，生育主体出于对新生孩子负责的理性思考，是我国实现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以及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的伦理基础。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高校女教师始终站在最前沿，她们对生育新政所作出的选择，值得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高校女教师的生育贡献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女性比例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女性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重从1997年的35.21%，分别上升到2000年的38.24%、2005年的43.25%和2010年的46.48%，到2014年接近一半，高达48.14%，总数为735,695人[1]。除了在高等教育事业当中发挥越发重要的性别作用以外，高校女教师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它是集知识性、母性和职业性为一体的相对优质的生育主体。丰厚的文化知识和学科专业基础不仅让她们了解生育的意义和过程，接近先进的生育观念，而且还拥有更大的责任与能力去计划和实施自己的生育目标。相对比来说，她们会结合对一个社会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了解与判断，把朴素的母爱转化为更加负责的、更多地从满足孩子利益需要考虑的生儿育女的慎重选择。从生育决策和实践方面来看，她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她们会在综合考虑社会、自己和孩子利益需要的基础上，从符合新出生人口的利益需要出发，来确定自己的生育选择。全面满足孩子的身心健康需要、吃好穿好住好等的物质需要，接受最完好的教育需要，以及拥有父爱和母爱的爱的需要①，始终是她们考虑是否生育的第一个筹码。尤其是父母双爱健全的完整家庭一直是她们对即将出生孩子的重要承诺，知识不多的女性可能用再生去捆绑一个不稳定的婚姻，而知识女性更多的会因为自己的婚姻没有未来而主动放弃再生育。所以，高校知识女性所追求的一般是以孩子利益为上的利他主义的生育。

其次，不追求过多孩子的生育，生育质量成为她们实施人口再生产的首要原则。不论是生前的婚育体检、孕育时的身心健康的保障，还是婚姻稳定和家庭资源拥有与孩子生育产生的各种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都是她们坚持有质量生育原则的理性基础。过去那种“加一瓢水，就可以多养一个孩”的粗放式生育模式已经被她们集约、精准式的生育创新所替代。特别是作为确保生育质量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投入，也从过去以本科为主向更多的研究生教育、从争取入读国内名牌大学向出国攻读学位转移，多维的、动态的以及着重孩子以后的健康成才的生育质量观已成为高校女教师生育实践的主导思想。

再次，没有强烈的生育性别偏好，即使家庭其他成员有比较强的生男偏好，她们也不会轻易地进行人为的性别选择。知识和职业赋予她们的先进意识和足够能力，更能够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精神带入到生育过程，成为非常重要的给予女婴一样生命机会和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的一支力量，更能够体现和抒发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情感挚爱、社会责任和性别公正。更为重要的是，对家庭经济的显著贡献还提升了她们在家庭领域的性别地位，使她们能够更加主动地介入生育决策过程，并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力和更清醒的性别维权意识，对来自公公婆婆和丈夫较强的生男偏好的压力起着比较有效的化解作用。

最后，高校的教书育人的职业特点不仅强化了高校职业女性自身比较先进的生育观念和实践，而且还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把先进的生育文化向全社会推广、向即将进入生育队伍的女大学生代际传承。由于高校知识女性相对比较成功的生育实践结果，使得这种推广和传承变得更加富有说服力和有效性。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生育革命中，高校知识女性都是一支先行先试的有生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于我们生育观念的现代化、生育责任的伦理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合理化与人口素养的优质化都作出了不可低估的时代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激发生育意愿和热情，并尽快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让更多的高校知识女性拥有两个孩子，应该是贯彻落实全面二孩生育新政的一个工作重点。

二、高校女教师的生育挑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对于其他女性，高校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再生育挑战要大得多，她们面对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所给予的再生机会平添了更复杂也更难化解的纠结。究其主要原因，既来自她们特殊的职业性质，又归因于对“三高”优质女性的社会态度。

高校教师的职业会引起两大纠结。一是它明显提高了高校女教师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高学位的攻读和更加持续不懈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否则一直徘徊在低职称上的工资收入不高和心理落差加大都会加重其对自己职业发展前景的无望和无助。所以，一次生育就意味着不得不放弃一次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甚至产生一辈子都无法获得更高学位的风险；一次生育就意味着不得不降低自己单位时间里的研究产出，甚至影响育后学术生涯的状态恢复、后劲形成，以及合作互助；进而一次生育就意味着可能职称再也上不去了，不得不调低自己的最终职称目标，也可能不得不放弃所钟爱的大学教职而转岗做行政工作，或者离开大学校园去从事其他职业。一方面，她们需要追赶上学科知识不断加快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到家庭、社会和个人心理的角色压力[2]，母爱与爱教不能两全其美是高校女教师面临的一大纠结。二是它显著提升了高校女教师对生育的个人要求。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让高校女教师更深刻地了解到，父母婚姻稳定美满、父爱母爱时常伴随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最重要的情感和心理保障，为出生孩子建构一个完整、有爱的家庭也成为她们职业以外所尽力而为的一个使命。但是，在经济社会双重急剧转型的情况下，我国离婚率的一直攀升，离婚后男性对父亲角色扮演的不尽心，都让高校女教师心有余悸，对婚姻可持续发展的担心越多，对再生育的意愿也就越低。另外，高校女教师还会对生育质量、对孩子未来的成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自己是名校高才，是留洋博士，是教授名师，很多情况下不能容忍孩子只上名不见经传的大专院校，只拿一个国内的专业硕士，只从事专业知识含量不高的一般工作，当孩子的培养与自己的成才过于紧密相接，只许孩子更好，不忍低就，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再生育压力。还有，高校女教师由于一直攻读学位，一般都比较晚才结婚，进而也推迟了适时生育，不少人都成了高龄生育的群体。高龄生育的高风险与对孩子身心健康的高要求之间的不对称，也使高校女教师多出一份对孩子质量的忧虑。

然而，相对比来看，我国社会特别是男性群体对“三高”优质女性的刻板印象与制度歧视，则是高校知识女性不敢生育二孩的最大顾虑。传统性别文化中的“男高女低”“男强女弱”在“三高”女性面前的现实瓦解，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男性对男女关系习惯定位的调整，反而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三低”丈夫的性别心理失衡，其在生育上的纠结与犹豫还可能被丈夫误解为是对现有婚姻的不满意，加重丈夫对妻子看不起自己或者只顾自我事业发展的抱怨与不满。加上“三高”妻子所拥有的更好的经济能力、社会资本和职业前景，还降低了丈夫对离婚可能带来的对妻子的负面影响的于心不忍，所以这种传统性别文化往往会给高校知识女性添加更大的婚姻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让她们缺乏对婚姻发展态势的自主把控的信心和能力。婚姻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危机，却又无力与一个性别文化抗衡，逆转不了这种风险，那她们还敢生孩子吗？另外，其高校教师职业又让她们的丈夫想当然地认为，把孩子交给她们是最可靠的，至少可以确保孩子的学业和考入比较好的大学，在家庭分工上，就更加理所当然地延续性别分工传统，让她们全权负责和全面包干，如果出现闪失，还挺理直气壮地把责任都推给妻子，结果自家孩子教育和学校人才培养、家庭事务和科研任务、母亲住家陪伴和教师出外交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进一步加剧了，在这样的家庭和学校、孩子和事业关系的预期中，她们生育二孩的意愿就更加低落了。还有学校层面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对女性学者性别关爱的制度设计，如以男性为中心和标准的教学过程管理、科研任务分配、教师职称评定，甚至福利保障设计等等，也都让生育变成高校知识女性必须个人去承担的事务，由于生育所产生的各种负担和影响也必须自己去面对与化解。如每天不按时上课就作为教学事故来处理的规定，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性别不平等，但如果每天早上都要高校女教师去送孩子上学，这就变成了被掩盖的本质上的不平等。所以，所在高校不把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真正平等思想纳入到整个学校的管理体系当中，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去排解她们的困难和顾虑，高校知识女性的二孩生育热情还是很难能够被呼唤起来。

三、高校女教师的生育应对

在生育新政时期，高校职业女性的生育应对其实是一个社会工程，是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全面释放，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变迁、制度改革、职场和家庭领域男女性别关系调整等多层面、多方位的共建共享过程。当然，我们高校的管理高层和高校女教师的丈夫改变性别观念、加快扶持行动应当是首当其冲，极其关键的。以笔者之见，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考和建议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在高校领导层中开展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教育，端正他们对女性和生育的传统看法。社会性别意识指的是，所有男女之间的学识、能力、社会贡献的差别不归因于他们的生理结构差异，而是归结为后天的文化与制度规定。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文化和制度，就会确保男女共建共享、两性协调发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核心精神，就是倡导社会性别意识，全面认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的理论实质和现实意义[3]，自觉地把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中去，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有了这个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变化，我们就会在高校管理和发展中，充分考虑既有的性别差异和女教师的特殊需求，自觉加强性别责任和问题意识，通过深入基层教学单位和广大女教师，了解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倾听她们的性别诉求，尤其是发现她们在生育选择上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以为她们排忧解难。与此同时，高校还应该把生育从过去的女性性别行为、家庭私领域行为上升为代表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行为，努力建设一个尊重生育、善待母亲的友好高校[4]。爱护和善待还想生育的高校女性，进而向社会示范生育的生命价值和代际责任，其实是涉及到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第二，鼓励高校借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为高校女教师生育二孩创造更加友好的制度环境。高校要主动地去分担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成本，把再育的女教师性别成本外化为高校力所能及的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解除女教师生育的后顾之忧，增加她们生育的净收益与幸福感。例如，高校可以整合资源，创办附属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并提供午餐服务和适度延长放学时间，让高校女教师每天可以直奔学校，小孩去上学，自己去上课，免除在拥挤的交通途中因奔跑多地而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多重消耗，下课也不会急着去接孩子，可把更多时间留给对学生的指导。又如学校的教职工餐厅还可以为女教师设计家庭化的带餐服务，把女教师回家做饭的时间节约下来，用于备课和科研。还有在排课、科研合作、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也都可以从担负生育社会责任的女教师实际出发，为她们提供便利和支持，让她们能够更加从容地把生育和职业兼顾好。

第三，要强化高校女教师丈夫的父爱，让其全方位介入家庭生活和孩子生育过程。生育既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作为生身父亲的义务，不能只播种和收割，而不嵌入孩子孕育的全过程。没有身兼丈夫和父亲双重角色的男性介入，女性的生育绝对不是一个情感完整饱满、辛苦有所分担、健康有所保障的神圣过程，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的生育积极性。对于高校知识女性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她们的感情更细腻，育孩知识更丰富，对夫妻共同参与孩子的生育过程有更高的要求。除了生育保险更加到位以外，医疗部门要提供更加可靠的对夫妇的育前体检服务和更加人性化的家庭产房服务，让高校女教师的丈夫介入分娩的整个过程，一起迎接孩子的出生，实际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生命教育和承诺，也是一个对女性奉献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的很好的机会。要教育高校女教师的丈夫彻底改变教师职业有着无限的自由和充裕的时间的误解，主动地一起担负起生育所带来的各种负担、劳累和压力，用更多、更到位的精神和事务上的陪伴和担当，使高校女教师尽快地从分娩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进入育孩与职业的良性互动。

第四，高校女教师要进一步创新生育理念和行为。拥有几千年多生和生男生育传统的中国人，对生育有着宗教式的礼俗和程序，如非常神圣的十月怀胎、坐月子等，后来又在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时代，演化为更加严重的为了保胎提前退出工作领域，坐月子延伸为3个月或半年的产假，甚至演化为忍痛割爱的人为性别选择。在医学技术越发先进、生活条件越发优越的今天，我们需要对生育传统进行改进和变革了。拥有专业知识和先进观念的高校女教师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这种生育革命的引领力量，通过对西方国家所创造和积累的生育经验的分享，结合中国女性和环境的特点，逐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生育方式，让过去有点被扭曲的生育过程恢复新常态，让怀孕期间的照常工作、孕产妇产后的全面恢复，以及新生孩子的健康发育和自然顺产、婴幼儿的科学护理和哺育等等，都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积极互动的生命和生活过程。尤其是如何在十月怀胎的胎育胎教与校园教研的正常活动之间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以改变和化解怀孕期间还辛苦教学科研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传统看法及其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且，现在物质条件和住宿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依靠传统坐月子的做法对身体付出的全面修复也可以用更富有科学依据的、时间消耗更少一点、身体滋补更精细优质一点的方式来改进或替代。实际上，西方女性的生育实践已逐步证实，保持孕妇分娩前的正常生活、工作以及适度的健身可以提高胎儿的身心发育水平和自然顺产的比率；分娩后早日进入过往的生活与工作状态，还可以把更多的激情与乐趣传递给婴儿，在分享中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为了助推高校女教师的生育创新，我国的妇产科学研究和成果应用要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和相关政府部门引导与组织，特别是医科大学最应该先行先试，并加大对高校女教师和其他生育主体的宣传与推广。相信在全面二孩新政的鼓舞下，通过高校女教师的研究与创新，通过全社会的关爱和支持，一个富有民族特色和当代科学精神的生育新文化和新气象将成为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注释：

①叶文振《生育权利：孩子的说法》，见《人口研究》，1998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高成新，刘洁.做一个高校女教师到底有多难？[EB/OL].3g.china.com,2015-09-30.

[2]梁静.新形势下高校女教师如何发挥自身优势[J].教育教学论坛，2014，(51):1-2.

[3]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5-09-28.

[4]叶文振.二孩新政：促性别平等、为生育回暖加温[N].中国妇女报，2015-11-03.

New Family Policy: Challenges Faced and Approaches Might Be

Taken by Female College Teachers

YE Wen-zhen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ing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ffers free choices to every couple on the one hand, but creates a new dilemma for the fema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contribution of female college teachers as a group, then elaborates on the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and approaches they may take. This analysis finds that to have a second child for female college teachers is a complicated and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is affected by changing culture, social reform, balance of career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man and woman, etc.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needs multi-layered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thus the supporting and functioning of multiple social forces are completely required.

Key words: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female college teachers; gender equality；birth contribution;birth challenges;birth approaches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01-06

作者简介：叶文振(1955—)，男，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福建江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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