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格局的影响

2016-03-04陈国栋袁三标

理论月刊 2016年3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

□陈国栋，袁三标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510320）

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格局的影响

□陈国栋，袁三标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510320）

［摘要］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主题，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动，必然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力格局的嬗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了空前复杂的多元话语分割局面，不管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还是民间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都蕴含各自的价值标准和运作模式，它们既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相互较量，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编织了一幅“三足鼎立”的话语权力格局。

［关键词］社会阶层结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格局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25

意识形态是“一个时代的核心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1］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话语权力问题，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意识形态，都是我们把握、理解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方式，体现的都是一种影响他人，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社会各个阶层都力图通过话语参与到这种权力运作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亦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型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控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和话语秩序的政治权力中心，政治权力中心通过对话语权力的垄断使其生产的话语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话语，也就是“元话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集中在元话语的生产者手中。元话语通过统摄、控制不符合“主导”意识形态要求和标准的非主流话语，有效地防止了任何异于元话语中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中心的形成。在元话语“一元垄断”的结构中，话语主体基本上只有三种角色，一种是独语者，为话语权力秩序立法，一种是“布道”者，解释和传播元话语，一种是“无声”的受众，处于话语的边缘。

1　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和失衡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转型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流变不确定中，意味着当今社会的许多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合理性，一切都尚未获取最终的合法性，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许多现象将会长期共存、相互斗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的将是一幅复杂多变的共生画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执政思路，推动了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来调配资源的市场经济转变；从集权的政治向民主的政治转变；从单一的思想政治文化体系向多元的思想政治文化体系转变；从封闭化的社会向开放化的社会转变。与世界“先发国家”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不一样，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巧妙结合，得益于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顺乎民意，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讲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诉求；二是坚持大多数人受益的原则，从而使经济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增强了民众对结构转型和体制变动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三是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潮流，政府干预不再是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而是作为对市场的有效补缺。”［2］

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推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分化和差异，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职业结构变迁，极大地改变了民众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从而驱动了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分化；二是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带来了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了民众占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状况出现极大的不均衡，由此造成了民众之间明显的社会差别。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模式。”［3］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催生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等各类经济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打破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模式，引发了中国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与重组，一些诸如私营企业主、公司经理和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状况，有的学者将我国现有的社会阶层划分为8个阶层，有的学者划分15个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正逐步趋于稳定，并按自身的逻辑继续发展。课题组划分阶层的标准主要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对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民众从事的职业类型以及对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阶层归属”。［4］

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来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社会某一群体地位沉浮的晴雨表，还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的结构性因素，也是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5］社会阶层结构实质上就是一种基于社会权力、社会利益、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各个阶层在社会总体结构的不同位置和关系而已。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等级位序主要取决于这些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社会权力和社会利益，在自身先赋性因素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阶层占有的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不可能是均等的，适度的分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保障社会相对公平的前提条件。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却出现了过度分化现象，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拥有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源的精英集团与广大弱势群体同时并存，而中间阶层发展迟缓，社会阶层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和“失衡”。而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均等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必然带来利益的急剧分化、社会力量的尖锐对峙、社会矛盾的此起彼伏，并由此刺激和孕育出表达种种诉求的话语体系，这是造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与无序状态，并最终会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官方的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和主流价值的根本性原因。

2　阶层结构变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格局的改写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根据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意识变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存在的变化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必然也会引起社会意识即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引起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要素的变化。特别是在利益、资源不断分化和重组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会更加剧烈地承受着多样文化、多元价值观和多重意义系统的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思想文化价值的矛盾与冲突。当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力量在阶层内部或阶层之间冲突或尖锐对峙时，经常会导致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作出不同的判断，产生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序”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每个阶层都会通过一定的话语来确证自身的存在，来表达自身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来议论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趋向。因此，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一元封闭的意识形态话语模式，改写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格局。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首先，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利益主体以及一些依靠市场谋生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是造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转移，促使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格局发生改变的主体因素。新兴的社会阶层，比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由于其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攀升，使其具备了一定的进行政治对话和意识形态对话的“资本”，成为生产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主体。此外，体制外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必须获得一部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得到民众认可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力，而话语权力的获取必然要生产出与官方话语主体不一样的话语体系来，也就是说要不断介入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竞争过程。当这些主体介入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运行过程时，意味着原有的权力主体一元化的格局已然破解，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社会上层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向话语权力分割的“多极结构”转变。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正在促使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发生改变。

其次，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群体意识“同一化”趋势，必然会引发对官方主流话语消解与疏离。比如，传统的工人阶层，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优势的逐渐丧失以及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他们对官方主流话语，“工人阶级是政治主体”、“国家主人”、“领导阶级”的认同度已经极度弱化、淡化，转而认同一些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而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由于其自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地复苏和增强，同样出现了对官方主流话语不认同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状况、职业分工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社会各阶层容易在思想观念、社会态度、价值取向、心理意识等方面趋于同一化。这种“同一化”，一方面势必会引发他们对传统思想政治观念的背离和疏远，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地利用各种“话语体系”来表达政治诉求以及参与社会博弈。在当下中国，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所具有的对社会资源流向的导引和分配作用，当社会各个阶层一旦趋于成熟和稳定，他们必然就会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力，所以新的社会阶层意识与观念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也就会不断地产生碰撞与冲突。

最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不断推动官方主流话语作出调整和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日趋加剧，各阶层的主体意识、阶层认同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利用话语权力来表达自身利益的各种诉求日渐频繁，这不可避免地引发各阶层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对立与冲突。因此，对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言，“既要提供平台和机会释放各个阶层的话语诉求，以将他们意志和要求纳入政治决策系统，又要利用话语权威促使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协调、均衡和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同时也要保证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无视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仍然沿袭传统的话语模式，只会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疏远和对立情绪，从而引发矛盾和冲突，最终危及到话语秩序和政治秩序。”［7］

“专家因为早晨要查房，上午门诊难免会迟到。这一次整改，医院领导班子下了很大的决心，支持门诊部严肃管理。门诊部门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把门诊迟到率降了下来，进一步压缩了患者等候时间。”李红指出。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由于物质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等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并非所有阶层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身的话语诉求，在当下中国，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占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比例最大，掌握文化、学术资源的学者次之，而占有人口大多数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掌握话语权力的比例却非常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存在明显的强弱之分。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生产的话语比较容易成为主导话语，而拥有较少社会资源的社会下层生产的话语容易被漠视或压制，有时只能从体制外间接表达一下自己的声音。即使如此，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还是引发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特别是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普及和运用，更是使得传统的依靠官方媒体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模式被打破，各阶层占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格局正在被迅速改写。

3　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三足鼎立”的话语权力格局

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话语符号这一载体来实现的，民众经常可以从不同的话语符号中来解读意识形态的走向。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在生产话语文本，建构社会意义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话语权力使用和分割问题。这里的话语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而是具有了历史的、社会和现实的维度。决定话语结构和运用方式的不再仅是话语主体，还包括特定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现实，话语既是一种具有威慑意义的文本符号，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这里的权力也不仅仅是政府、行政意义上的权力，还是一种文化、知识、学术意义上的隐喻权力。从此种意义上讲，各种意识形态其实又是一种具备控制民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取向的权力话语，这种权力话语蕴含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价值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执政党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话语符号，但并未像以往一样对其他话语体系一味采取封锁、压制的措施，而是在尊重多样、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倡导多元话语共存。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氛围中，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行政话语的一元垄断的局面演变为多元话语形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话语权力分割局面。为了较为清楚地分析和展现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分割状态，本文仅粗略地分析三种权力话语或话语权力，即行政话语，学术话语和传媒话语，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嬗变也体现为三类不同的话语主体对话语力量与话语资源的追逐和占有。行政话语是执政集团意志的表征，通常在形式上居于权势地位，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利益、愿望、意志、价值和立场混合呈现。学术话语经常以“私人”和“公共”混杂的形式运行，擅长运用“知识”的力量把要表达的诉求推到社会前台，并有可能上升为社会的主题话语。而传媒话语，主要指是一种群体欲望、意志、偏好、情绪和价值取向的呈现，影视、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为这种话语的运行提供了平台，这种话语实践虽然表面呈现出一种分散状态，但实际的效力却往往表现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话语秩序、社会时局以及民众心灵空间的产生难以估量的渗透、影响和“冲击”。当然，这三种话语之间虽有明确的边界，也有重叠之处。

“在每一种话语的背后，都有表示集团目的、集团权力和集团利益的集体因素。”［8］也就是说，每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都有自己特定的生产主体，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话语竞技场里，每一意识形态主体在生产话语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身的意义，然后通过民众的消费或接受，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解，就是通过把“个体召唤成介入社会实践的主体”，从而使主体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某种相应的预期，并依照预期去行动。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民众经常被标注为各种身份来接受这种“召唤”，如“人民”、“公民”、“公众”、“群众”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每一次意识形态实践都意图最大量地争取民众，将其转化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然而，在一个利益关系深刻调整、阶层分化不断加深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民众的身份会随着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改变，身份的改变自然会导致民众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与传统社会相比，“民众坚守何种意识形态已经变得极不稳定的，意识形态由此亦呈现出一种信守主体的不确定性”。［9］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以学术理论或社会思潮存在的民间意识形态，未必一定会被某种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所认同，它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符号漂浮在社会上空，会不确定地被某些社会民众认同为自身的价值信念。

意识形态要实现对民众的“召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能否成功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都是难以把握的。对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承载自身价值理念的话语符号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是意识形态赢得民众“召唤”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现这一点，意识形态文本符号必须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一方面，话语文本必须依托于大众传媒和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另一方面，在话语文本中应尽可能地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或者在话语符号中留出足够的空白或弹性空间，以便这些诉求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实践得到满足。社会的开放特别是互联网在大众中的日益普及，使得行政话语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逐步分化，不同的话语形态之间开始产生了一种制衡性和监督性。在现阶段的中国意识形态场域中，这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对于主要由政治权力主体发出的行政话语来说，经常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和功能。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行政话语维持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传统方式，如，一味灌输、公文命令等已经不再适用，因为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还深层次地修正了当下的价值系统，引发了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冲突，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一个话语、权力的竞技场。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行政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滑向了边缘，它再也无法轻易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实现对社会民众的意识形态召唤，而是必须转换思维，通过“谈判式”的对话来赢得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种谈判式的对话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有选择地吸收其它话语形态的价值理念，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张，甚至在保持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可以修正自身的价值系统，以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其二，必须正视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特质，修正一味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阳光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还可部分地遵循、借鉴其他话语形态的叙事模式和操作方式；其三，要不断获取学术话语主体的支持与认同，并以其为中介实现对广大社会民众的有效引导，以实现其意识形态意义的生产与被接受。当然，谈判与对话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妥协和丢弃舆论阵地，任错误的思想理论、政治思潮大肆泛滥，行政话语必须始终保持它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将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异质价值系统限定在国家意识形态许可的、可以接受的大范畴和大框架之中。

二是对于学术话语主体生产的学术话语来说，由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学术话语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分配格局中已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因为社会民众对于知识、学术与文化权威的崇拜感并没有因为影像视觉时代的到来而丧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大众思想观念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选择中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当下最重要的话语文本，各种学术话语体系既有可能作为一种肯定性力量与行政话语和传媒话语实现“共赢”，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不断地消解行政话语和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当然，学术话语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自身也时常陷入一种尴尬的情势。其一，以“图像”、“形象”、“影像”为载体的视觉文化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纯粹“语言文字时代”的文化门槛和文化标准，社会民众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底蕴就可以进行直观“欣赏”，这直接导致了文化标准和门槛的不断降低以及学术话语权力的弱化；其二，学术话语既不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表征的行政话语那样，可以通过政治权力享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又不像大众传媒话语那样，其固有的商业性和经济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这就使得学术话语有时会受到行政话语和传媒话语双重挤压，而难以找到其实践机会，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学术话语主体主动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联姻”，也就意味着学术话语必须遵循资本生产的逻辑，随时有可能放弃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垄断体制的帮佣或依附，不再成为独立的话语力量，成为反对各种话语霸权的肯定性或革命性力量。

三是对于主要表征民间意识形态的传媒话语来说，经常会出于“利润”追逐的需要，尽可能地容纳多种多样的异质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消费目标群体的转化，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力。当然，这种话语是快感型的、休闲的，它满足的主要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一种生活需要，而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需要，充其量是一种精神快餐。传媒话语生产有时是一种“对抗性的意义和快感”，民众在这种大众叙事的游戏感、颠覆感中，得到的不是“精神”，而是一种“快感式”的享受。“阳光”叙事的主流话语一旦退隐于幕后，这种“月光”叙事的大众话语就会立即占据社会民众的心灵空间，并在这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分割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在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传媒话语经常通过消费主义、市场逻辑以及虚无主义等倾向的叙事方式来获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并实现对其他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瓦解和话语秩序的破坏。

当然，在中国“行政话语—学术话语—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中，三方之间并非总是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一种制衡和监督的动态平衡关系，这一关系投射在话语形态中，则体现为三种话语力量在文本表层上成功地维持自身的意识形态并与其它异质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不同的话语形态背后有着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使得各自的话语形态具有抵抗“同质化”倾向的本能，也就使得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无法获取绝对的垄断地位，行政话语再也无法像传统社会那样把其他的话语形态消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中。在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传统的那种以绝对权威去裁决并统一其他话语的形态的“元话语”已被完全瓦解，过去那种金字塔式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结构已被网络型的话语权力结构所替代，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复杂、多样、多元和多变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分割局面。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

［2］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民人出版社，1994.46-47.

［3］叶晓楠，纪雅林.新社会阶层身影日渐清晰［N］.人民日报，2007-06-11（10）.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3，（4）:2-4.

［5］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2）: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7］王尚银.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政治变化的影响［J］.东岳论丛.2006，（6）:122.

［8］［德］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5.

［9］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R］.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7.

责任编辑梅瑞祥

作者简介：陈国栋（1965－），男，广东阳江人，法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员；袁三标（1976－），男，湖南郴州人，法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