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刚， 王水涣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传统国家治理观念框架的近代转型与困境
——以《大同书》和《周礼政要》产生的语境为例

○袁刚， 王水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100871)

《大同书》与《周礼政要》分别代表了以近代文明为依托的政治观念制度全盘设计和中国特色本位“损益变法”两种改革思路。前者借助《礼记·礼运》之“大同”概念，以救助人类离苦得乐的哲学为宗旨，倡导破除国家、民族、种族、男女、家庭、产业等界别而实现“公政府”的大同之治。后者则以《周礼》所设计的六官系统为依托，结合中国从秦汉直到晚清的历代治理经验，比照欧、美、日本诸国新式政治举措，提出了革新吏治、裁汰冗官、设立议院、立商部、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具体建议。脱胎于传统核心经典的两种国家治理框架方案，是研究古代国家治理观念框架经验时的重要参考，它们在近代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困境遭遇，也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大同书》；《周礼政要》；国家治理观念；近代转换

康有为(1858-1927年)的《大同书》与孙诒让(1848-1908年)的《周礼政要》均成书于1902年，且同为面对清末国家与社会的深重危机而作，两人均有学习西方先进政治理念与制度以挽救危局的创作动机，二书均包含了不少西方近现代制度知识与理念，然由于出发点不同，二者构建的观念框架给读者的观感差别极大，却都面临着改造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念以应对近代欧美文明全面挑战的现实。两书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企图吸收和包容“西政”，最后也因自身所处的文化共同体的分裂崩解，而逐渐淡出现代政治讨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