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莹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浅析社交媒体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环境认知模式

范莹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要：传播媒介的发展开拓了信息接收渠道，同时也解放了阶层话语权，而农民工群体特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习惯影响着其信息解读和环境认知，本文初步论证了在这一新的媒介环境中农民工群体环境认知模式的变异。

关键词：社交媒体；农民工；信息传播；环境认知

一、引言

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里，媒介信息环境较为单一、纯粹，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来临，人们享受了充分的媒介接近使用权和话语权，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新媒体助力民主政治环境的形成，人们的话语权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海量信息、舆论、流言充斥荧屏，关于社会不安全的新闻时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社交媒体是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以及智能通讯设备发展下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交际的新型媒介，它充当着人们的交往中介，传播着身边的人和事。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呈现出传者及受众多样性、异质性、关系性，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对传播内容的多重解读性。

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但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因经济、身份、地位被划分为社会的中下层乃至下下层，在媒介环境中被称作“弱势群体”，他们学历不高，以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是一个社会中最普通的群体构成。他们同样也使用媒介，从各种媒介里寻找和获得关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信息，并在这些媒介里满足休闲、娱乐的需求。在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农民工群体正是构成这一基层社会大众的主要群体。新媒体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发达，让他们更加依赖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获取信息，进行休闲娱乐。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所构建的一个媒介现实是否会对他们的环境认知产生不同于往的影响呢？

二、农民工群体信息传播与解读特点

“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于1983年提出的，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出现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原先扎根于土地的年轻人逐步投身社会建设事业，外出务工，改善生活和生存现状。①早期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人口的地理流动上也呈现比较大的波动，并且多相约出行，关系意识比较强烈。

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契合了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习惯和方式。农民工群体在接触使用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与解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信息接收特点。农民工群体受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生活环境的影响，主要使用的信息接收装置是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社交媒体成为其信息来源的重要媒介。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通常对周遭生存生活环境的变化会更加敏感，如子女安全、医疗卫生等有关社会民生的话题。

二是信息传播特点。农民工外出务工，礼俗意识仍旧很强，所以在接收到信息后会不自觉地分享给好友，或者直接将其所接收到的信息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进行讨论。这样，在社交媒体虚拟环境中的信息便进入了现实环境中，然后在参与人际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一群体对现实环境的认知，接下来他们再通过评论分享融入自己的观点，又进入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中。

三是信息解读特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海量而庞杂，农民工这一群体会根据其自身的需求接收信息，并以其社会生活阅历解读信息，其解读信息的结果还会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即呈现出“差序格局”［1］下的人际交往特点。礼俗社会中对“关系”的注重，让这一群体更喜欢和邻居拉家常、说见闻，人际传播在这个参与信息解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重解读性显而易见。

综上，农民工群体的信息传播及解读特点为：信息接收装置主要集中在移动通讯设备、信息内容呈现重要性和猎奇性的双重特点、信息解读能力不强且存在双重解读。这些特点会共同作用于这一群体的环境认知，形成其独特的环境认知模式。

三、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的农民工环境认知模式重构

通过上面对社交媒体信息环境及农民工群体信息传播与解读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信息环境和农民工信息接收和解读机制相互作用，前者会在潜移默化中涵化后者的环境认知，而后者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解读社交媒体中呈现的环境现实。在这一环境认知过程中加入了人际传播，由此形成一个新的环境认知模式：

信息传入→自身传播→人际传播→认知形成→信息输出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首先从社交媒体中接收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信息接收之后根据自身生活经历去理解社交媒介所呈现的现实，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初步印象；接着将自己形成的认知在家长里短的谈话中相互讨论，形成更加深刻的印象，由此形成的环境认知得到了双重加强，形成最终关于外部环境的认知。在这一环境认知过程中，由于农民工群体固有的生活特点，因而便多出来最重要的人际传播，从而有别于涵化理论中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再到客观现实的三重机制，重构了这一传统的环境认知模式。

这种有着“双重代入解读”环境认知的模式，将媒介所构造的现实又重新拉回到人际交往中，接收现实的重构，从而形成被人际化了的媒介现实。人际交往中，对相关事件的重复提及或细节添加，进一步加深了群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人际传播在这一群体的环境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生活中，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大到飞机失事、扶老被讹、恐怖事件，小到附近村、隔壁镇发生的车祸、重病，这些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既是人际交往的话题，也使农民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群体的环境认知。

注释：①互动百科“农民工概念”。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48.

［2］ 石长顺，周莉.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J］.国际新闻界，2008（6）：56-59.

［3］ 信莉丽.社会化媒体中的弱势群体：自我表达与赋权［J］.东南传播，2014（4）：69-72.

［4］ 何晶.媒介与阶层——一个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进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78-9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092-01

作者简介：范莹滢（1991—），女，湖北黄冈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