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长 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邓小平与国民经济“六五”计划的制定实施

姜 长 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国民经济“六五”计划是中国实施五年计划以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一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六五”计划的制定实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倡导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为“六五”计划的重新制定提供了思想保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为以后发展问题打下坚实基础；倡导改革开放为社会经济发展添加新动力；把“六五”计划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优先位置等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中国发展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六五”计划；经济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以很大的精力抓了党的思想路线工作。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推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走出一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这为国民经济“六五”计划的制定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六五”计划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发展，特别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在思维上形成了某种定式，要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制定一个好的国民经济“六五”计划，必须解放思想，破除一些陈旧的思路和看法。

(一)提出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张

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带来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变化，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他通过大量的找人谈话，阐释宣传自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张。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钢铁产量等为中心的发展导向被不断强调。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势必挤压其他产业发展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管理体制的僵化。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重视价值法则的思路。

邓小平看到了过去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等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国家计划想掉个头。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471这段谈话具体地指出了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的谈话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响应，同年3月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和搞好综合平衡，并就钢铁生产等提出了意见。3月10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确实搞好一个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才能避免盲目性。”[2]19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3月19日，邓小平听取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过去的计划，办不到的可以不算数。国民经济也是这个问题。所谓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把基础缩小，钢不要搞六千万吨。”[1]494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抓经济工作，准备十一月开计划会议，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1]574。这些谈话，一方面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这就为调整原来的经济计划打开了局面。

(二)实行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实现大家的共同富裕，但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面，党内认识是不一致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实行同步富裕的政策，但效果很不理想。1980年7月17—20日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时发表谈话，在谈到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才能给其他的人和其他地区起到示范的作用，国家也才能有能力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要利用经济手段，不能靠上级推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3]155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必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充足的动力。这个政策是对原来实行的共同富裕方针的一个巨大的转变，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对国际形势和主题的新判断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国内政策的制定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党对世界主题的判断大部分时间是革命和战争，并在此主题下进行了很多准备工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使党和政府对国际主题的判断出现了新变化。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中国国际主题的判断产生了深远影响。3月19日，邓小平听取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并就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看来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1]494。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思考，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军队情况汇报时指出：“世界大战在几年内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1]717此后，邓小平又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新判断，对国际形势和主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使得国家从长期备战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国民经济长期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根据。

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4]356

二、倡导改革开放为“六五”计划提供了新动力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时间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效果并不突出。改革计划配置方式势在必行。

(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针对过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曾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邓小平支持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就改变物资管理办法问题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1]636-6377月17—20日，邓小平在武汉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体制改革问题时说：“国务院要取消好多个部，这是一场很大的革命，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入手。体制改革，核心是搞好专业化，搞公司。公司完全按照经济办法搞，要有独立经营权、用人权。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不然就是吃大锅饭。”[1]656-657这实际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和重点问题。1981年10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就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要进行改革时指出，要认真抓中央这一级的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以确保国家计划顺利地执行。对于改革的方式，他强调指出：“不要改良主义的方案，要革命的方案。改良主义的方案是零敲碎打，可能搞不成。这个决心再不下就晚了。”[1]775-777进一步表明了“六五”计划期间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这为国民经济计划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二)对外开放打开了新局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经济发展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在“六五”计划制定过程中，邓小平大力推动对外开放的进程，在实践中迈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步骤。

首先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的引进。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1]636-637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兴办三资企业不仅解决了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也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管理办法和先进的企业制度，三资企业所拥有的国际市场经验和渠道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1979—1982年，中国合同利用外资205.48亿美元，建设949个项目[5]63。

其次是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在邻近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特别指出特区的名字更好，并鼓励地方发挥积极主动性办好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设立意义重大，表明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有效地发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窗口作用。

再次是利用国外的智力资源。邓小平在中国计划编制时广泛吸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国外专家的意见也得到了重视。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编制长期规划的建议给予了重视，建议的关键性有两点：第一，中国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地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中国能源价格偏低，导致人们使用煤、油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们还提出，我们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邓小平表示，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1]636-637。中国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大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成果和好的经验，为国民经济“六五”计划的制定实施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视角、一个更好的平台。

三、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为了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一度过度重视积累而忽视了消费。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仍然发展缓慢。“六五”计划制定时，国家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当时中央遇到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外汇不足，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1979年为8.4亿美元，而1980年则为负的12.96亿美元。外汇不足，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交流都会受到很多限制。邓小平以此为重要突破点，着重强调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国内外都担心我们借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因此，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讯、建材等方面。搞电，要注意多搞水力发电，搞坑口电站。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1]465-466为了多创外汇，他还多次强调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问题。国内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也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同年3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指出：“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1]497

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筑和住宅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人们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谈话中重点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指出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对于能源和交通问题他指出，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在谈到交通问题时说，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世界主题判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防工业发展要尽可能兼顾民用工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他指出：“总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1]614-6161980年3月19日 ，邓小平就起草编制长期规划等问题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又再次重点强调了能源、交通、农业发展等问题。这次谈话中，他还着重强调了积累率问题：“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杠杠上。”[1]610-611积累率的降低，意味着消费率的提高，而这有利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这些谈话，指出了中国原来产业结构的不足和短板，并对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进行了强调。国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和放活农村经济，使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建设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1982年12月，国家专门设立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对于改善中国能源交通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1980—1985年，原煤产量由62 000万吨增加到85 000万吨，原油由10 600万吨增加到12 500万吨，发电量由3 000亿度增加到4 073亿度等。这个时期，中国的旅游事业也真正迈开了步子。

四、“六五”计划制定要兼顾长期规划和目标

统筹兼顾是一项重要工作方法。邓小平在制定和实施“六五”计划的谈话和指示中，既兼顾了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又结合了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实践中，他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的结合。

首先把“六五”计划发展同 “七五”“八五”等五年计划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1981年10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就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提出重要意见：“外资如果利用得好，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肯定会快些。国家计划要列上利用外资帮助改造中小企业等方面的内容；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准备一个能够在‘七五’计划时期、‘八五’计划时期发挥作用的骨干工程的单子，包括利用外资、筹集内资，也包括劳动力投资。骨干工程，包括动力、能源，特别是水电、交通。农业方面也要准备一些项目。把项目准备好，资金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很快推进建设。”[6]775-7771983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如果‘六五’达到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七五’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方面为今后十年打好基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那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是可能的。这并不是冒险的计划，而是讲求实际的可行的能够达到的计划。”[6]815通过与五年计划发展的结合，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

其次把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同90年代的发展结合起来。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指出：“我们正在制定‘六五’计划。我们要求计划工作要做得扎扎实实，没有水分。不然，就会造成弄虚作假的坏风气。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要为九十年代做好准备，力争在九十年代有一个较快较好的发展速度。”[6]832-833同年7月26日，邓小平同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进一步指出：“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6]785这种统筹考虑的思想使得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发展呈现了良好的态势，为90年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增强了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实力。

最后把“六五”计划的发展同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世纪之交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点。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时间节点的发展目标非常看重，如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做的报告就明确提出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目标。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时指出：“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6]918

邓小平还着重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4]416-417“小康之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利于被国人认同和支持。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到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 000亿元左右。这段时间，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六五”时期对一些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投资建设问题，他认为只有这些大项目才能对实现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经济发展也才能有后劲。

五、“六五”计划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改革开放前，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农民贫困人口有上亿，城市职工工资水平也非常低，长期没有上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3]10-11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新观点，即经济发展不再过分强调速度和钢等产品的指标，而把人民生活改善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1980年7月17—20日邓小平在谈到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目标问题时指出：“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1]656-657顺着这个思路，同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谈到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他说：“过去我们的计划中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少了。所谓骨头和肉的关系，骨头欠肉的账太多。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规模缩减，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个现在还办不到，需要几年的时间。用降低积累率的办法来搞计划中缺门的东西，科学教育、住宅、人民生活方面的事情，就可以多花一点钱。”[1]67910月25日，邓小平谈到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说：“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所谓基本建设退够，就是积累所占的比例退够，用来增加消费。总之，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1]685事实上，国民经济“六五”计划制定实施的过程，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阶段。经过“六五”时期的发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477.6元增长到1985年的739.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496元增长到1985年的80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139元增长到1985年的268.9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178元增长到1985年的347元[5]22-23。

对于“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在谈到国内建设时说：“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今年就可以达到。原来计划工农业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今年实际情况是，农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一，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二。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很有希望实现的。”[6]951

邓小平主导制定并推动实施的国民经济“六五”计划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并为中国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所体现出来的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的工作做法，以及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民生情怀，使得邓小平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中国发展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房宏琳，曾 博]

2016-09-07

姜长青(1975—)，男，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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