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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认同”:一种哲学人类学解读

2016-02-28黄灵智周显宝

学术界 2016年4期
关键词:族群个体情感

○ 黄灵智, 周显宝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音乐认同”:一种哲学人类学解读

○黄灵智, 周显宝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福建厦门361005)

音乐认同,是指人类以音乐符号形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将人的个体音乐思想和行为与其他个体或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融合,也是主体进行个人阐释与实现社会功能——个体对于宗族、族群、民族,甚至国家的归属、凝聚和认同的过程。音乐认同具有现代文化认同的一切本质特征,它也和一般文化认同一样会遭遇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异的挑战。当今音乐认同危机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一“危机”对于我们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实现中国梦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价值。

音乐认同;哲学人类学;自我评估;认同危机

一、引 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不同国家、民族、族群和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融合与冲突等更加频繁。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碰撞,最根本的就是音乐认同的交融或冲突。不同音乐认同力量的此消彼长,就会造成其中某一种或一些音乐认同的危机。本文试图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解读音乐认同的本质规律,并从中找到解决音乐认同危机的途径与方法。

作为人类文化之一的音乐,无论其符号表象,还是存在形式,无不昭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的表达性和确定性,音乐既是人的个体、社会和文化属性,又是人的生产品、创造物。声音、音乐的传达,是人与外在,甚至自我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感知途径之一,并通过大脑和听觉神经系统,才能实现人类这一本能活动。哲学人类学,其首要任务就是证明人的本质与存在,同时还要回答人的存在与人的身体、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哲学人类学并不局限于探讨人类自身及其文化和音乐的起源与本质,更重要地需要深究人类,以及人类的文化和音乐的发生和现代性问题。

二、音乐发生——存在表达与自我认同

音乐的发生,是人类认知内在自我、创造文化的行为之一,也是人类认识外在客观世界、表达个体情感体验的重要手段。

(一) 作为人的存在表达的音乐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由此可知,诗词作为一种语言的表达,首先与人的内心的“志”——认识与观念、思想与意识、意志与情感紧密相连,人的内心的“志”需要借助于外在的语言等行为加以表达,而由“志”形于“言”的桥梁和纽带、前提与条件、背景与环境是“情动于中”。“情”是人才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态度,往往与道德和价值相伴随。当“情”动于“中”——在人的身体内部和精神世界达到这种内外融通、不停运动的变化状态,才会实现“诗”对于“志”的真正传达,即语言和艺术对于人——主体的表达。然而,这种“诗”的语言还不能完全表达人内心的“志”,还需要朗诵(嗟叹)、音乐(咏歌)和舞蹈等加以补充、辅助和配合。

音乐,和语言一样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能够实现人特有的认识功能。人不仅可以通过音乐认识人的内心和外表,还可以通过音乐的行为和结果——外在的音乐创造和欣赏过程来认识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作为人的认识方式之一,担负着重要的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宇宙的沟通与交流任务。同时,音乐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和表达方式,从文化、宗教、艺术等精神创造性活动中,以纷繁复杂和系统体系化的符号形式,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区别,昭示着人的存在。

哲学人类学家迈克尔·兰德曼说过:“每个人类个体要想成为人类个体,就必须成为超个体的文化中介的参与者。……如果没有人去充实理想,文化将不存在;但是,没有文化,人也就什么都不是。”〔2〕人作为文化的产物,既是超个体的文化中介的参与者——人类文化创造者和持有者,又是文化存在的主体和表达者,也是文化的传承延续者。而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特性之一,同样标志着人的存在和表达。

(二)作为人的自我认同的音乐

《乐记·乐本篇》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3〕任何音乐的发生,皆源之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内心起伏变化,则是因为受到外在事物或行为影响的结果。人的内心受到外在事物或外部行为的影响、触动而引起情感变化,因而这种感动必须通过声音的抒发才能得以表达——直抒胸臆。大小、高低不同的声音交相呼应,由此产生旋律与和声的变化,而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才产生了规律与结构,这就叫做“音”。将这些不同的音按照一定技术手段和创作规则进行创作和表演,再配以盾牌、斧钺、羽毛、牛尾(古代舞蹈的道具)的舞蹈,就叫做“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的所谓“音乐”就是诗、舞、乐三位一体。 由此,我们看出:音乐的起源,更确切地说是“发生”,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规律和真理:人的内在的心灵和外部行为——即作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音乐,它是人的最基本的认知过程和行为方式之一,也是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和差异之一。就音乐而言,一切外在事物、外部行为都可能成为诱发音乐产生的根源,但它们必须与人发生关系,被人的听觉等感觉器官所接受,被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所感觉、加工、认知、反馈。

音乐——作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结果,揭示了人的存在是一种自我创造、自由开拓和自强不息的认识活动、精神活动。“人通过精神活动,能使环境对象化,无限地扩大环境,从而把自在的世界构成一个自为的世界。更为精彩的是,精神的个人能对象化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即把它们作为思考、体验、爱恋的对象,通过向自己提问而超越自身的自然存在。”〔4〕音乐,包括音乐的发生、创作和欣赏等,既是一种精神活动,也是一种认知活动,还是一种创造活动。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对象化存在与自我意识。正如谢勒所说:“‘精神’本质的基本规定便是它的存在的无限性、自由,……‘精神’的本质不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5〕无疑,音乐亦是一种典型的、自由的、对象化的存在和自我情感、意识的抒发和表达。音乐是人自由地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对象化自我、超越自我、外化自我的一种重要渠道和手段。人能够通过自己所发现和创造的音乐,去体现人的存在,去实现个人与他人的沟通、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以及情感归属、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等的认同。

当代哲学人类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语言很明显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幽默感、世界观。”〔6〕所谓“幽默感”“世界观”,实质上则是指这种语言及其持有人的文化特质、语言特性,以及族性认同和存在方式。不言而喻,每个民族与国家、族群与区域的音乐,也和语言一样,代表着这种音乐持有人在世间的存在与表达方式,亦影响、规约并承载着他们的思想行为。音乐的发生,即是人类开始以一种抽象而又充满情感的艺术认知思维方式看自己、看世界,表达自我、创造未来。正如泰勒评价赫尔德所说:“语言不仅是推论符号,而且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它同艺术是连续的。”〔7〕这里的“艺术”,即是包括音乐在内的多种艺术。

三、音乐认同——个人阐释与社会功能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罗特哈克认为:“人的本质是活动。”〔8〕人在这一活动中运用“经过限制的词汇”,看到一定的精神景象,从而构成人的以文化为特征的周围环境。〔9〕“受哲学和艺术熏陶的希腊人所面对的世界,不同于强权统治下的罗马人的世界;对一切感性欢乐持敌视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不同于拉丁语系民族自身培养的处世态度和感情情绪。”〔10〕由此,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首先,不同族群与区域、群体和社区、社会背景和生态环境中的人,他们都拥有不同的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不同族群与区域的人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具有诸多差异性;每一个个体都从属于他所处的那个团体和空间、民族和地区、文化和社会,同一个群体和地域中的人在文化、族性与认知、观念上具有寻求一致性和趋同性的天性——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礼仪传统、语言表达、情感交流、行为方式,其中也包括他们的音乐表演、创作或欣赏等各种音乐艺术活动等,他们都在这些思想和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凝聚性和认同性。

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认同”首先是自我的社会和道德哲学问题——即“善”的问题,人类对自我认同的理解才是“认同”的关键所在,它关涉到自我实现和道德起源。泰勒对“自我”的界定是从社会、文化的现代性、现代化过程的角度和背景下来阐释的,“自我”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与现代化过程紧密相伴随的动态过程,它与现代性的方方面面相关联,也是哲学人类学对于由心理学和艺术学所建构的“自我”概念的回应、革新与发展。音乐认同,不仅仅与音乐的发生相关,更重要地是与音乐的创造者、欣赏者、表演者和传承者等个体及其所进行的音乐活动密切相关。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认为音乐和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人类之初的沟通方式主要是依赖歌唱,歌唱和音乐比人类语言更富有热诚和情感。布莱金等人则认为:音乐增强了人类社会的凝聚力,音乐能够增强人类群体的团结和认同。〔11〕音乐认同,既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又是一种沟通的行为过程;既是一种个人的自我认同,又包括群体性的族群认同。“这两个过程似乎都在创造一种自我理解,或者自我价值,并建立一种对原有社会团体的归属感,这些可能被称为通过音乐赋予自我,尤其通过自己的音乐实践赋予反思与对话”。〔12〕个人的认知、理解、表达、阐释和沟通是音乐认同最终实现的必由之路。个人的自我认同的路径与方式,有多个类型与层面,其中,通过音乐来表达、实现自我认同,与人的语言具有类似的功能。人在音乐实践中——创作、表演、欣赏和评论中表达自己的极富个性特征的音乐观念和审美情趣,并实现人的内部主观的音乐认同与外部个体或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即“反思与对话”。进而,达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与默契,实现个体对于所属群体的归属、凝聚和认同,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相互沟通与交流汇融中达到和谐与一致。认同,既然是一种自我理解、表达——反思与对话的过程,仅有内省式的理解是不够的,更需要个体的表达,表达的目的是与外部世界或所属族群之间的沟通。这一理解、表达、反思和对话的过程也是个体的自我阐释的过程。

布鲁诺·内特尔指出:“在我们知道的人种中,几乎没有哪种人不具有某种形态的音乐;无论世界各文化中的音乐风格如何不同和繁复多样,人类音乐行为许多同根性、同源性的事实,已足以使所有人种对音乐本身这一问题的认同成为可能。”〔13〕世界各文化中的音乐风格多样化和音乐行为的同根同源性说明: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下发生的音乐行为与活动,其目的性和功能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如何引导民族、族群的团结与凝聚,音乐认同对于社会大众的号召、感染力量与功能,此时就会大有用武之地;再如,如何激发群体内部的高度信任和奉献牺牲精神,音乐认同对于群体成员爱国情感、理想信仰的塑造和激发作用,此刻就会凸现其神奇功效;又如,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审美取向、大众精神风尚,音乐认同对于族群内部每一个人的熏陶培养、潜移默化的影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一方面,通过音乐的“理解、表达和交流”实现音乐的“个体或群体阐释”,另一方面,当这种音乐阐释引起其他个体、所属群体的共鸣、接纳和呼应,这一“音乐认同”就会透过个体情感和心灵、群体的认知和心理而发挥其特有的多种社会功能。

认同的过程,就是人类自我解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认同和解释的过程,对现实社会具有影响和塑造的功能与作用。音乐认同作为人类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亦具有一般认同过程的一切特点,不仅如此,音乐认同还以其独特的潜移默化心灵的化育模式、打动触摸情感的审美方法和抚慰慰藉情绪的疗愈手段,实现人对个体自我和群体社会——“现实”的塑造、改变和完善、康复等功能与作用。

四、音乐认同——自我评估与历史价值

人能够通过音乐认同实现对自我和社会的“塑造”,证明人是情感的动物,但是这种情感是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情感,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表达和外显。这种情感恰是泰勒所说的“主体关涉”的情感,即主体的经验,或体验。情感不仅仅是对对象的感觉,还是对于主体所处处境的体验。这种体验与语言、意义、功能紧密相连。所谓主体关涉的情感是我们理解意义、对意义追寻的方式而形成的,而这一理解意义的方式又是我们使用语言,其中包括另类语言——音乐等媒介形成的,语言、音乐等构成了情感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人类的语言、音乐、艺术,就不可能具有人的经验。如何理解、分析和应用这些意义、功能和价值,依赖于人才具有的特殊才能——评估能力,评估与语言、情感相关联。评估亦与音乐、艺术和价值相通,人的情感不仅由语言构成和表达,还需要音乐、艺术等的补充和完善,语言和音乐的核心是对话与交流,语言、音乐、艺术所饱含的意义之库,既构成了个体的内在世界,又建立起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桥梁和渠道。

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不断表达认同和实现价值的过程。音乐和语言一样,具有表达和构成作用,使人类具有了人才能具有的特殊能力——不断追求和实践美与善的能力。人只有在理解和认同到人类的美与善,才会永不休止地追求这一远大目标,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人生的至善境界和至美状态,人往往会为实现这一人生价值和目标而奋斗终身。人的这种能力就是一种评估能力,一种对于自我价值的评估能力。然而,人在进行他的音乐认同过程中,如何利用、发挥自我评估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呢?换言之,人在实现其“自我认同”时,无论其凭借语言,还是依托音乐,这一过程必须是哲学人类学家所强调的“自我”与“认同”的紧密相连、并驾齐驱。从音乐的角度而言,“自我认同”又是与“美”“善”不可分割的。

泰勒对于自我和认同的看法,离不开本体和历史的两个维度。一是自我的本体维度,是指自我的那些人人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即是以自我阐释为核心的功能实现。人是语言,包括音乐和艺术的动物,人的自我具有对话、沟通与交流的功能与性质。另一是自我的历史维度,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几个世纪的“自我”观念变化的历史叙述,即某种程度上的现代人的群体认同,它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本体”对于“自我”观念与实践的发展、积累和沉淀。与其说历史维度的“自我”认同,倒不如说现代人的集体认同。〔14〕所谓“集体认同”,人类学界常常称之为“族群认同”“民族认同”或“族群与区域认同”。哲学人类学不仅探讨“自我认同”“集体认同”,也十分关注和研究“族群认同”“区域认同”或“民族认同”。

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任何文化都可被视为一种表达和叙述,而任何文化的表达和叙述都不能缺少两种根本的引力:族群与地域。……音乐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组成部分,无疑要融入民族认同之中,尤其对于那些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更具有其价值,因为音乐往往是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媒介。这一切都与其族性密切相连。简言之,民族音乐的过程与族性过程是一致的。”〔15〕族性,就是一个民族或族群,集体或群体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形成的集体特征与个性。无论是泰勒所说的历史维度的自我认同,还是彭兆荣所说的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族性认同过程,一言以蔽之:群体认同的过程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的自我评估和历史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自身对于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一直占据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阶段的各个领域。人类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的“自我评估”能力、主观能动性,不断努力实现历史价值的发掘和实现。音乐认同,不仅与“善”有关,还与“美”相连——即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执着追求。善与美,构成了音乐认同的经纬度、时空位置、历史与空间的边界。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认同必须要有一个意义框架或意义视界,……框架表达的是我们在有关善的问题空间中的位置。位置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定位和定向。不仅需要知道所在的位置,而且需要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16〕音乐认同,何尝不是如此?没有边界和框架的音乐认同是难以实现的,音乐认同不仅关涉“善”和道德价值问题,还与音乐的审美特性息息相关,音乐审美的永久特征就是音乐的族群性和地域性,即音乐的文化属性;以及音乐的习惯性和经验性,即音乐的历史属性。一段音乐不同听者会有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音乐本身的族群性和地域性、听者的习惯性和经验性方面的较大差异使然;在他们的音乐认同过程中,由于音乐审美的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的差异所致。

五、现代认同与当代音乐认同危机

综前所述,音乐的发生即标志着人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自我表达和认同的实现。人不但能够通过认同传达人的存在,还能够借助于认同说明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揭示认同在其实现过程中的秩序、规律和范式,解读认同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已经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认同经验与遗产,不啻为今天的现代自我认同、现代音乐认同树立了一面镜子,尤其为解决当代音乐认同危机找到了一副良药秘方,中国音乐认同危机的解除和消弭,将从现代认同经验那里找到可资借鉴、可助解决的有效办法。

笔者认为当代音乐认同的危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身份认同的危机。所谓音乐身份认同,是指音乐主体之间具有差异,需要对音乐主体的身份进行认同,音乐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问题,主要由主体的个体属性、历史文化和发展前景组成。亦即:谁的音乐?音乐的主人是谁?音乐的所有者是谁?等等。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理论界一直有中西音乐之争,所谓西方音乐中心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面临危机等话题不绝于文,这一类问题的争论,反映的是音乐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其争论的实质就是围绕一个“权利”展开的,不同音乐主体身份的差异首先是通过权利的差异表现出来的,音乐界通过彼此间的权利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需要进一步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话语权”成为中西之争的焦点,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体的当代认同危机突出表现为“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即“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17〕

(二)音乐审美认同的危机。音乐审美认同,亦可理解为“音乐情感认同”,抑或查尔斯·泰勒所倡导“弱评估”〔18〕认同。一方面,审美是个体、审美主体对于客体、审美对象按照主体已有的标准或习惯进行的一种自我认同判断、价值评估;另一方面,人对于审美对象的无功利的、感性的认同、接受和共鸣,其实就是一种情感认同。在人类的多种认同中,审美认同最能够充分展示人自身自由自觉的审美意识,以及对于审美理想境界的追寻。综而言之,审美就是个体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之间对于任何美的事物存在的认识、理解、感知、评判和认同或识异的过程。

当人们所处的时代或阶段不同,人们所处的环境或氛围不同,或多或少都会对主体的审美观念和过程造成影响,不同程度地改变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甚至走向反面,在某一段时间内和环境形势下,被认为美的事物,到了另一个时期和具体情况下,有可能被认同为丑的事物,反之亦然。如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即全球文化一致性和同质化必将导致中国音乐文化话语权失落。认同的相对稳定性与全球化的流动性之间难以保持协调和同步,有时还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并导致音乐审美认同的危机。

(三)音乐价值认同的危机。泰勒认为:强评估的本质是反思性的自我评估和价值评估,包括对于欲望、动机和目标,也包括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估。〔19〕评估的依据和标准具有善的功能,是一种社会标准。个体可以主动追求并实现具有更好意义和价值的目标。音乐价值认同,虽然强调的是音乐“善”的功能与价值的一面,但实际上与音乐审美过程难以分离,它是同一个事物和过程的两个方面。音乐价值认同主要是在主体对于审美对象——音乐的体验和反思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一体验和反思过程中,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人的内在精神被外在化、客体化,人的外在审美对象、客体被内在化、主体化。音乐除了满足人的愉悦和审美的需求之外,同时也是在完善自我,满足价值需求。人在历时性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对于音乐功能和价值的评价和判断,逐渐得出渐趋完善的认同结论,并进一步把这一相对完善的认同结论推广运用于人的培育和教化之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有益于人和社会发展的精神情操和社会风气。人在这种审美体验和价值认同中获得的不仅是生命的高扬、生活的充实,而且还有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把握。

随着当代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互联网、数字化、大数据和自媒体等现代化传媒技术和传播手段相继问世,不仅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毋庸置疑,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同样影响到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改变,并导致危机。就当今个体与社会的音乐生活而言,无论是音乐创作、欣赏、教育、传承和消费等各个层面,都受到了以上高新科技发展的影响,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音乐价值认同变化和危机的产生。

以上音乐认同危机,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全球化浪潮和高新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音乐身份、审美和价值认同的失落或冲突,也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难题之一。

六、结 语

认同危机,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和必然结果,它是由今天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发展等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认同危机现象的发生,是不能用“好”与“坏”的二元认知判断标准来区分和评价的,认同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必然过程。如何对待“认同危机”、如何解决“认同危机”、如何把矛盾的解决向着事物有利的方面去引导、推动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音乐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将会决定中国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强化自我音乐身份认同对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归属和依赖,建构起音乐认同的等级结构和时空关系。认同与识异并举,在国家认同的框架下,厘清民族身份认同的契合点和一致性。从而,为音乐认同中的中国话语权的获得而奠定基础、做好准备。

(二)增强音乐情感或审美认同的能力,拓展个体在音乐情感或审美认同中的体验过程。将音乐的身份认同融化在自我和群体的内心情感和审美体验之中,从而让审美体验和情感表达相互融合、彼此渗透,共融于个体对于群体、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认同之中。从而,为音乐认同在无涉功利、无涉理性、无涉反思的状态下就已经开始亲近、倾向于族群、民族和国家认同。

(三)提高音乐价值认同的评估力量。通过个体的认同与共鸣,才能进一步理解并接受群体秩序认同,任何秩序都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个体内部自由自觉地寻求建立与群体相一致的秩序的主动性。这个秩序就是“善”“价值”和“功能”的结构与规律。

笔者认为:权且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对音乐认同及其音乐认同危机问题展开分析与剖析、理解与认识,才能最终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找到解决当代音乐认同危机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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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0页。

〔2〕迈克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第2版),闫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27页。

〔4〕〔9〕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202页。

〔5〕马科斯·谢勒:《哲学人类学》,魏育清、罗悌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6〕Ruth Abbey. Charles Taylor. Teddington: Acumen, 2000: p.7.

〔7〕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8〕Erich Rothacker .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Bonn: Bouvier, 1982:p.9.

〔10〕Erich Rothacker .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Bonn: Bouvier, 1982:pp.64-65。

〔11〕John Blacking. How Musical is M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12〕 Thomas Solomon. Dueling Landscapes: Singing Places, and Identities in Highland Boliva. Ethnomusicology 44, 2000: pp.257-280.

〔13〕Bruno Nettl. 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14〕Ruth Abbey. Charles Taylo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56.

〔15〕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50-51页。

〔16〕〔19〕乔春霞:《查尔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105-107、96-97页。

〔17〕Rollo May.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p.48.

〔18〕Charles Taylor.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

〔责任编辑:嘉耀〕

黄灵智(1972—),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实验中心主任、实验师,研究方向:艺术管理、音乐教育;周显宝(1965—),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表现艺术治疗学、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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