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天甜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00）



风险与媒介：论乌尔里希·贝克的传媒思想

汤天甜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400000）

摘要：作为批判性社会学家的典型代表，乌尔里希·贝克一生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领域填补了诸多理论空白，提出了在当时看来非常新奇的论点，引发了不少的争议，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全球化”与“生态政治”等，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全球化、第二次现代化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热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在乌尔里希·贝克诸多的论文及著作中，其多次关注到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用，并认为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很难有定论，往往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政治生态。贝克认为，风险天然与媒介伴生伴随，于社会公众而言，所谓的风险感知与应对大多依赖于媒介所呈现的符号化景象，媒介在与风险互动的过程中，不仅传递着风险，同时也建构着风险，长期以来，两者在彼此共生的关系之中相互博弈。

关键词：乌尔里希·贝克；风险；媒介；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1944年5月15日～2015年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出生于波兰北部城市斯武普斯克，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2015年1月1日，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0岁。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被国际社会学协会提名为20部社会学世纪著作之一。由于其跨学科的非凡影响，他的风险理论研究与玛丽·道格拉斯、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一起被视为社会学领域的三大革新。贝克的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新型现代的未来出路》（1986）、《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5）、《重塑政治：全球社会秩序下的自反性现代化》（1996）等。贝克的著作在学术界和公众当中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章被发表在《共和报》《国家报》《世界报》《卫报》《法兰克福汇报》《时代周报》、《明镜周刊》等诸多一流的报刊杂志上，是欧洲少有的可以在欧洲危机辩论中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一、风险天然与媒介共生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德文版于1986年正式出版，该著作不仅富有创见地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更重要的在于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反思自我、预知未来的视角。该书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的概念，并在随后发表的《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全球风险社会》等著作中详细地对其理论进行了补充和阐释。然而，“风险社会”理论在提出伊始并未产生强烈的反响，直至其在1992年被翻译成英文版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大众所知晓，其中也不乏争论和质疑。几乎在“风险社会”理论被提出的同时，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灾难，该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佐证了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至此以后，蔓延全球的疯牛病以及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等一系列全球性的风险灾难，使得“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了西方学术理论常年研究的热点。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频繁发生的地震、海啸、干旱、雪灾、疾病、核辐射、恐怖事件以及残酷的战争等等，无一例外地在时时刻刻警醒我们：以全球化、文明化、现代化为特征的风险无处不在，我们已身处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中。

在贝克的风险理论中，现代风险的本质与传统的自然风险有天壤之别，现代风险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自反性（reflexive）认识，主要是由人为因素与科技文明衍生而来。与此同时，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1］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比以往更加渴望获得更多的真实信息，以及时确切地感知周围的环境，进而有效地保护和发展自我。此时，公众对大众媒介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期待，并致力于寻找与其心理契合度最高的媒介表现。

当风险存在或危机发生时，社会公众由于受文化知识、社会背景、时间空间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及潜在的风险的感知和应对是极其有限的；社会决策者限于自身的执行力和注意力，也不可能保持对所有社会变化及风险的持续敏感和快速反应。而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大众媒介，首要职责即是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监测，在提供信息的同时解释社会中的变化及其可能发生的危险与机遇，发挥作为信息沟通平台和传播机构的作用。从贝克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他对媒体影响力抱有很高的期望。贝克认为媒体应当在社会预警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及时有效的预警不仅可以提醒公众远离风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能敦促政府等相关决策者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或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贝克将其理解为使身处底层社会中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发出自己呼声的一种途径。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与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2］基于此，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脆弱的、动荡不安的全球风险社会。当前，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能量正在不断增强，这与一系列条件之逐渐形成有着一定的联系……与大众传媒对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场景在全球范围内的展示与再现有一定的联系……在这种被大众传媒聚焦的有关全球风险的震惊之中，这样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处于惊愕与恐惧状态下的整个世界刹那间变得寂静无声，或者按照戈亚蚀刻（Goya'setchings）上的文字所言，“理性如果酣睡，妖孽必将作祟”。［2］

二、风险认知与媒介景观再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乌尔里希·贝克一直从事于系统地发展关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自我转变和自我审问的多层次理论和实证研究。近十年来，这项研究在国际和跨学科领域中的影响持续增长，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贝克被列为全球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第二，他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出版；第三，如今，有大量的与贝克对话的跨学科著作都使用这个框架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政治和权力、经济、国际关系、恐怖主义、战争和军事、爱情和家庭、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工作和劳动市场、商业和管理、保险、法律和正义、犯罪、青年、媒体、技术和文化、科学研究、环境政治和全球变暖、社会理论，以及同样重要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贝克同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帮助定义和阐述了风险社会、个性化、世界主义或全球化四种概念，引发了跨越学科和地域的持续争论以及进一步研究。

其中，贝克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即从媒介与风险认知的视角切入到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中。他认为，“全球风险在政治上的爆炸性影响（explosiveness）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一再露面的一种功用。一旦登上媒体，全球风险就都可以成为‘世界性事件’。人造风险的报道和可视化使得不可见的东西可见了。它创造了共时性、共同的参与、共同的苦难，并由此为全球公众创造了相关性。因此，世界性事件是高度媒体化的、高度选择性的、高度可变的，在本地与全球、公共与私人、素材与交流、反身性的经验与致命一击等方面具有高度的象征性。”［3］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公众更多地依靠日常的认知形式如大众媒介，来获得对某件事情，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指导和非正式的判断标准。

人类自我与社会现实之间真正交流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大众媒介逐渐成为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可或缺的互动中介，人们依赖媒介进行着自我实体生活的构建，并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感知环境、适应环境的成本。在通过媒介进行社会互动时，人们也无法将媒介所建构的事实与其本源事实进行细节比照，因此，信任媒介无形中成为现代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和选择惯性。正如贝克所言：“这（指新闻媒体对气候的报道）有助于确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广泛认可的全球挑战的地位，并有助于将它描绘成一种作为全球景观而登台的第三现代性。在这方面，新闻媒体不仅会起到一种将其作为全球事件聚焦的作用，而且，新闻媒体还会采取一种更具表演性的立场，积极地促使某些问题成为‘全球风险’。”［3］

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即是实在环境的构成部分，公众已被裹挟进入由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共同组成的媒介场域中，并在与媒介的互动中确定自我身份，表达话语意见，建立社会关系。……新闻媒体中有一部分曾经试图为改变人们的气候变化认识而努力，它们往往借助于视觉上能够抓住人的景象，以记录下世界各地的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所有力量和威胁。在诸如此类的景象里，气候变化的抽象科学在文化上显得意义深远，在政治上显得重要无比，使地理上遥远的空间变得清晰可见，成为我们可能关心和为之行动的“熟知”的地方。这样，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和现实就“带回了家”……［3］

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克将媒介类比为金融系统，是一种全球性、实时运作的制度，全世界的媒体通过连篇累牍的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媒介所设置和呈现的议题上，使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远方的陌生人正怀着与自己相同的恐惧和担忧在关注相同的事件，据以创造出了一个基于媒介景观的风险想像共同体。因此，当今社会的风险对象不是他者，而正是自己，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反思性机制，以风险为社会运行和整合逻辑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大众传播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着选择和操纵者的角色。

三、伦理博弈中的风险与媒介

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弥漫于真实环境中的有关风险信息的环境，凭借互动的媒介范式与大众的公共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现代公众风险认知和行为判断的重要参照，公众的社会行为（以及观点）被嵌入其中以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的传播生态即由此形成。“今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看到或觉察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甚至皆然不知风险的严重性，有的甚至为风险的存在而兴奋。因此‘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要求行动者不仅对他人或对集体都应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作为，还必须为下一代负责，这种精神与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4］在谈及风险与媒介的关系时，贝克认为，风险通常是指还未发生的事件，倘若没有象征符号、可视化的科技以及大众媒介，风险也许根本不存在。“这一伦理要求加重了个人与组织对社会的责任，这不仅仅表现在防范风险的发生，也须表现在对风险事件的处理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风险会完全消失。”［4］

从现实情况来看，接近和使用媒介是现代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中，如何使用媒介以及使用何种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不同的媒介形式和内容对公众的认知及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控制接近使用媒介渠道，即控制和选择何人拥有知识使用权，以及依靠技能和技术来使用各种媒介。社会权力、传播、表达以及控制历史性地联结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这些都成为秩序和规制的特征，其内在的逻辑和价值界能够定一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与合法性。其中，信息的来源以及传递信息的媒介在整个信息场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介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支配中并非是中立的、消极的，或微不足道的，此理解并非否认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之于新闻内容的重要性，但信息却不反映某些事件，还有一些复杂的关系在其中起着作用。

具体到风险传播中，大众媒介以解释、强调与表述等符码来对风险事件进行选择性呈现，并以此影响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与实践。这种媒介内在的传播逻辑是由一种传播形式构成，通过这种程序媒介展示并传递信息。这些因素在我们所称的媒介逻辑的界域之内共同起作用，这种媒介逻辑是一般的引导性前提与原则，它支配着受众、媒介（技术）、主题或话题之间的互动。由于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回答或解决这种关系，每一种媒介都具有它自己的范式。因此，风险传播中媒介逻辑不再仅仅关乎风险事件内容，或被看做是孤立的或伴随性的变量，而是成为风险社会时代叙述和意义的一个特色。风险社会的秩序和规则是一种经由大众媒介建立起来的秩序，人们所身处的风险环境将复制性地展示这种逻辑。在这种风险传播生态中，仅仅采取应对风险的行为是不够的，公众还必须凭借某种方式展示风险事件以使其他相关者获得感知。此时，作为媒介符码的文字和图像便得以传播，人们依据已有的社会认知和体验来对媒介符码所传播的内容进行解读，并最终赋予信息、观念、意念、情感一定的意义。

因此，在对风险社会的再思考中，贝克提出：“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社会，处于一种罪人的地位，它忏悔自己的罪恶，以便能考虑过上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相适应的‘更好’生活的可能性。然而，很少有罪人真的想要悔过自新。对罪恶的忏悔和对风险社会的鉴别使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美好生活，一方面又受到它的威胁。”［5］

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大众媒体都有维护现存制度合法性的功能，风险能否如实及时地传达给受众不得而知，况且大众媒体的报道同时隐含着另一种风险，例如对犯罪行为的详细、广泛报道可能诱发犯罪，即所谓“媒介示范效应”。再者，大众媒体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事件上，同时也可能促使事件发酵，演变成为更棘手、更广泛的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不可见的，一旦危险开始在大众媒体上被广泛报道，恐惧迅速在受众当中蔓延，如若风险事件当事人或组织不能给受害者合理的交代或是及时的利益补偿，将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种较为普遍且协调一致的媒介互动过程中，身处风险社会中的公众逐渐建立起了集体面对风险的存在感和安全感，并试图通过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媒介公共领域来积极参与和发展这种互动，以使自身的行为规范与社会标准相适应。然而，这种风险反思性理念能否平衡私己之欲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还取决于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是否足够和谐开放。贝克坚持认为，风险是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不可见的，一旦危险开始在大众媒体上被广泛报道，恐惧迅速在受众当中蔓延，如若风险事件当事人或组织不能给受害者合理的交代或是及时的利益补偿，将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大众媒介还是风险事件的当事主体，都需明晰自我身份以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2.

［2］ 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70-81.

［3］ 乌尔里希·贝克.气候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J］.温敏，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191-195.

［4］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5］ 乌尔里希•贝克，郗卫东.风险社会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6-51.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013-02

作者简介：汤天甜，女，新闻学博士，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理论，政治传播，风险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