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辰颖

中国经济增长力的韧性分析

高辰颖

科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既可以坚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信心，又可以为当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为多重因素所作用，受多种经济学理论共同支撑。经济增长力韧性其内生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基础设施、经济结构等经济体自身特点；其外生因素包括政策体制、社会、文化等。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克服其脆弱性，必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

经济增长力 韧性 改革 创新驱动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最有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时期。从中国经济整个转型过程去测度，中国经济增长力是有韧性的，新的增长能力正在逐步萌动，最困难、最煎熬的时间将会逐步过去。科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力的韧性，既可以坚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信心，又可以为当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发挥政府重要作用有效结合，为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寻找合适的政策和方法。①本文所使用数字除文中已说明出处的，其来源分三类：一是来源于2016年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或政府职能部门公布的数字；三是在以上两种来源数字基础上测算出来的。

一、经济韧性与经济增长力韧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作用

韧性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之后生态学用来描述生态遭遇自然和人为干扰后自我修复的能力。在经济领域，在复杂经济学的影响下，为了对经济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作出科学解释，经济学家们把韧性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增长力韧性是经济韧性的延伸，是经济韧性在经济增长潜在能力上的反映。

国外学者将经济韧性定义为一个经济体降低未来深度危机的可能性或缓和危机影响的能力。国内学者有的认为，经济韧性研究关注的是一国经济在遭遇外部冲击后回归经济增长状态的能力。②苏杭：《经济韧性问题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8期，第147页。也有人概括为一个经济体有韧性，“一定是因为它们总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总能鼓励和支持更新，更有效的经济活动出现，这就是经济韧性。”③张军：《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韧性》，《金融市场研究》2014年第12期，第6页。还有的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表现在存量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上。”④刘春元：《中国经济增长显现新源泉》，《人民日报》2015年4月16日，第5版。总括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经济韧性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多倾向于从政策和体制方面进行阐述。本文认为，就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言，经济韧性的概念较其它学科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宽广的外延。从外延上看，它不仅涵盖经济体体量的大小、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经济质量、创新能力等内生因素，而且更涵盖着经济体制的可变革性、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等多个方面的外生因素。根据对经济韧性外延的归纳，经济韧性的内涵可概括为以经济体自身的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政策和体制变革的能力。这样宽广的概括，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的、受多方面作用的系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受到外部干扰和自然灾害的冲击后，可以从多方面综合采取应对策略。同时，经济韧性概念按照其使用的属性，可以分为

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即用来分析和评估经济体的存量价值的韧性和用来分析和预测经济体在运行中实现增量的能力。经济增长力韧性正是对经济韧性这后一个属性的体现，是对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力的研究。

二、经济增长力韧性研究的理论起点

分析经济增长力的韧性问题，要从经济增长的多重因素着手，涉及到经济学各方面的理论，需要从各个理论综合支撑去进行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随着经济的增长，旧的制度和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需通过变革建立新的制度和政策，使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当不改变已过时的制度和政策，经济增长就受到制约时，改革就是主要的和决定的力量。但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在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无论就经济内生增长力量的变化还是遇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其经济体制和政策的选取也应该是不同的。“一个经济体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②张军：《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人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所以，适时地调整经济体制和政策，既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经济增长力韧性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市场自动纠错”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力韧性的研究意义在于，韧性是通过抗干扰的能力和系统恢复到稳定状态的速度来度量的，而“市场机制”的经济运行是建立在较为准确的价格反馈机制和竞争机制基础之上的，而且市场主体都是独立的“经济人”，因此具有这种自我恢复的能力。从1953年到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的11次周期波动可以看出：1953年到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历的5个周期峰谷落差大，平均差值达到21．68，其周期延续时间短；1978年以来经历的6个周期峰谷落差逐步趋于平缓，平均差值已降为5．47，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往后峰谷落差越小，周期延续时间越长。同时，由于“经济人”的市场预期灵敏度和研判能力的增强，也减少了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和资源的错配，保持了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运行，再加上“经济人”更善于“干中学”等原因，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率为20%－50%，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力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所以，中国市场机制不断强化的改革方向，对经济增长力具有韧性增强的特点。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加重了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削弱了经济韧性，于是生态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生态经济学不认为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机制，提出要建立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信托等在内的系统的政策体系（巴恩斯，2008）。生态经济学强调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减少“经济人”的过度投机行为，使生态透支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从其外部性变为企业自我约束、自觉降低污染成本或走循环利用的内部性效应，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生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为我们对当前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是分析经济增长力韧性的一个重要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产业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地位。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收益递增理论，既可以解释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的原因，也可预测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未来经济增长力的韧性会不断增强。同时，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布局理论，可以诠释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强的基本特征。新中国建立以来为建设经济强国，提高经济增长力，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中国先后采取了改革开放前区域生产力均衡布局的战略，改革开放后前20年区际非均衡发展和“两个大局”的理论，近十多年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等，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经济增长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后形成的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能力。

熊彼特创新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逐步形成了一个可以改革和创新的经济体制，才保证了经济活力的旺盛发展。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任何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都具有边际收益递减，逐步收敛到一个均衡增长的轨道，都会遇到“停滞”的问题。面对困境，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突破已达

到的均衡状态，否则每个发展阶段都会遇到发展减速的威胁。中国目前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正是实现经济减速治理，提高经济增长力韧性的决定性措施。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文化背景和路径依赖理论对我国人民的勤劳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对我们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及一系列改革的制度设计也是一个理论支持。

总之，不同的经济理论是对复杂的经济体不同的观察视角的理论升华。因此，在研究这个由复杂的原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力韧性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有关分析思路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力的韧性和脆弱性各自存在的强弱程度。

三、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内生因素

1.从自然禀赋和人口特点看

一是国土面积大，经济战略纵深大，回旋余地大。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当东部高科技产业受到挤压时，中西部传统产业仍然可以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当中西部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时，东部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却可凭借国内的广大市场而保持较快的增长；当某种外部冲击（如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一些资源型地区造成较大发展困难时，对一些地区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则可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因其地域辽阔，经济布局经过生产力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两个时期打下的基础，目前经济增长呈雁行发展态势，即在东部沿海经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内陆广大地区却迎来新的发展。同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中央政府能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按照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原则，协调东中西的经济发展利益，充分利用各地优势资源，发挥各地长处，使国家整体经济保持在合理的运行区间。

二是人口多，消费市场空间大。中国人口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多。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当前农村人口的消费还基本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升的空间还很大，所以，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内需市场将会逐步扩大。

三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67%，虽然这一比例在继续下降，但有两个因素可以适当对冲，即中国退休年龄偏低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中国20－35岁人口比50－65岁人口受正规教育年限高出4．3年。这样，随着知识要素的积累，以大学生和高端人力资源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特征的传统人口红利，为中国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准备了大规模后备大军。这不仅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且将加速经济增长潜力转为现实增长率。

四是劳动人口的可流动性强。中国劳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是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挺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如2009年中国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相当于整个欧盟全年失业人数的总和，欧盟压力空前，而中国农民工失业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毅然返乡或务农、或创业办厂、或开办各种服务业摊点。许多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经济实体，为危机后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农民工失业后其消费水平并无太大变化。中国农民的消费习惯向来是以丰补歉，收入减少只不过是储蓄减少而已，消费所受影响有限。居民家庭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成为整个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是中国可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的社会基础。

2.从基础设施看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布局相对均衡，而且未来投资空间还相当大。一是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使中西部大型水利设施、铁路和公路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二是2008年以来对中西部基础设施投放的扩大，为广大内陆地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条件；三是基础设施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圈周围的基础设施虽已十分发达，高速公路高铁已较为普遍，却仍有很多薄弱环节等待提高，如城市地铁、城市休闲设施、城乡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着巨大的空间。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地广人疏，交通设施和水利工程设施投资的空间还很大。同时，中国户籍城镇化率还很低，按照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将会带来未来10年预计超过几十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3.从经济结构的变化看

一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截至2015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波动相对较小，

有利于经济增长力的韧性培养。二是从投资结构的变化看。中国的科技研发和利用的投入在经济投入中的比重提高明显加快。2015年科技研发投入达1422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1%，比10年前增加6倍多。这不仅有利于培养经济的长期增长力，而且有利于拉动当前投资需求，创造新产品唤起市场需求，增强出口竞争力。三是从消费结构的变化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在悄然中形成。只要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体系能够较快发展起来，就能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其中急剧增加的电商交易中，甚少有1／3未包括在该数字中，特别是农户通过网络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还没有反映到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中。如果考虑中国反腐和政府体制改革对于消费结构的矫正，则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朝着“去腐败、去泡沫、去水分、有质量”的方向发展。这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力的可持续提高。四是从出口的结构变化看。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水平，但其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即对外投资在增加，出口服务在增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在增加。

4.从经济体的自身特点看

一是经济体量大，多年高速增长的惯性强，能有效地抗拒外力的冲击。中国经济规模大，过去增长中产生的总需求“量”却仍会持续一定时期，而这一时期有可能成为换挡期的过渡弥补期。截至2015年底，中国GDP总量已达67．7万亿元，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负债率都较低，金融状况总体比较健康，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运用，有利于经济在新常态下继续提高增长的能力。二是国民经济体系比较健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形成了极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因此，中国只要立足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科技有原来的低端研究转变为原创的、高端的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经济增长力韧性就会逐步增强。

四、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政策体制和社会、文化因素

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诸多矛盾和发展困境，也是所有后发赶超型国家在其一定阶段都曾遇到过的困境，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较早地、主动地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并已开始积极地去解决这一难题，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重要原因。

1.从政策体制看

一是从经济体制的改革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形成了一个可以改革、能灵活地实现政策机制调整的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丰富，改革的基础比较稳固，人们对改革的承受力比较强，政策法规和战略措施能与时俱进。中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矛盾，形成了市场和政府良性互动的经济体制和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能量正在逐步释放。2015年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既显示了“改革红利”和市场的无限潜力，也昭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力的巨大韧性。

二是从开放政策和措施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上不断扩展，使对外开放的内涵更加丰富，“一路一带”建设、自贸区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重大对外开放措施，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

三是从建立保障经济运行的各种法律法规看，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要求，国家制定或正在酝酿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的基础，而且将有力地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关于环境和生态方面，土地及其他资源、能源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四是从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看，地方的探索精神受到中央的鼓励和支持，各地区间在发展经济上所采取的不同改革措施，又可以作为局部的试验分散整体上的风险，为国家层面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促进全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力韧性。

2.从社会、文化层面看

一是党和政府的先进性，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保持了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正在加速建设。二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开启形成了一个可以发展变化的开放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改革和发展理论的总根源。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包容和维新的特质，中国人勤劳而勇

于吃苦，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当前进入老龄队伍的人群尤其如此，这些人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不高，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避免一些高福利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增长和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文化因素。

五、中国经济增长力的脆弱性因素及改变脆弱性的展望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同时，必须要分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力的脆弱性因素。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同韧性是同时存在的。

从国内看：一是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工业装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干中学”效应递减的情况下，自己的研发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普及推广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的意识还未形成全民尤其是地方领导的共识。

二是国内贫富差距比较大，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于改善；资源错配现象比较突出。中国的存量资产的确很多，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已导致了巨额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没资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增长放缓以来，为了保增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一直在加杠杆，这是当前经济增长低效率，财政金融高风险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全面贯彻中央“三去一降一补”政策，集中忍受痛苦卸下多年形成的累赘，才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力已经存在，利益集团也开始形成，并且同党和政府中腐败分子相勾结，成为改革的阻力。

四是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

五是一些不良观念和习惯的孳滋生。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内一些人不加分析的自满情绪蔓延，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贪图享乐的情绪在增长。

六是生态系统束缚问题突出。

从国际看：一是传统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三是国际间贸易摩擦加剧；四是中国东海，南海及其他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增多。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脆弱因素，多数已被认识到。对于国内的一些因素，党和政府已开始着手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逐步地克服。对于国际上的一些因素，还是要从国内方面去努力提高自身的力量，增强中国的对外“引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大国内市场开放力度，提升中国市场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提升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技术水平，打造若干个不可替代的强势出口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化解来自国际间的脆弱性因素，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力的韧性，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1.吴敬琏：《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2.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3.安虎森、肖欢：《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与演进》，《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5.沈坤荣：《构筑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力的新机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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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382（2016）11－0020－05

高辰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