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安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镜花水月影过留痕
——从镜像理论看《花月痕》

李静

(安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花月痕》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两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书生韦痴珠与妓女刘秋痕同病相怜，双双凄凉而死；另一对主人公韩荷生与杜采秋则终成眷属，同享荣华富贵。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的性格气质，还是其人生遭遇，都充满了多重的对照关系。文章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之进行阐释，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晚清文人士子的末世心态。

关键词：花月痕；对照关系；镜像；晚清士人心态

清末文人魏秀仁的《花月痕》是一部“哀感顽艳”[1]426的狭邪小说，描述了两对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韦痴珠和韩荷生都是文才超群的名士，二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韦痴珠多情好学，但时运不济，穷途落魄，终至一病而亡，他所爱的妓女刘秋痕也为之殉情而死。韩荷生才华绝世，受贵人赏识，建功立业，终至封侯，他所爱的妓女杜采秋也因此得封一品夫人。在这一部缠绵悱恻的言情文本之中，故事人物之间充满了多重的对照、镜像关系，以此可以透析晚清士人的心态。

镜像理论是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的。拉康认为，人的意识的确立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一个神秘瞬间，也就是所谓的“镜像阶段”。一个6～8个月大的婴儿在照镜子时，一开始认为镜子里的是他人，后来才认识到是自己，自我意识由此产生。拉康认为，人在镜像阶段，启动了一个名曰自恋/自卑的生命历程。因为，镜前的婴儿长大成人后，他可能一生怀抱着关于自己正是那一理想自我的想象，颇为自得，也可能终其一生追逐和渴望到达理想自我的高度，而厌弃自己的现实生存。自我建构离不开自我，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来自镜中的自我形象，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镜像阶段是一个由虚幻影像而引起的迷恋过程，原因在于，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在自我建构之时，把镜中的影像当成理想自我而进行迷恋，这与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形成矛盾，从而造成自我的失落、异化[2]。在《花月痕》这部小说中，名妓刘秋痕和名士韩荷生都是韦痴珠的镜像，而韦痴珠又是作者魏秀仁的自我写照。

一、风流才子与青楼名妓之对照

韦痴珠与刘秋痕的相识相恋可以说是一段名士名妓诗书赠答、缠绵悱恻之风流佳话。刘秋痕对韦痴珠是未见其人，先见其诗，且顿生惺惺相惜之感。

单说秋痕这一夕回来，想道：“痴珠沦落天涯，怪可怜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经济，卓绝一时，《平倭十策》虽不见用，也自轰轰烈烈，名闻海内。到如今栖栖此地，真是与我一样，有话向谁说呢！我这会得个虚名，就有许多人瞧起我来，过了数年，自然要换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痴珠了。那时候从何处找出一个旧交？……瞧他那《观剧》的诗，一腔子不合时宜，受尽俗人白眼，怎的与我刘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他不合时宜，便这般沦落；我不合时宜，更不知要怎样受人糟蹋哩………[1]60

韦痴珠一生落魄，寂寞不遇，“踟蹰中年，苍茫歧路，几于天地之大，无所容身，山川之深，无所逃罪”，刘秋痕则“以袅袅婷婷之妙伎，而有难言之志趣，难言之境遇”[1]423。由此可见，韦、刘二人在各自的生活场域中都是不得志之人，可谓同病相怜，“同是飘零同是客”[1]418。刘秋痕出于对韦痴珠沦落天涯的同情，想到自己身陷风尘的痛苦，想到双方都因“不合时宜”而同样受到世人的冷眼，彼此之间虽境遇有差而感情实同，风尘佳人与落魄名士精神上之联盟于此得以建立。

韦痴珠在与刘秋痕第一次会面之时，即生一见如故之感，意料不到“青楼中有此解人，有此情种”[1]98。两人有着同样敏感孤傲的心灵，自然情意相通。“名士即美人前身，美人即名士小影”[1]115。小说在对二人交往过程的描述中，亦不断让读者加深这一认知。身为没落士子，韦痴珠将自身怀才不遇之情感投射到了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刘秋痕身上，红粉飘零，青衫落拓，相互映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将刘秋痕视作韦痴珠的镜像之一。

韦、刘二人相爱的心理基础，实是出于自恋。正如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Narcissus)只会爱上水中自己的倒影，他们既各自欣赏、体味着自己的悲苦境遇，自恋自怜，又陶醉于彼此迷离凄苦的恋情中不能自拔，自怨自艾。

二、落魄名士与仕宦文人之对照

栖霞居士为《花月痕》题词，以为此书令浅识者读之，不过是怜才慕色文字。其实，作者在怜才慕色的题面下，对比玩味着两种人生。男主人公韦痴珠与韩荷生“皆伟才硕学”[3]266，游历途中因题诗结识，彼此都颇激赏对方的学识与文采，遂相善交好。韦痴珠饱读诗书，心怀报国之志，曾上《平倭十策》，却始终未遇明主，仕途蹭蹬，落魄潦倒。他与妓女刘秋痕彼此倾心，但始终不能成就姻缘。后韦痴珠病故，刘秋痕亦殉情而亡。

韩荷生“清狂拔俗，潇洒不羁”[1]6,一生平步青云，先为达官幕僚，后以平倭寇之功，累迁至封侯。他与所恋之名妓杜采秋亦得终成眷属，杜采秋得一品夫人封典。同是书生意气，韦痴珠落魄一生，凄凉病殁，仅一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归；韩荷生却尽展才学，得偿所愿，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同为才子佳人，韦与刘劳燕分飞，遍尝离别之苦，一病死异乡，一伤心殉情；韩与杜一见倾心，比翼齐飞，一立功封侯，一得封诰命。韩荷生之春风得意，步步为韦痴珠抑郁不得志之反对，遇与不遇，别如霄壤。在行文中，也处处可见作者有意将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并行对照的良苦用心，且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读者注意。如第11回：“荷生宴客这两日，正是痴珠病笃的时候”，正是“百年须臾，有欣有戚”[1]77。第39回，作者又提醒“看官记着：痴珠、秋痕散局这一天，却为荷生、采秋进城之前一日”[1]317-318。痴珠与秋痕的穷愁苦绝、生离死别，正映衬着荷生与采秋的春风得意、双宿双栖。

通观文本中韩荷生的际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理想人生的写照：才遇明主、建功立业、红颜知己、娇妻美妾、合家团圆。他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标准代言人。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文人墨客的共同理想，韦痴珠自然也不例外。就韩荷生而言，为生计奔波，“依人作计”，看似比韦痴珠强得多，其实“沦落天涯”，“正复同病相怜”[1]9。从作者为两人取名，也可看出其中寓意：韦痴珠的“韦”，正是韩荷生之“韩”的一半。此中当然向读者暗示两人实是一人，不过时运不同而已。而在二人未相识之前，彼此都已折服于对方的诗名文才，可谓神交已久。由此可见，韩荷生也是韦痴珠的镜像之一。

三、现实作者与虚构人物之对照

对于作者魏秀仁与本书主人公韦痴珠之间的对照关系，可以从《花月痕》附录所搜集的材料中得窥一斑。谢章铤与作者魏秀仁(字子安)多有交往，他在《赌棋山庄集》中曾言，《花月痕》这部作品，是由于作者暇日无聊，“乃创为小说以写自照。其书中所称韦莹字痴珠者，即子安也”[1]430。《花月痕考证》称“韦痴珠为先生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1]440。

韦痴珠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应无疑问；至于刘秋痕，据前人考证，亦有所本。此书原本即载有定香主人的《栖梧花史小传》[1]426，暗示秋痕即小传中的太原歌妓刘栩凤。传中栩凤被人掠卖为歌妓，常有幽怨之色，她倾心于一位“逋客”，欲委身而不可得，因此一病沉绵，遂至不起。刘秋痕即刘栩凤之化身，而所谓“逋客”自然就是魏子安了。鲁迅先生对这一说法颇为肯定，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言“则秋痕盖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实魏。韦魏，又逋客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3]269。此论经鲁迅先生首肯，经过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已基本形成定论[4]。

韦痴珠一生功名蹭蹬，原是作者魏秀仁眼前的境遇，但他对此心有不甘，便塑造出一个韩荷生来，文采风流，却因命运顺利，于是青云直上。追随这二人的一对佳人，也因此命运完全不同。至于《花月痕考证》中认为韩荷生、杜采秋等人物都有实际的生活原型，姑且不论，仅从文本中几个主人公之间的多重镜像关系，已可窥见晚清末世文人士子的心路历程。

在行文中，作者不止一次提醒读者，韩与韦命运的差异，只是“遇”与“不遇”的差别而已。第49回，杜采秋曾戏言：“我要认是秋痕，便是秋痕；荷生要认是痴珠，便是痴珠。”[1]396其序言中亦分析道：“寖假化痴珠为荷生，而有经略之赠金，中朝之保荐，气势赫奕，则秋痕未尝不可合。寖假化荷生为痴珠，而无柳巷之金屋，雁门关之驰骋，则采秋未尝不可离。”[1]421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韦痴珠在与刘秋痕的交往中，时时处处流露出悲戚与伤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韦痴珠明明可以有许多机会改变自己和刘秋痕的悲惨处境，却一再刻意延误，终至抑郁而终。韦痴珠怀才不遇，他的身上集中了士大夫孤芳自赏、恃才傲物的性格，他也正是在追逐韩荷生式的理想人生中一再挫败，从而自我厌弃，悲观厌世。华严庵求签及梦中的碑铭，恰恰迎合了他的这一心态，从而主动地以自身去实践那似乎命定的悲剧人生。

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感觉到男女主人公不再仅仅是命运的玩物，实际上，他们似乎以惨淡决绝的心情，迈向恋情的苦果，其极致处，竟予人以苦作乐的扭曲感。”[5]在韩、杜二人得意美满的烛照下，韦、刘二人在预期的灾难中沉沦、迷恋，用生离死别作为情缘实现的手段，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自虐心理。其行为，又令人不由想起张爱玲的《金锁记》中长安做出的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自我牺牲式地任由母亲曹七巧毁了自己的学业、爱情乃至整个人生。文人墨客幽微阴暗之自恋、自虐心理，不但其来有自，而且后继有人。

既不能实现功成名就、如花美眷的绚烂人生，那就以哀婉忧伤之姿在众人心中留下凄美之痕。借此，韦、刘二人之生命亦得以在酒朋诗侣之感慨哀叹中绵延持续。其实，文中诸多文士名妓对二人坎坷曲折之感叹怀念，亦何尝不是出于一种自恋？春风得意也好，落拓飘零也罢，深蕴在中国传统文人士子内心的块垒牢愁总是挥之不去。借用王德威先生之理念[6]，这或可算作中国文学中“悲情”传统之延续。

按照鲁迅先生对清末人情派小说的衡量标准来看，可将《花月痕》视为“溢美”[3]348-349之作。文本中对名妓的溢美之词，不过是作者借叙述人对飘零妓女的赞美以浇胸中块垒，是将名士自己的心态投射在名妓身上，名士以坠落风尘的名妓自诩，对名妓的美化不过是对自己的抚慰、顾影自怜罢了。这一点，与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男性文学家往往以女性自比而寄托对“君(王)”的思念、幽怨之情颇有相似之处。

全书结尾时，管士宽一梦醒来，见枕边《花月痕》之书题有一联：“岂为蛾眉修艳史？权将兔颖写牢骚。”[1]418这已揭示出本书主旨。整部作品均可视为末世文人的自我心灵写照，作者既伤于国势之颓败,复枨触于仕路之坎坷，乃将一腔牢落幽忧之感，尽倾于北里烟花，以为知音尽在青楼。这种以旧文人的立场来描述满清帝国大厦的废墟，并且沉溺于废墟底下的哀感顽艳的末世爱情的行为，乃是其自伤自怜又自恋自傲的心态所致。正如魏子安自己所强调的“情”之“痕”要比“情”之“满足”更值得肯定，《花月痕》也就是在眼泪纷飞中生衍出一段凄苦的浪漫，讲述着清末文人士子的自我寓言。

《花月痕》这部作品在清末民初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进先生认为，是因为它的特色符合当时文学转型期的需要，且开启了新文学中郁达夫等“落托文人”抒写自我缠绵哀伤之真性情的写作风气[7]。除此之外，整部作品所寄寓的传统文人之多重精神理想，亦是该作品得以在当时获得诸多认同之原因所在。只不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一曲末世哀歌也如镜花水月般昙花一现。但弥漫于文本始终的迷离哀婉之氛围，对落魄文人自哀自怜心理的抒写，依然如余音绕梁，不断获得回响，惊鸿过影，尚可留痕。

参考文献：

[1]魏秀仁.花月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建构[J].学术交流，2006(7):25-26.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G]//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陈芳华.百年来《花月痕》研究述评[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2-54.

[5]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8.

[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8.

[7]袁进.浮沉在社会历史大潮中:论《花月痕》的影响[J].社会科学，2005(4)：117-118.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6-02-11

作者简介：李静(1983—)，女，河南焦作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7-00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