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国 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与“鲁迅”形象

陈 国 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鲁迅是一名战士。他生前与中国现代史紧密地相连，逝后仍以特殊方式参与中国的思想史和政治史。鲁迅形象的变迁，是现代性历史演进的一个折射，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透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五四时期鲁迅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的原则。启蒙现代性的局限，使鲁迅在历史地提供了达成启蒙现代性理想的一个契机时，促进了他的思想质变。他这时的思考和左翼批评家对他的理解，体现了与启蒙现代性有联系然而也有重大差异的革命现代性的要求。

鲁迅；五四文学；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左翼文学

鲁迅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先驱，到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启蒙中成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形象，无论是在生前还是逝后，都伴随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而发生变化。这源于鲁迅深度介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斗争，并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记录下了这一过程，使他成为一个象征，凝聚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被后人不断地阐释。鲁迅形象的变化，意义超出了鲁迅个人，也超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围，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变化，显然是政治力量的推动所致，但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在发挥作用。中国现代的政治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起因于关于现代性的不同想象。从现代性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考察鲁迅形象的变迁，或许正可以发掘出这一问题在政治视野中被遮蔽了的重要内涵。

一

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卡林内斯库又称此为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1]不过，以历史性的眼光看，现代性的内涵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着的，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地被加进了新的内容。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此前的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创了制度现代性的先河。但是民国政府面临着尖锐的内外矛盾，社会动荡不安，旧式政客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沿用了传统的思想控制手段，尊孔读经，激化了与新思想的矛盾。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打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开创了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五四思想启蒙实质就是追随世界文明的脚步，用启蒙主义来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用理性精神照亮人心，改造国民性，使民众不再迷信和盲从，而能直面现实，独立思考问题。通过人的现代化，形成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从而推进社会的变革。启蒙主义的这种设想落实到政治，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它的实行方案就是思想领域的革命。

在五四文学界体现启蒙现代性原则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鲁迅。鲁迅从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他早期的进化论思想和个性主义思想，又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中国的积重难返，尤其是一般民众思想的愚昧和落后。他大声疾呼“精神界之战士”，就是要从西方“拿来”现代文明的成果，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造，来推动中国的进步。这就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57他看到中国思想界的病根在于安于“平和”“不撄人心”，即所谓“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2]69-70鲁迅弃医从文就是要以“撄人”来打破这死寂的“平和”，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的民众。

鲁迅前期创作的核心主题就是在启蒙现代性指导下对封建宗法思想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刻性，使鲁迅成为五四文学的一座高峰。他指出,四千年来的中国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不断转换，而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他希望青年站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2]225-227。他批判国民劣根性，说旧时代的人大多只是戏剧的看客和杀头的材料。他们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沉浸在“瞒”和“骗”的状态中难以自拔。他希望将来有“没吃过人”的“真的人”出现，呼吁“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华老栓用革命者的鲜血医治儿子的痨病，写出了革命者为民众牺牲而不被民众理解的巨大悲哀(《药》)；红眼睛阿义听到夏瑜宣讲“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说夏瑜是疯子；阿Q用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至死也不觉悟。在“五四”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鲁迅显然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投身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斗争，以其杰出的才华、犀利的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他说：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宇，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3]

吴虞对《狂人日记》的评价，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观点。他们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高度肯定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鲁迅作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将形象和文学史地位也就由此得以确立。这是鲁迅早年“立人”思想的付诸实践，而又以其作品的巨大影响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被新文化阵营推崇，当然也被旧营垒的人物攻击。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质疑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尖锐抨击，但从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在那个中国民众普遍不觉悟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既无力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又不能解决内部社会的新旧冲突。鲁迅这样的先行者向西方寻找先进文明，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显然抓住了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展示了他们悲壮的情怀。

但是，中国有别于西方，在西方引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主义在中国遇到了重大的障碍。长期的封建统治、教学的不普及，民众中像阿Q这样思想与其经济地位分裂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但其思想无论是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都与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就像阿Q所坚持的：造反就是与我为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人没有文化，启蒙主义的先驱致力于用启蒙手段使他们觉悟起来的努力，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没有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甚至连写给他们看的小说都读不了，何以谈论改造他们的思想？启蒙的目标与启蒙的手段极不相称的现实，意味着启蒙现代性的理想只能局限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对启蒙的对象其实不起作用。正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这种局限性，使新文化运动难以为继，几年后就陷于低潮。一些启蒙先驱的理想和激情消退了，如鲁迅经历了新阵营风流云散后的寂寞和彷徨，周作人也开始声称文学无用，不愿“再开文学的老店”。这集中反映了先驱者中间相当普遍的失望和悲观情绪，预示着这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知识分子将要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而鲁迅的选择以及他的被重新认识，此时也面临一个重大的机遇。

二

鲁迅的进化论思路在“四一二”惨案的血腥中“轰毁”，加上他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由此走上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这种单纯的政治化论述又似乎过于笼统。如果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角度看，鲁迅当时的人生选择和思想变化应该还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他的向左翼靠拢，是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挫折，而革命现代性向鲁迅展示了另一条可供选择的救国救民道路的一个结果。

革命现代性，是现代性落实到政治领域的一种形态。它与启蒙主义一样，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价值。但它与启蒙现代性存在重大差异，这主要在于它们实现共同的远景所选择的途径不同。它不像启蒙现代性所设想的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是设想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造为民众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改造触及不同阶级的直接利益，会引发基于利益冲突的博弈，在现代中国就直接表现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启蒙主义的批判武器，被政治革命的武器批判所取代，那就是诉诸革命手段，暴力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社会。

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开始于辛亥革命。在革命党人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带有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意义；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生主义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三民主义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最终被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

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与启蒙现代性形成了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它与启蒙现代性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一致，但是它基于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的战略，又不赞同启蒙现代性的人性解放思想和个人本位的观念，而是强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和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提倡集体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在早年胡适引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当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他主要针对诸如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派别脱离中国实际的空谈，体现了他在杜威实验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改良主义观念，即主张多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由此入手改良社会。他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启蒙理性精神的打破迷信、提倡科学的观点。李大钊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后，写信给胡适，被胡适冠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李大钊赞同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假冒牌号”的意见，同时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李大钊主张从主义出发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已经透露出革命现代性的思想原则。他与胡适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的不同思考，被后来的实际革命斗争放大了。

当鲁迅陷于启蒙现代性的目标与手段不相匹配所造成的思想困境时，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展现的革命现代性前景给了他启示。这种影响产生的思想基础，是鲁迅在思想革命阶段就已确立的“救大众”的使命，即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所谓“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是超越个人主义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他的文学是有所为的文学，通过审美的形式要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当思想启蒙与阿Q两相隔阂时，鲁迅从革命现代性所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看到了他原先所致力的启蒙对象——底层的民众，有可能走上反抗道路的前景。鲁迅的小说对阿Q毫无意义，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阿Q是可以被发动起来的。阿Q会因为看到这场革命对他有利，可以给他翻身的机会，他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利益，甚至会解决“恋爱”问题，就会“革命也好罢”，像小说里鲁迅所写的那样，感觉辛亥革命一来，赵太爷、钱太爷之流对他立时客气起来，未庄上的一群鸟男女都有些慌张，阿Q就感到快意，便要找假洋鬼子革命去，并且开始幻想革命成功后他可以发财。

阿Q之类旧中国国民的愚昧，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伤害，但他们可以在革命过程中接受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而他们能被动员起来，正是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陷于低谷时鲁迅所渴望看到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出路。这样的民众，是鲁迅原先寄予希望却一度无所措手的，而现在换一个角度，发现他们却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前景以及重新建立起来的观念，成了鲁迅与左翼力量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基础。而他的思想变化，也意味着他对早先的启蒙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向革命现代性的方向前进。鲁迅不可能因为利诱或者威迫而妥协，他向左翼方向前进，是基于他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于新的革命前景的思考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旦接受革命现代性的观念，鲁迅自身的思想发展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动力，开始朝此方向自觉地调整。他从五四时期一般性的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转向对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强烈关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按照左翼文化观念对自由主义思想——他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提出批评，公开表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全人类的理想。鲁迅的左翼形象就是在革命现代性的指导下鲁迅自觉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斗争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看，鲁迅的左翼立场仍然包含了五四思想革命的元素。他不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彻底背叛，而是对它的发展和超越，即在他的革命现代性观念中，并不否定理性的精神和个人的独立思考。这一点导致他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与一些重要的左翼批评家发生了严重分歧。在一些左翼批评家看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意味着对五四文学的否定。他们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式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完全过时。他们反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强调要用阶级观念表现革命时代人民的觉醒。这种分歧，意味着鲁迅在走向左翼的过程中面临着与左翼协调处理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历史关系问题。显然，鲁迅接受了革命文学的观念，但依然坚持了推崇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五四式的思想立场。这正是鲁迅比那些犯有“左倾”幼稚病的左翼批评家更为成熟、更为深刻的所在。

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世界，史称“红色的30年代”。它在后来所暴露出来的极左问题，当时还难以预见，而苏联的样板成了被压迫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一盏明灯。鲁迅在启蒙运动的低谷中，受到这一红色潮流的引导，按照他自身思想裂变的逻辑，站到了左翼的立场，同时又不是简单地否定五四；相反，他的思想观念中保留了五四的思想元素，这正是他在上海十年与左翼阵营的关系复杂、不时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左翼方面真正从思想上理顺与鲁迅的关系，其实是在鲁迅去世以后由毛泽东完成的。毛泽东 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时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肯定，有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基础，而在方法论上则是借助于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毛泽东改变了此前左翼批评家诸如瞿秋白等把左翼鲁迅与五四鲁迅割裂开来，通过强调鲁迅思想的进步和他对自我出身的“背叛”，作为承认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并进而肯定他是左翼文学运动一面旗帜的前提这样的逻辑，他把五四鲁迅与左翼鲁迅统一起来，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就在于共同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换言之，在毛泽东看来，五四鲁迅和左翼鲁迅都是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鲁迅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到“左联”时期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合乎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的一种发展，这是跟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逻辑相一致的。这就从根本上弥合了在一些左翼批评家那里存在的鲁迅与左翼观点的裂隙，解决了鲁迅在世时经常引起左翼内部争论的思想矛盾。从此以后，鲁迅开始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标志和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这其实就是中国的革命现代性理论成熟以后，以革命现代性理论重塑鲁迅形象的一个重大成果，从而把“鲁迅”纳入到了整个中国革命之中。

毛泽东的鲁迅观，开创了鲁迅研究的新局面。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学者主要就是以毛泽东的鲁迅观，实质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来阐释、研究鲁迅的创作。按照这一模式，鲁迅的伟大就被理解为他从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度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比如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是强调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脱离群众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阿Q的形象，也开始侧重于他的不安于现状、要求革命这一方面，认为中国倘若革命，阿Q就会成为一个革命党，可惜的只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充分认识到阿Q的革命积极性，不允许他革命。这与五四时期的批评家侧重强调阿Q的愚昧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劣根性迥然不同，明显是按照新民主主义学说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本质定性来重新阐释的，也即符合新民主主义思想中关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并以鲁迅为样板，有力地了申明了文学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三

革命现代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大动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体化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众所周知，因为“左”的错误，它在实践中开始出现问题，并且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影响到鲁迅研究，就是“鲁迅”变得越来越伟大，他关于辛亥革命局限性的思想似乎成了印证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确性的一个重要例证。这明显的是按照政治需要发掘鲁迅身上符合中国革命内质的东西，把鲁迅研究纳入到了政治范畴。这种倾向，随着政治上的进一步向“左”发展，鲁迅最终被工具化，甚至成为打人的棍子。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时，郭沫若曾发表演讲，提出要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敏锐地捕捉到政治动向，把鲁迅研究直接服务于“文革”。让后来的人更难以理解的是，许广平以鲁迅夫人的身份，宣称毛泽东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鲁迅是毛泽东的小兵。这种迎合极左政治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它滑入了为极左政治服务的庸俗化泥坑。

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现代性的内涵被重新定义了。革命现代性中的“革命”，本来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朝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前进，而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革命”被注入了“左”的内容，革命开始发生了异变，进入革革命、革革革命这样的恶性循环。实质就是没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及时地调整基本路线和方针，使社会主义建设失去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封建残渣泛起，现代迷信盛行，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与人民所期盼的社会平等、公正、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背道而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性也重新回归到中国人民百年梦想中的正确方向。经济发展、生活幸福，个人权利、批判精神、与世界交流、人道与人性、进步的观念，乃至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等等，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这是在吸取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后，人们重新发现了人的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性，意识到乌托邦狂热和空想的危害性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回归。当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中国，所谓回归五四的新启蒙其实不是五四启蒙的翻版，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探索新的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把人从现代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外，能正视中国闭关自守后造成的与世界的差距，增强与世界的交流；向内，能恢复思想活力，激活批判精神和探索勇气。整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鲁迅研究事实上就是在重新激活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它回过头来又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具体地看，在新时期的头几年里，鲁迅研究呈现为新旧思想模式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是有人维护政治实用主义思维指导下的关于鲁迅的一些定论，表面看是在维护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是受“左”的观念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新的探索已经开始，先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对鲁迅作品的主题作出了新的解释，为此曾引发一些争议。争议本身说明是转型时期新旧观念发生了碰撞。从80年代初开始，鲁迅研究出现了重要的突破。这既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审视眼光的多样化。比如，对阿Q形象进行心理分析，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弱者为了减少外力的压迫以求得生存所必需的内心平衡所采取的一种心理调节手段。这明显地打破了文学形象分析的阶级论模式，把阿Q的性格看作是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心理模式和人格类型。一些学者，如钱理群、王晓明等，开始探索鲁迅的心灵历程，把原来被神化了的鲁迅还原为一个充满人性关怀、思想焦虑而又不惮于前驱的无畏探索者形象。这与思想解放运动展开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是相一致的。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王富仁的研究。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成果，确立了新时期作为思想革命一面镜子的“鲁迅”形象。它反映了启蒙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一个重要关头的一个新的发展，也是对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力推动。

王富仁1983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上发表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随后他又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左翼文化运动以来把鲁迅政治化的倾向，重新确立了启蒙“鲁迅”的形象。他强调《呐喊》与《彷徨》的不朽意义不是它们提出了中国政治革命的重大问题，而是提出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大问题。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清除封建主义观念对民众的思想毒害，是启发民众思想的觉悟。他基于文本的精细分析，向人们证明了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去发动群众，而是群众的愚昧使革命者向民众所作的宣传毫无作用，是“革命者为群众奋斗而不被群众理解的悲剧”(《药》)。“《阿Q正传》的不朽社会意义之一, 在于它从辛亥革命本身的弱点和不觉悟群众的辩证联系中, 从二者的对照描写里, 十分广阔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 不注意发动群众, 向封建势力妥协, 而阿Q 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 他的‘革命观念’与愚昧落后观念是扭结在一起的。这两者互为因果, 造成了辛亥革命的惨痛失败。……从这个教训中, 鲁迅有力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4]王富仁还提出，即使阿Q所想象的革命成功，也不过是农民式的财产再分配，他幻想革命成功后杀王胡和小D，表现出了流氓无产者的狭隘、愚昧和残忍的典型特点。这说明阿Q丝毫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阿Q式的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不具有进步的意义。王富仁强调，《呐喊》和《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显然回到了五四鲁迅的立场上，但同时又超越了五四鲁迅的视野，着眼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课题。那就是在人们受到现代迷信的束缚后呼吁新的思想启蒙，重视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也即是暗示五四的思想启蒙工作在经历了漫长的中断后，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把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两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的同时把思想解放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清除极左政治的思想遗毒，而又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实现中国革命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

王富仁的鲁迅观，在鲁研界引发了一场大的风波。支持者认为这是重大的突破，反对者指责这是离经叛道。这是因为他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出了新民主主义鲁迅观的边界，不再把鲁迅视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符号，而是看作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不是关于鲁迅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而是带有总体性质的观念的革新，是基于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审视，比如从他所理解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着手，来审视鲁迅。他提出的问题击中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症结：是固守僵化的观念和思维逻辑，还是开动脑筋，面向未来，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新的思考？这在“文革”过去不久，“左”的观念仍然广泛存在，阻碍着思想解放进程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创举。王富仁关于鲁迅的观点经过激烈争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则意味着中国思想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对未来的发展，独立地思考问题。换言之，鲁迅的形象这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从原来认为的是政治革命的象征转变成了中国思想革命的镜子。他告诉人们，思想解放、人格独立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强音，同时也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宏大主题。

本文着重考察了现代性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演进与鲁迅研究的关系。这个考察其实还没涉及世俗现代性的兴衰与鲁迅研究的关联。20世纪的中国，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交替占据思想史的中心，相互掣肘地制约着历史行进的方向和节奏，也影响着鲁迅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于鲁迅的想象，其实也是世人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他们所建构的鲁迅形象，恰恰是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的一个镜像。而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显然都有一个通俗文学繁荣的阶段，这与世俗化的浪潮是相对应的。世俗化浪潮中也有现代性的想象，但那是世俗的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有所不同，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存在重大差别。至于20世纪末新左派对于鲁迅的理解，则又代表了世俗化浪潮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和态度。这些皆有待于另写专文探讨，再求教于方家。

[1] 卡林内斯库 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8.

[2]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吴虞.吃人与礼教[J].新青年，1919，6(6).

[4]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

[责任编辑：修 磊]

鲁迅传统：建构与传承(专题讨论)——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

2016-07-19

陈国恩(195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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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6)11-0145-07

编者按：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先进的文化总是以其智慧的焰火照射着民族的未来，以其浩然正气浸润着民族的脊梁，与民族一起同生存、共赴难。先进文化中所蕴含的科学的思想理念、坚毅的民族自信、博大精深的人文哲理，使得理性与思想的光芒一脉相承，从而使它像一座座闪亮的灯塔，凸显着民族伟岸的身影，昭示着民族不灭的灵魂。 鲁迅，就属于这灯塔中的一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新文化的旗帜，现代文学的多重脉络、文学史及文化史的很多话题，均交织在鲁迅的思想里，纠结着现代中国重要的精神内核，穿过漫漫时间隧道，跨越重重历史变迁。这位文化伟人，用他如椽的巨笔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重重勾画了一圈，留下至今不逝的光环。有鉴于此，在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之际，本刊特组织本组专题讨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了学者对鲁迅思想的回应和最新思考，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