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霞

(新乡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论明代史钞的思想价值

刘云霞

(新乡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明代史钞编撰者十分重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用，注重以古为镜。同时，这些史钞编撰者深受明代正统史观的影响。明代史钞中蕴含着编撰者的史学思想，从史钞中可以看到编撰者的史识，可以了解他们对学史方法的认识，也可以看到编撰者“史之为用”的思想。史钞编撰者自觉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责任，以史钞来教育世人修身立德，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普及，为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明代史钞；历史思想；史学思想

明代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官方修史逐渐走向衰落，私家修史、史钞编撰日渐盛行。史钞是摘抄一史或合抄众史所形成的书籍。编撰者钞撮旧史，博取约存，删繁就简，自成一书。史钞编撰者主要是摘录史书，他们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不过，由于编撰者对所摘录的内容分门别类，并加以点评，他们为史料的整理做出了贡献。另外，史钞编撰者在史钞体例的选用，以及语言表达、文史结合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史书可以彰善瘅恶，遗鉴未来，史钞也具有相同的作用。今天，系统地考察明代学人编撰的史钞，分析其中蕴含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于了解明代史学研究的概况、分析史钞在明代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具有一定意义。关于明代史钞的思想价值，王记录教授在《论明代史钞的价值》一文中已有论述[1]，本文欲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阐述。

一、明代史钞蕴含的历史思想

历史思想又称历史观念，主要指人们对历史运动规律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历史思想主要包括3个基本范畴：其一，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这事关历史发展的内在之理；其二，古与今的关系，这事关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历史是否在变动中不断进步等问题；其三，人君、将相和其他各种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事关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问题。由于史钞编撰者都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史钞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思想。明代史钞中所体现的历史思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编撰者重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用，注重以古为镜

这一历史思想在明代史钞中表现最为突出。明代的史钞编撰者在进行节选、点评时，都十分重视纪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史钞编撰者注意到这些史学遗产的垂训作用，力图以古为鉴，经世致用。史钞编撰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将史书中的相关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他们希望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教化民众。

明代学者马维铭纂辑的《史书纂略》是一部纪传体史钞。其中，“纪”主要是帝王的传记，“传”主要是王侯将相、游侠名人的传记。二十一正史记载的人物、事件众多，为了方便人们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观历史发展的面貌，马维铭以帝王本纪、大臣列传、儒林传、贞烈传、游侠传、隐逸传等类目为基本架构撰写了《史书纂略》。这种编撰方式反映了作者高度重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想，也体现了作者的唯物史观。陈懿典在《天佚草堂〈史书纂略〉序》中指出，马维铭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撰，并在卷首作绪论，可以“令览者开卷先论其论，论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败得失之林，瞭然在目”[2]。马维铭在品读史书时发现，东汉光武帝之后，权臣、宦官干预朝政的问题十分突出，士大夫以气节自重、结党营私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国家衰败。他由此得出结论，历史的发展是统治阶层中各类群体综合作用的结果。

史钞《古今彝语》的编撰者汪应蛟是万历二年进士，曾数从诸公讲学，因感愤时事，抱病归乡，究心性命学，“力行古道，以身为学人鹄”[3]。汪应蛟著述颇丰，《抚畿海防奏疏》《司农奏议》等都是其在做官时所写。《古今彝语》是汪应蛟编撰的一部史钞。汪应蛟摘选历代史书的纪传，旨在使“君臣摩切治道之事迹，尽在一览”。他所摘录的多是正面的、具有感化力量的内容。在汪应蛟看来，这些影响深远的嘉言懿行，可以“昭鉴戒、翼风教”。

《史纂左编》的编撰者唐顺之十分重视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垂训价值。唐顺之把自己认为对国家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内容编入书中，而将那些与此无关的内容一概舍弃。《史纂左编》卷首即指出：“《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唐顺之认为，君、将、相、师儒以及隐士、方技在历史发展中都发挥着作用，不同阶层的人物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师儒之系乎治者重也”，因而他编撰了“诸儒传”；“隐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则深处严壑，而龙光于朝，英主亦往往尊礼，其人以风世，所谓以无用为有用也”，因而他编撰了“隐逸传”[4]。

张九韶编撰的《元史节要》只摘录元代帝王的事迹，目的是使人们对“有元一代，君臣政事之得失是非及其盛衰兴亡之故，瞭然在目”[5]。《元史节要》力图以历史人物的事迹开启读者的智慧，体现了编撰者对史钞垂鉴价值的重视。

研究者一般把历史观分为英雄史观和民众史观。明代史钞的编撰者同时具备这两种历史思想，而英雄史观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二)编撰者深受明代正统史观影响

两宋时期，史家围绕魏蜀孰为正统展开争论。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当时，苏轼、司马光主张“魏正蜀伪”，章望之作《明统论》，主张“蜀正魏伪”。元代学者在对正统思想的讨论中加入了民族、纲常等元素。明代正统论的奠基者是方孝孺，他提出了“正统”和“变统”之说。他说：“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大位。”[7]他尊三代为正统，认为夷狄、女后等均为变统。明代正统朝以后，明政权与北方蒙古族政权关系紧张，方孝孺的思想开始受到重视。从历史中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源自人们的思维习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曾指出，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8]。明代史钞编撰者立足现实观照历史，他们的历史思想反映在其作品中。

唐顺之在编撰《史纂左编》时只摘录汉、唐、宋三代帝王的事迹。他在书中指出：“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4]他还说：“魏与南北朝，篡也；吴、蜀，镇也；五胡、辽、金，夷也；秦系列国，亦镇也；隋系外戚，亦篡也；元系狄，亦夷也。”在唐顺之看来，这些王朝皆系镇、夷、篡之门，为非正统。王思义尊宋为正统，在编撰《宋史纂要》一书时，重点摘录宋史，将辽史、金史列于宋史之后。用相同的方式编撰史钞的还有张光启、刘剡，二人合编的《通鉴节要续编》轻辽金史而重宋史。王洙编撰《宋元史质》旨在“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9]。他不仅将辽、金两朝均排除在正统之外，而且将有元一代的年号“尽削之”，以表明其正统思想。宁王朱权编撰的《天运绍统》，重新确定了历代帝王世系，以见各朝各代的“天运之统”。马维铭在其编撰的《史书纂略》中指出：“帝蜀寇魏，以明正统。”[2]马维铭在处理辽、宋、金史时，将篇目命名为《宋史纂略》，并将辽史、金史附在宋史之后。有研究者指出：“强调正统论，同时大讲华夷之辨，是明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10]明代史钞中所反映的正统史观，便与此有关。

刘知几云：“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鉴世，其善可以示后。”[11]史家对历史人物善恶行为的记载，对后世具有鉴戒意义。史钞的垂鉴作用较为直接，史钞的编撰者可以通过介绍和评论历史人物的善恶行为来启发世人。

二、明代史钞蕴含的史学思想

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求实、求真，因此，史家应当具备一定的德识和才学。瞿林东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纲》中指出：“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与曲笔，史之为用，史之为美，史学与经世，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12]71明代史钞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编撰者的史识以及他们对学史方法的认识

明代史钞编撰者对历代正史的史论以及历代学者评论历史的著作进行摘录，反映出明代学人对史学的重视。这些编撰者认为，史书的论赞、序、进书表，以及评论历史的著作都是读史时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故专为摘录。彭以明编撰了《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他的儿子彭惟成深受父亲的影响，指出读史的关键在于读其要旨(即“义”)。彭惟成在《二十一史论赞辑要述》中说，后人通过研读史家评论历史的文字，可以客观地评论历史，领会圣人的教诲，“得史学之精华”，由此，“二十一史大义可知矣”[13]。沈国元编撰了《二十一史论赞》，他在《二十一史总叙》中指出：“作史之法，贵词简而事明。史之论赞，简而又简，犹易之有‘彖’。古人所谓文约而义见者，是也。”[14]梁梦龙在《刻〈史要编〉叙》中指出，史书卷首的表、序、记、考等，主旨大义显而易见，能够总括史书之要义，“乃考索之筌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15]。瞿林东教授指出，梁梦龙编撰的《史要编》“第一次将史学自身方面的问题提了出来”[16]408。《史学要义》的编撰者卜大有，将从西汉至明代人们对于史家、史书的评论进行摘录，旨在总结历代学人对于史学的认识。人们通过阅读《史学要义》，可以宏观把握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概貌。瞿林东教授较早研究了该书的理论价值，他指出：“《史学要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16]408

(二)编撰者“史之为用”的思想

史学具有教化功能，中国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史家编撰、刊刻史钞的目的之一就是方便后学者学习历史知识。唐代，我国的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国家科举选官制逐渐替代了贵族内部选拔制。到了宋代，科举大兴，市井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适应教育普及的需求，明代学者热衷于对史书进行摘录。明代出现了众多的摘录本、类编本、改纂本。相对于卷帙浩繁的正史，史钞更易于在社会上流传；而相对于野史，史钞更具可考性，能够承担起教育的重任。当时比较有名的史钞有张九韶的《元史节要》、梁梦龙的《史要编》、顾应祥的《人代纪要》、茅坤的《史记钞》等。明代还有专门为蒙学教育编撰的史钞。一些学者为孩童编写了历史知识读本，体现出他们普及历史知识的自觉性。例如，《纲鉴正史约》叙事简明扼要，书中仅存历史故事梗概，旨在服务乡塾教学。《纲鉴正史约》《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也都是当时流行的蒙学读本。人们让孩子学习历史知识，就是想让他们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了解并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明代史钞编撰者自觉承担起传播历史知识的责任，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人一向重视伦理道德，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史家自觉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责任，他们以自己的著作教育世人修身立德。明代史钞编撰者对史书和史评进行加工整理，通过表彰忠臣孝子，引导人们做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瞿林东教授指出，史钞编撰者普及历史知识、发挥史学教育功能的意图，“在今天看来仍是可取的”[12]638。读史能够使人们增强分析判断的能力，能够使人们提升道德水准。《周易》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让人们了解先贤的嘉言懿行，以获得思想上的提升，是明代史钞编撰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记录，刘云霞.论明代史钞的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8-29.

[2]马维铭.史书纂略[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汪应蛟.古今彝语[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4]唐顺之.史纂左编[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5]张九韶.元史节要[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G]//四部丛刊.

[7]方孝孺.逊志斋集[G]//四部备要.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1.

[9]王洙.宋元史质[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0]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G]//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6.

[11]刘知几.史通通释[M]. 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37.

[1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4]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5]梁梦龙.史要编[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6]瞿林东.《史学要义》的特点与价值[G]//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素】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刘云霞(1980—)，女，河南商水人，经济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7-00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