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艺

(暨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学者专论·

从“现实生活”出发〔*〕
——马克思“两个手稿”的资本批判视角

○刘文艺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510632)

马克思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奠基者，资本批判构成其批判理论的本质内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颠覆性的，因为他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那个时代的批判视角，从而实现其对资本最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这一资本批判的视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中“开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彻底“敞开”。

资本批判；现实生活；开启；敞开

马克思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奠基者，以至于霍克海默说马克思哲学是批判的哲学，马克思学说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但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性批判”精神不同，马克思的批判无论就其缘起还是就其性质，都与现代资本批判联系在了一起。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批判资本，可他们多把批判的视角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式的谴责上，而马克思却走向一种对资本触及根本的批判。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对资本原理最彻底的批判，得益于其能揭示事情根本的“现实生活”视角。

本文认为，马克思“两个手稿”即前期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及其后期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简称《1857-1858年手稿》)，是体现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现实生活”视角的重地。《1844年手稿》标志着马克思资本批判视角的初始“开启”，《1857-1858年手稿》则表征着马克思资本批判视角的彻底“敞开”。

一、资本与资本批判

为了论证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角，我们须得厘清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批判，而要深入了解资本批判，就得回到马克思话语中的资本本身。

考察“资本”，我们先从人们对《1857-1858年手稿》的误解说起，这本“手稿”自1939年被公开发表以来，主要是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经济学文本被解读，其所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 也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学层次上的创新。由此，“资本”也常常被当做一个纯粹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马克思也因之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为世人所知晓。

马克思所言的“资本”果真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吗？说是也不是。说它是，是因为马克思仍然延用“资本”概念，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我们采用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1〕。说它不是，是因为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与国民经济学意味上的资本在意义上有着原则性的变化，其变化表现为：资本已不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蕴含着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社会权力”，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因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对抗性。国民经济学家只是把资本视作经济学范畴，看作物，看作财富，而不是看作关系，当然也就不能洞悉“资本”所蕴含的对抗性，不能看到资本家口袋里装着的是支配、奴役别人的社会权力。马克思则希望把这个国民经济学家所“忽视”、为经济学范畴所遮蔽的资本中的“非人事实”给透露出来。

“透露”的方式就是资本批判，学界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呢？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把学界的理解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看作从一般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第二种是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看作对资本运动内在逻辑的经济学表达；第三种是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看作阶级之间物质利益争斗的表达。〔2〕不难看出，这些理解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其源于两种认知上的偏差：其一，忽视了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所蕴含的内在“力量”——社会权力；其二，如王德峰教授所言，产生于“对马克思的‘批判’概念的误解”〔3〕，“在马克思那里，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批判之对象的单纯的否定。批判无疑包含着否定，但这种否定却始终意味着对对象的历史意义的肯定、以及对对象的存在前提和生存界限的探明”〔4〕。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产生误解，除了是因为忽视了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不是一种物或纯粹经济学范畴，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视了马克思在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锻造的资本批判的视角——本体论意味的“现实生活”。正是这种基于现实生活的视角，才显露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彻底性及现代性。

二、资本批判视角的“开启”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始于“德法年鉴时期”，到了《1844年手稿》写作期间达到了原则性高度，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应归因于马克思资本批判视角——现实生活——的开启。实际上，此视角的“开启”过程也是资本批判的过程，体现了资本批判与资本批判视角之间的解释学互为关系。要想达到对资本触及根本的批判就势必会走向其本体论根基，而只有以现实生活为视角，对资本的批判才是最有力度的。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考察马克思是如何“打开”资本批判的现实生活视角的？

《1844年手稿》由三个笔记本组成，马克思在“笔记本一”一开始就沿用斯密和萨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读模式，分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直接的经验形式“工资、利润、地租”进行分析，如同马克思所说“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5〕。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利润、地租这些直接的物质形式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两个并列存在的“东西”——“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关系为资本对劳动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就两者的主体性承担者——资本家和工人——而言，无论在怎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后者总处于不幸之中——“持续不变的贫困”〔6〕，处于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

不过，马克思认为，在“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7〕。那在现代社会，为什么“资本”和“劳动”分离了呢？“资本”又为什么能获得对“劳动”的统治权呢？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因于现代私有制，是私有者造成了两者的彻底分裂，并使资本内在地获得这种社会支配权力。这样，对劳资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就转化成了对现代私有制的解剖。

于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出发，探究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政治经济学前提的“私有财产”的起源。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必然后果的结论。至于异化劳动，它包含四重内涵：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无疑，在这四重异化中，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核心，因为其它三种异化都是在劳动本身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马克思又把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称为“自我异化”〔8〕。即劳动活动过程本身不是一种实现工人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外在于工人、为资本所驱使的强制性机械劳动，“他们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为了探究工人处于悲惨境遇的原初基点，马克思又进一步追问劳动活动本身又是怎样“自我异化”的，即“人怎样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10〕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明确回答，但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找到回答此问题的相关表达，文中说“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1〕。由此，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已经站在“现实世界中”来考察“自我异化”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言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实践，它到底是一种被费尔巴哈称作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还是有着其它丰富的现实内涵呢？让我们再看看马克思另一段话：“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12〕显然，在这里不仅突出强调了实践对于解决理论对立问题的根本意义，而且指出了实践之所以能解决理论对立问题的本源与基点——现实生活。

在马克思这里，“现实生活”中“现实”一词含义丰富，是基于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体。首先，现实生活是“人”的生活，只有人才能感受到生活的丰富性，因为“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13〕。其次，现实生活是人的“对象性”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生存性关联。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想获得这种无机存在，就需要人“对象化”活动，这种活动“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14〕。最后，现实生活是“社会化”的生活，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5〕“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6〕

人、自然和社会一体的现实生活的发现，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塞说：“马克思在1844 年写的《1844 年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7〕这一基础就是非反思的、前理性的生存论基础——“现实生活”。

当然，现实生活世界的暴露，也使异化的根源获得最根本的解释，即异化从其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自我异化、裂化。

到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解剖过程中，开启了一种诊断资本的全新视角——现实生活。在这一视角的“透视”之下，资本所有的秘密和“丑态”都将被暴露无遗，具体说，资本逻辑下人自身的异化、自然的异化、类的异化，一句话，人们生活的异化，以及异化现象之下所隐藏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都可得到最根本的澄明。

不过，“开启”并不意味着“完成”，随着马克思思维的触角不断入幽社会历史现实，其资本批判的现实生活视角也随之展开，获得历史性建构。如在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现实生活进行格言式的诠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生活进行现象学式(回到事情本身)的展开。不过，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现实生活思想的具体彻底“敞开”是在《1857-1858年手稿》及《资本论》中。

三、资本批判视角的“敞开”

在《1857-1858年手稿》开篇，马克思就以资产阶级“经济和谐”论为批判切入点，对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两个经济学家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认为凯里的“保护关税”政策和巴师夏的“自由贸易”构思，都是一些抽象的理想公式在经济范畴内的确定，两人都忽略了“现实生活”本身，而且“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18〕。就是说，马克思立足现实生活展开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建构。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现实生活视角是如何历史性地“敞开”的。

(一)劳动活动的自我异化与扬弃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尝试去探究劳动活动自身是如何异化的。正是这种探究让马克思走向一个新的生存论基地——现实生活。不过，此时马克思虽把异化导源于现实生活，并明示异化是人们现实生活的“自我异化”，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现实生活是“如何”自我异化的？即自我异化的“历史性”还是个谜！这个谜在马克思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获得格言式的诠释，成果是科学实践生存观的确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现象学式”(基于事情本身)的表达，成果是唯物史观，不过对谜底进行详尽且具体的批判性揭示是在《1857-1858年手稿》。

马克思在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发现，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异化发生的过程，实际上也即人的活劳动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的过程，分离得愈是彻底，异化愈是严重。所谓劳动条件也就是人进行实践生存活动的一切生产资料的总和。他把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劳动者就是劳动条件的直接所有者；劳动者是劳动工具的直接所有者；劳动者是其自身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但是随着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展开，尤其是随着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开始失去其劳动条件，其自身的现实生活也随之发生裂变与异化。

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已完全分离：一方面，劳动者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19〕；另一方面，劳动条件成为劳动者之外的“它在”，即“所有客观的生产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20〕。其结果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完全异化，在资本逻辑中，即“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或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21〕。不过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历史性存在，其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异化或彻底颠倒也是历史性的，“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22〕。就是说，随着“资本”的覆灭，“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23〕，劳动者进而重新真切地占有其劳动条件。

因此，异化是现实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劳动者与其生存条件相分离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视角，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也必然是同一过程，作为异化的现实“定在”形式——资本，也会随着异化的“扬弃”而被历史性地扬弃。

(二)现实人的奴役与解放

现实生活是人的现实生活，随着现实生活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现实生活中的人也经历了一个走向奴役，然后又走向解放的历史性过程，也是人走向发展与解放的过程。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对人奴役，把生存中的人放到了历史性的长河中来考察，并经典地把人的生存轨迹描绘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前人的生存状况。在这个时期，“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4〕，个人不能脱离共同体而独立。个人自由由于受制于个人能力、劳动条件、地域、血缘等自然条件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政治等级，而表现为极其有限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只有以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现实。因此，这时，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但随着人们现实生存能力的提高，在自然经济所滋生，并逐渐成为基础的“物的因素”(商品经济)不断生长壮大，并占据支配地位时，人类就过渡到了一个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

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体现为“物的关系”，尤其是资本对人的支配。此时期，人被抛入一个“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5〕之中，人(工人)看似比“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更自由，可马克思认为，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因为工人的所谓自由“不过是在有局限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26〕。不过，马克思不是从“物的依赖关系”中看到绝望，其历史性视域使其看到了“扬弃”，说“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27〕。当这种“丰富性”获得解放的时候，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全面、自由发展阶段。

全面、自由发展阶段，体现人对其现实生活的自由享有。马克思认为，这个时期，人的一切生存感觉和特性都获得彻底全面解放。现实劳动不再是不幸，而是自由的，是自我本质力量的外化与确证。全面发展表现为人以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自由发展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释放为特征。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是人的发展中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与走向

现实生活在其本质意义上是社会性的。马克思认为，与人的历史性生存境遇相应，存在着三大社会历史形态：

1.自然经济社会，其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社会分工都不发达，生产的特征是以直接获取自然实物为主要生存来源，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社会中的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即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改变，即资本生产构成现实生活的基础时，新的社会形态也就产生了。

2.商品经济社会，主要特征是分工与商品交换。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资本是最基本的逻辑，货币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商品社会在把人从“狭隘的地域性”中拯救出来后，又把人的生活剥夺殆尽，就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其它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同时，资本生产也有自己的历史性“界限”，马克思把其总结为四种：必要劳动是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28〕如何突破这些界限，马克思认为，唯有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未来理想社会。

3.产品经济社会，主要特征是消灭货币关系的生存状态。在未来理想社会，私有者被扬弃，自发分工为自觉分工所代替，生产纯然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完整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29〕。进一步说，当人奴役人的社会权力(资本)被消解之后，社会就变成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联合体。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敞开中实现的。

综上，“现实生活”是马克思实现对资本最彻底批判的基本视角，这一视角是在《1844年手稿》中被初始打开，在《1857-1858年手稿》中被历史性地建构，即具体而彻底地“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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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6〕〔7〕〔8〕〔9〕〔10〕〔11〕〔12〕 〔13〕〔14〕〔15〕〔16〕〔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1、14、72、56、54、63、60、88、86、88、83、83、85页。

〔2〕〔3〕〔4〕王德峰：《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7〕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18〕〔19〕〔20〕〔24〕〔25〕〔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504、504、104、104、400页。

刘文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本文是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资助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