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松，杨　超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共享发展：宏观社会工作的当代取向

何雪松，杨超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摘要：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基于对西方发展理论的反思并根植于中国历史政治脉络和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当代社会工作的宏观使命是关注社会问题、坚持分配正义并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负面社会结果，这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共享发展可以作为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时代取向，目标是建构一个共享发展型社会。共享发展型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共建共享共富的价值观、包容性经济增长、发展型社会政策和泛利性治理结构。

关键词：共享发展；宏观社会工作；共享发展型社会；“泛利性治理结构”

共享发展是官方倡导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共享发展将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制度要件，也是促进共享发展的专业力量。社会工作与共享发展有着怎样的契合性，又如何推进共享发展呢？我们尝试从宏观社会工作的角度展开这一议题的讨论。

一、共享发展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全面回顾发展理论的历史与演进，可以看到发展理论是围绕三个中心展开的：“市场”“政府”与“社会”[1]23-25，但如何整合三者的力量使得发展惠及所有的群体尚未得到清晰的论述。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特别是如何缓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以及性别之间的差距，这是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而社会工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共享发展是对西方发展理论的反思

西方发展理论是从经济学开始的。但是主流的经济学存在诸多缺陷，如并未重视社会结构因素、忽视经济之外的政局不稳、内乱频繁、国内产业结构失调等外在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不顾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历史与现实条件和限制而夸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普世性[2]。随后，对发展的关注从经济领域进展到更为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西方先后提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新发展观等宏大理论。当前发展理论进一步演进出不同的流派：一是基于东亚的特定发展路径提出的东亚发展主义理论；二是基于全球化而提出的新结构分析，包括弹性专业化理论；三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能动者中心发展理论；四是基于后现代理论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或所谓的后发展理论[1]262-340。近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包容发展理论盛极一时。总体而言，发展的聚焦从经济层面转向整体发展之后，带来了新一波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探索，它们致力于回应不断变化的发展议题，试图寻找突破发展困境的路径，但以上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一国之内的城乡、阶层、群体和世代之间的不平等，很多人并没有从发展中受益，这引发了大量的不满。

(二)共享发展是根植中国政治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需要

梳理中国政治的历史脉络，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均富[3][4]，为共享发展提供了中国根基。管子言及“贫富无度则失”[5]；董仲舒重视强调均贫富，以使人人有得，“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矫，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这样才“上下相安易治”[6]。中国传统之中深厚的责任伦理、强调人心民心的政治取向，对于厚实共享发展的思想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固结人心，纠合群力，为民所享[7]。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群体共享发展成果。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先富带共富”、消除两极分化等论述，都为共享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

共享发展也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避免两极分化的现实脉络。中国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高度重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一方面是国家实力的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是一部分群体对发展的获得感不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预防和避免两极分化，是很多国家发展过程之中面临的难题。从发展中大国的情况来看，印度等都面临如何扭转两极分化的局面 [8]。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看到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并尝试提出中国的答案。

二、当代社会工作的宏观使命

当代社会工作的宏观使命与共享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注社会问题

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难以消除两极分化。“失落的年轻一代”与“最富有的1%”形成鲜明的对比。赖特描述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似乎比以前更加合理的时代：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机损害了大量民众的生活；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不平等、经济两极分化和工作不安全感等问题日益严重；资本日益自由地在全球流动，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能力；大公司主导着媒体和文化的生产；市场似乎像无法由人控制的自然规律；政治愈加被金钱所主导而对普通民众的担忧和关心置之不理。”[9]2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报告，亚洲21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10]。这表明贫困、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向弱势群体传递并得到广泛共享。

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分配不均、贫困、排斥、歧视等。宏观社会工作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不同于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工作，它以组织、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变革为主要内容，从而实现宏观层面的改变，惠及更为广泛的人群[11]。宏观社会工作重申了“社会”使命，这就要求社会的结构性、体制性与整体性变革与发展，而非针对个人或家庭的治疗性服务，这对发展中大国尤为重要。

(二)反思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主张全球自由化，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国家福利责任的膨胀。从亚洲的情况看，尤其是印度的发展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的市场力量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实现的“增长”，反而强化了不平等[12]；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服务项目无法让穷人持续获益，而反讽的是，富人却是最大的获益群体[13]。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设计政策时往往容易忽视该国的社会结构和枉顾可能的社会代价。简单沿袭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可能导致国家能力下降，国家弃守其社会责任，而将责任归之于个人，或明或暗地强化社会问题个人化的叙事。社会工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特别是看到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发展的滴注效应并不明显，而救济式的国家福利强化了社会排斥，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工作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14] 。

(三)坚守分配正义

社会工作一百多年的发展所信守的价值目标和宏观使命是社会正义，在当代具体而言就是分配正义，即人们有权获得社会产品，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15]。特别是要改变剥夺与排斥的社会状况，不过，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得到持续的坚守，相反，社会工作在美国有走向微观化的趋势[16]。因此，要将社会工作视为处理分配正义的制度安排，相对于经济、法律等制度安排，社会工作推进分配的独特性突出表现为促进发展的共享性。首先，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赋权和增能，传递社会救助，促进分配的正义；其次，社会工作服务还面向一般群体，积极调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宽容，从一般意义上推进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共容。社会工作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就在于消解边缘化、两极化，促进共容与正义。

三、建构共享发展型社会

共享作为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当代取向，符合社会工作的宏观使命，也切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脉络。实施共享发展的目标在于建构共享发展型社会，即人人有权参与发展并分享发展成果。我们认为，共享发展型社会包括四个要素：价值观、经济增长、社会政策、治理结构。

(一)共建、共享、共富的价值观

共建、共享、共富三者构成当代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链。共建强调的就是参与，参与是权利，只有参与，才能真正实现赋权和能力的提升。共享既是过程，又是结果，它联结共建与共富。这里强调的是共享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共容关系，从而避免有发展无共享、有共享无发展和无发展无共享。共富是目标，“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三者的动态关系看，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用共建促共享，用共享保共建，结果是共富。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要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参与社会心理建设，特别是建构大众参与、相互关怀、共同富裕的“国家心灵”。要从社会权力的层面倡导发展应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从而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发展的成果。

(二)包容性经济增长

多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向弱势群体传递并得到广泛共享，贫困、不平等问题凸显，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进步，甚至导致国家的失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制度解释。他们从包容性、攫取性维度二分制度，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佐证指出攫取性制度安排是国家衰弱、不平等的根源，而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则是问题的解决方法[17]。实际上，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Kunal Sen也基于多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将发展划分为“发展加速阶段”和“发展保持阶段”，认为在发展加速阶段不大可能发生包容性增长，但在经济进入保持阶段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而且此时实施包容性增长制度也是必要的且具有重要意义[18]。

社会工作要推动增长的包容性，从经济增长的主体、内容、过程、成果等方面关注“包容性”，也就是强调“参与”、“共享”、“就业”等内容。Ashwani Saith指出了一国在实践“包容性增长”需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是看增长过程是否有排斥性，政策要干预排斥性的部分；第二，注意最初的经济形态，结构性不平等的最初经济形态影响包容性政策的效果；第三，对社会排斥制度的认同具有顽固性，并且与经济排斥结合 [19]。因此，社会工作的宏观目标就是要推动社会以“包容性”为原则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这个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的，又是社会的与政治的。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是为了应对福利国家因全球化、老龄化、财政负担过重和经济竞争力受损而提出的挑战，也是旨在反思以往补救式的且没有以能力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保护模式。发展型社会政策代表人物有米奇利(James Midgley)、吉登斯(Athony Giddens)、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谢若登 (Michael Sherraden)等。其中，米奇利明确且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框架。他基于发展视角重新审视了社会福利的概念，提出社会福利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社会问题被控制的程度、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和上升机会的提供程度。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理解：脱离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是不现实的，不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社会福利需要一定程度的干预；社会政策要关注到整体人群的诉求；社会政策要基于多学科知识和科学证据[20]。

社会工作一方面推进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与倡导；另一方面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多个领域开展积极的社会工作干预诸如资产建设、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等。张和清等开展的公平贸易项目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总结出具有发展色彩的农村社会工作新模式[21]。王思斌也强调中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应该具有发展的特征[22]。此外，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运用，其不以社区问题为本，而是以社区优势与资产为重点，强调社区居民的内在参与和关系的构建[23]。这些都表明了发展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取向。

(四)泛利性的治理结构

埃文斯等在《找回国家》中强调了国家作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的角色[24]，这对于发展中大国尤为关键。国家要确保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三者互动与均衡以实现共享发展，这就要求建立泛利性的治理结构，防止奥尔森意义上的分利集团化[25]。这样的治理结构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能有效抵御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制定政策；在改善民生与社会福利方面不受民粹裹挟，提供可持续的收入增长[26]。总体而言，泛利性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超越利益集团的利益，更加关注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注重不同群体利益、权利和他们的参与和表达。为确保建构一个“泛利性的治理结构”，社会工作要致力于避免共容利益的狭隘化，克服分利集团化，主动参与政策的讨论与制定，特别是经由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建构更多的平台让民众直接表达意见、直接参与发展并限制强势群体权利的过度膨胀。

总之，共享发展是当代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精神内核、重要取向。它根源于历史，也立足现实需要；既是理论上的发展，也是价值使命的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进发展的包容性、发展性、泛利性，促进弱势群体共建、共享、共富，实现共享发展的诉求。由此，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共享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如何全面推动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共享发展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提供了创新社会工作发展模式，贡献中国独特发展经验的机遇，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学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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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云涌，张斐男]

收稿日期：2016-04-22

作者简介：何雪松(197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城乡关系研究；杨超(1987—)，男，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7-004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