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蓓洁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 安徽　合肥　230601)



自由个性的积极张扬
——梭罗文学作品的政治哲学基础

○夏蓓洁

(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 安徽合肥230601)

美国思想家梭罗是美国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消极抵抗》和《瓦尔登湖》张扬了其追求自由和平的强烈个性。梭罗通过文学作品宣扬激进的个人主义，质疑政体存在的必要性,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府与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并号召人们消极抵抗政府的统治；他启发人们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地完善自我,获得个人自由和权利。

梭罗；政治哲学；《消极抵抗》；《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19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哲学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十几部作品,其中《消极抵抗》(以下简称《消》)和《瓦尔登湖》(以下简称《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论文《消》发表于1849年,从个人权利和自由角度批驳了政府不公、奴隶制度和美墨战争等卑劣行径,呼吁人们拒绝纳税,消极抵抗。

1854年发表的散文《瓦》,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畔独自度过两年半的生活经历,其中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经久不衰,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美国文学作品。梭罗的作品虽未被视为哲学著作,但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挚爱,梭罗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探索人类所面临的基本哲学问题,引发人们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实现个人价值追求的思考，极度张扬了他的自由个性。

一、梭罗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

梭罗的政治哲学围绕个人主义的核心展开。“个人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当时多将其同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冲击政府的管理秩序,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应该加以抵制。个人主义传播到美国后,经历了美国民主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洗礼,孕育了全新的积极意义。它所倡导的独立自强、平等自由的内涵已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构成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

美国个人主义以自由平等为特征,具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早期欧洲的清教徒带着崇尚勤奋与自律、追求财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来到新大陆,奠定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基础。独立战争激发了美国人民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代表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1〕《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富兰克林,借鉴欧洲有关平等自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的三种基本自然权利之一,赋予美国个人主义新内涵。如特纳所言,“边疆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2〕，大规模开发边疆的西进运动,巩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根基。以美国哲学家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将清教主义的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相结合,从更广泛的理论层面对个人价值进行了解析,使个人主义极致张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美国个人主义“独立平等”的精神内涵。

梭罗所处的时代,恰值近代西方国家起源学说体系形成并应用于实践。该学说预设,在社会政治权威出现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在自然状态中,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不存在统治；没有政治权威,每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然而,对于自然状态以及自然人的生存状况的具体描述和如何脱离自然状态,思想家们各持己见。主要有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战争自然状态”、以洛克为代表的“理性自然状态”和以卢梭为代表的“和谐自然状态”等观点。梭罗继承了西方国家起源学说中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在“自然状态”的理论构想上,梭罗赞同洛克的观点,认为自然状态是有序的、“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类是生而自由、生而具有理性的。自然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3〕，人们遵从自然法的支配作用。基于对个人主义的追求,梭罗把个人自由和权利置于国家、政府之上,认为“个人权利先于政府权利”,“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4〕“在他的心灵和生活里,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追求、个人的价值明显要比政府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5〕他反对政府的多数派民主,担心个人被多数派压迫。“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6〕在谈到个人与群体的道德关系时,他特别强调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反对集体主义思想。在他看来,“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7〕

然而,梭罗有别于洛克。洛克认为自然人为了获取保护,需要放弃部分个人权利,从而达成社会契约,“不得不”走进文明社会,形成国家,被迫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统治。以人的理性良知为基础的自然法则难以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而梭罗则对为了保护自己及财产、出自理性自愿出让部分的自由和权利担心,对协议政府是否能达到公众所期望的幸福、繁荣和安全目的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自然法则。只有在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出于维护个人主义的愿望,梭罗首先要求改良政府：“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8〕并希望“国家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国家对待个人就像邻里之间那样相互尊重。如果有人愿意离群索居,不愿隶属于它,只要他尽到邻里和国民的责任,不干涉它,那它就可以处之泰然,任其自由。”〔9〕值得注意的是,梭罗要求政府的改良要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而非根据多数派意志管理国家。道德标准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穆瑞·罗斯巴德笔下被称为“自然法”,是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妥协的基础,与洛克“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理论形成勾连。坚持自然状态的大部分理论家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遵循诺齐克“看不见的手”的逻辑,推想未来世界将形成高度自律组织。因而,梭罗对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道德标准的改良要求,实质上是对其政体的彻底否定,在梭罗的理想社会里,道德良知的自然法将取代政府和法律。

梭罗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基础通过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扬弃”建立起来。纵观梭罗的文学作品,他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之父”威廉·戈德温和巴枯宁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激进的个人主义角度,他反对美国政府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侵害,并进而质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对一切有悖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体制都加以摒弃。

二、反抗强权政府的立场与实践

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梭罗追求自由的个性受到挑战。梭罗强烈不满美国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强奸民意的事件,并对政府表现出不妥协的立场和智慧。在《消》中,他多次提到美国存在着社会的不公,认为在过去野蛮的时代,每个家庭尚能拥有自己的住房,足以满足日常简单生活的需要,“但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一小半的家庭拥有房子”。〔10〕在《消》的开头,梭罗申明对政府构成和功能的态度,“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11〕他还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它热衷于职能之外的事务,而对于本职工作关注不够,如使国家保持自由、安定西部、提供教育等无所建树,对人民共同努力而获得的成就经常从中阻挠,尤其在蓄奴制度和美墨战争问题上,梭罗对政府极为愤怒,他在《瓦》中写道：“我有时吃惊,我们对待黑奴制,那种有点异域情调的恶心制度,态度竟然如此不严肃……”〔12〕同时他认为美墨战争是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战争，“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13〕因此,他拒绝向政府缴税,认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14〕他呼吁人们“拒绝效忠”不道德、非正义的政府。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就会导致人们处于悲惨境地,感到前途渺茫,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推翻它。“和它(政府)有任何瓜葛都使人蒙羞……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15〕他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厌恶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梭罗个人主义思想源于现实和实践。他对强权政府的反抗不仅表现在言语上,也体现在身体力行为人们提供摆脱现实困难,向理想生活迈进的途径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梭罗极其重视哲学实践,他始终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认为哲学家的思想与行动的结合非常重要。“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16〕他认为“成为哲学家不只是拥有精妙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建立一个学派,而是热爱智慧并按智慧的原则生活,信赖、崇高、自主和简朴的一生。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解决生活的问题,而且要从实际上解决……”〔17〕他的实践精神和自由个性体现在许多作品的哲学实践记录中,对人们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具有理智、客观的现实指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践精神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社会,观察到其他思想家未曾发现的问题。正如哲学家芒福德指出的那样：“梭罗也许是唯一的停下来并写出他的丰富体验的人”。〔18〕《消》中提到的“我不像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人”〔19〕有其言外之意。梭罗所处的时代,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乌托邦盛行,但他们缺乏实际的行动。梭罗所言之“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人”正是指这些只有空谈而无行动的空想家们。为此,他极力与其划清界限,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时空想乌托邦——布鲁克农庄的入社邀请。《重上天堂》批判了柏拉图式的乌托邦,表达了对苏格拉底式的自然乌托邦的向往,再现了他注重实践、向往自由的精神。他认为,美好的未来社会构想不是空想主义者谈论着实现的,而要靠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实际行动。他批评一些人对政府劣行熟视无睹。“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20〕因此,他号召人们用“行动”而非“空想”反抗政府对个人权利的践踏。为了反对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的战争和政府的蓄奴制度,梭罗抗拒纳税并因此被判入狱,为此他写下了《消极抵抗》论述自己的观点,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强烈的自由个性促使他多次帮助南方奴隶逃亡到北方,并于1854年撰写了《马省的奴隶制》一文,批判美国民主政府的虚假人权；他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为废奴英雄约翰·布朗袭击哈伯渡口鸣冤辩护，再次张扬了他的平等意识。

梭罗与政府斗争的策略有别于马基雅弗里式的争斗。他避其无政府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空想,对政府采取了客观现实的斗争策略。“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21〕为尽量避免洛克所担心的暴力推翻政府所带来的危险后果,他根据独立个体的特点,采取消极抵抗的非暴力革命方式。非暴力的消极抵抗适合个体斗争,降低了风险,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实践验证。梭罗在政治和社会中的消极抵抗,使美国个人主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积极的意义,是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三、质疑剥夺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政体

基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梭罗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证成性”(justification)而非“正当性”(legitimacy)进行了否定。“证成性”是指国家、政府的存在是否有其必要性；“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指国家、政府是否正当履行自己的职责,给个人带来服从的道德义务。梭罗所处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生产和新型生产组织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使欧美各国在19世纪上半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乐观地相信,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新兴的民主体制将为个人自由和权力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然而,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并没有阻止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加剧。欧洲爆发了民主革命,而美国不顾民众的意愿发动美墨战争,德雷德斯·科特决议案进一步激化了蓄奴问题。

梭罗从这些事件中洞察到问题的根源。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多数派的强权政治统治。梭罗看到美国政府虚假民主外衣掩盖下的强权政治的本质,他意识到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资本主义政府统治下的民主与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他指出“并非因为他们的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也非因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公平,而因他们在物质方面最强大。”〔22〕美墨战争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了在美国民主制度中存在着弊端。美国政府把国家权威凌驾于个人之上,强迫人们与之同谋,并迫害反抗者,严重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奴隶制度存在于自称“民主”的国家内则是两大政党彼此妥协的结果,无疑是对美国民主自由的极大讽刺。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却依赖于政府组织形式。梭罗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并不是个人主义的保护伞,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必将干涉个人自由和权利。他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无法保证个人利益不遭受侵犯,改良政府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反对美国政府的同时,梭罗继而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证成性”心存质疑。

当时盛行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对梭罗的个人主义同样产生了影响。所谓取消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或称安那其(Anarchism)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倡导个人之间的自助关系,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主张废除政府的独裁统治。但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社会陷入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乱无序,而是提倡建立自由个体自愿结合、反对独裁主义的互助和谐社会。与非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主张某种政治权威,而前者拒斥政治权威。梭罗从个人自由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侵犯个人权利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抨击,反对一切有悖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梭罗认为,社会和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体的努力,而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社会。不同政府组织的更替,只是相对完善了组织及其规则,改变了社会为个体发展提供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自由与政府统治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对个人自由而言只能获得暂时利益,矛盾却无法消除,“任何政府结构的复辟都成了邪恶”。〔23〕因而他把个人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洛克的自然状态的构想上。梭罗坚信自然状态下,未来世界的自然乌托邦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24〕,而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可以通过理性良知取代政府,维系自然世界的可持续运转。

梭罗对资产阶级政体的质疑促使人们思考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最初唱着资产阶级和民主自由颂歌登上政治舞台的个人主义者,本以为在“那里有着平等的个人权利、有限政府、自由放任、自然正义和公平机会及个人自由、道德发展和尊严”〔25〕,结果却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壮大的社会组织和日益完善的社会规约在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要求和限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牺牲自由和权利以满足组织规则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政府的民主是虚假的,并不是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乐土,反成了自由的羁绊。

然而,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梭罗认为在人们自我完善“准备好之前”,对政府只能提出改良的要求,以实现“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26〕梭罗相信，在人们准备好之前,为了避免社会混乱无序,政府不能被“立即”取消,它还要扮演守夜者的角色,充当“权宜”政府,最终成为不进行任何治理的政府。显而易见,梭罗改良政府的路径和真实目的在于,将现实中的大政府改良为“权宜之计”的小政府或“管得最少的政府”直至成为“一无所治”的政府,为取消资产阶级政府并过渡到新秩序做前期铺垫。作为激进的个人主义者,梭罗相信未来的理想世界中唯一服从的是自然法则,届时人们把平等尊重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人人可以保持“做自己的事”的权利和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分工,唯以自愿为形式,一切强权和非人格的官僚机构都是对个人自由平等的威胁,均不允许存在。

四、提出实现个性自由的自我完善路径

无序状态只能使美好生活更加遥远,而梭罗追求道德层面上的有序。由于梭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良知普遍下降感到担忧,他向人们提出自我完善的希望。杰克逊坚信人本性善良、有理性和自治能力,对人的良知充满信心。因此他反对专制,主张国家管理中做到“无为而治”,尽可能给予公民充分的民主。与杰克逊不同,梭罗认为自由和权利不是政府所给予的,不断改造自我才是个人获得自由和权利、享有充分的民主的重要条件。哲学实践活动令他对人的理性良知和自治能力产生了怀疑。他发现社会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人们的道德良知遭受更多的侵害,尤其是规则、时尚、习俗、分工等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越来越束缚人们的自由。人们脱离了真正的生活需要,逐渐远离幸福、追逐物质的欲望使人们的生活失去真正意义。“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大部分人也因为无知和错误,被满心虚构的烦恼困扰,没完没了地忙着世俗的活计,终将摘不到美丽的果实。”〔27〕在他看来,文明社会世俗的浮华和人们对繁琐生活的无限追求,掩盖了原本高贵的秉性和生活的意义。

梭罗的文学作品通过记录哲学实践活动向人们宣扬个人主义思想。梭罗作品中经常出现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诸如“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个人权利、理性良知、自然法”等都源自洛克理论。走向瓦尔登湖是梭罗自由个性的张扬和解放，如在《瓦》的首页“生计”处提到,此书以“自我主义”为特色。《消》写道：“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28〕梭罗在其文学作品中从未避讳他的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瓦》中,他对迫使人们迈向“绝望生活”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这套生活方式的“目的是保存和完善种族的生命,但我要指出的是,为了得到现在的好处,我们牺牲了多少？”〔29〕他如实记录了当时小镇的生活样态：“我去过康科德很多地方,无论在商店,镇政府还是旷野,我感觉人们在用无数奇异的方式受难……这些有意的苦修令人震惊”。〔30〕梭罗认为世间俗子有意自寻的“苦修”,并非出自内心的真正需要,而是追逐满足他人及社会无谓需求的奢望。追求虚无生活和创造物品是对生命及劳动的浪费。人们不仅没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反而为之所累,对个人是徒劳无益的。他在《瓦》中列举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荒谬现象：“再看看这个大陆的妇女们吧！她们在不停地编织殓葬用的梳妆垫,这说明什么？她们也在意命运,但就这么幼稚,仿佛浪费时光可以无损后世。”〔31〕他紧接着又举一例“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32〕梭罗认为,人们用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生活问题,“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义”〔33〕，是本末倒置。显然“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甚至在所谓的游戏和娱乐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34〕因此,他希望人们提高道德良知,认为人们唯此才有获得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的可能。完善自我要用“从我做起”的个体实践实现个性的自由。

梭罗在其作品中提供了自我完善的实践途径,极度展现了他的自由个性。梭罗出于“服务于美国民族的良心,一直提醒美国人,他们的缔造者们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因此,对渗透了物质主义精神的个人主义提出了一个富有生气的观照。”〔35〕梭罗看来,道德良知是建立新型社会体制最为关键的因素,人们需要重建每况日下的道德良知。自我完善的路径是通过独处、思考、阅读、反思、与大自然亲密相处等方式,疏离个体的自我世界与世俗社会,实现完善自我的目的。生活上,他呼吁人们最大限度地简化物质生活。只有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人们才能在道德良知的精神生活中得到升华。“简约,简约,简约啊！”〔36〕《瓦》的经济篇中罗列了一系列的生活账单：“米是1.735元；糖浆是1.73元……”〔37〕这些貌似精打细算的日常生活流水账,实则向人们展示了自我完善的简约生活方式。知识上,他指出,“志趣高尚的贵族,一定在自己周围汇聚很多工具帮助自己,修养、心性、学识、智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等。”〔38〕实践上,为了体验个体理性良知自我完善的生活状态,梭罗亲自来到与文明社会相对隔离的瓦尔登湖畔,践行自我完善之旅。其实,瓦尔登湖离世俗社会并不遥远。梭罗的“疏离”仅仅是地理距离上的象征。他所倡导的“疏离世俗政治”的关键则是在精神上为自我完善提供宁静的心理环境。就梭罗而言,疏离与参与政治皆为同一目的,即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如何摆脱不断膨胀的物欲对个人道德良知的影响,在物质和精神上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

五、结　语

梭罗的文学作品促使人们反思由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创立,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不断完善,并通过美国和法国革命得以检验的西方民主理论和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巨大成功时,梭罗洞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激烈矛盾,他极具自由平等个性的观点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论,其巨大勇气和聪明智慧可见一斑。梭罗独特的哲学实践活动启示后人：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需要坚定的立场和行动,同时,个体的道德良知应得到不断的自我完善。尽管梭罗没有政治哲学专著,也未自成学派,但贯穿其作品中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尊重个人自由和平等、崇尚个人奋斗和公平竞争、实现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已成为美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政治哲学视角为梭罗及其作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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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朱世达：《当代美国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王锦瑭：《美国社会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3〕〔英〕洛克：《政府论》，叶其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页。

〔4〕〔6〕〔7〕〔8〕〔9〕〔11〕〔13〕〔14〕〔15〕〔19〕〔20〕〔26〕〔28〕Henry David Thoreau,Civil Disobedience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3，pp.2，2，2，2，18，1，1，6，3，2，5，1，3.

〔5〕杨金才：《梭罗的遁世与入世情怀》，《文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10〕〔12〕〔27〕〔29〕〔30〕〔31〕〔32〕〔34〕〔36〕〔37〕〔38〕〔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鲍荣、何栓鹏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第024、007、006、025、004、008、019、027、070、044、083页。

〔16〕〔21〕〔33〕倪峰：《梭罗政治思想述评》，《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17〕Thoreau Henry David，Thoreau Political Writings//Rosenblum Nancyl Thoreau Political Writings，New York Cambridge Uniwersity Press，1996，p.32.

〔18〕David Mazel.ed A Centre of Early Ecocriticis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1，p.251.

〔22〕杨金才、浦立昕：《梭罗的个人主义与个人的道德良心》，《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23〕〔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的界限》，董子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24〕Rrussell Bertrand，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New York:Simon snd Schuster,1945,p.624.

〔25〕〔美〕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35〕Lawrence Buell，The Envirom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46.

〔责任编辑：流金〕

〔责任编辑：钟和〕

夏蓓洁(1962—)，硕士，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美国文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7〕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