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富 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广州 510275)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朱 富 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广州 510275)

“经济学”起源于“Oikonomikos”一词，意味着“家政管理”，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出现，它集中研究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治理。政治经济学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从而也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合理名称。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社会思潮对国家干预的反动，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并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组织；公共领域；社会福利

一、引 言

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支流，中国经济学界则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两分体系。显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流，政治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就逐渐沦落为边缘和异端的位置，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迅速被边缘化，乃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被排挤到人文学院或者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那么，经济学科的这种发展趋向合理吗？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其实，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需要关注组织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不仅要剖析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和“如何产生”等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现象“应该如何”和“如何改变”等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是经济学科的合理称呼。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逐渐抛弃“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根本上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它只关心前一问题，而忽视了后一问题。

同时，从起源学上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经济学科的早期名称，主要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以及相伴随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只不过，边际革命以降，“政治经济学”名称就逐渐为“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所取代，它集中研究个人效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问题。显然，自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现代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带有“ics”后缀的经济学开始把自己与物理学(Physics)、数学(Mathematics)这样的学科放在一起，从而使自己具有与自然科学平等的地位。这样，现代经济学人就开始推崇“经济学”而贬斥“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渗入了道德伦理和国家意志等因素，从而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他们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一般经济规律并正确体现经济学科性质的通论性名称，而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历史中特殊情形并误导经济学科发展的过渡性名称。果真如此吗？本文从经济学科的历史起源和学科特性对此作一考辨。

二、经济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西方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它用对话的方式转述了苏格拉底的许多经济思想。同时，《经济论》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家庭管理的书，集中探究组织的有效管理。在书中，色诺芬最早使用了“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Oikonomikos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家庭”与现代意义的“家政”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事实上，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就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组织，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被列入“家政管理”范围。色诺芬认为，良好的组织可以产生数倍的生产力：一方面，良好的组织有赖于好的领导和管理，需要领导人通晓相关各领域的知识；另一方面，良好的组织体现为人们对管理的顺从而不是逼从，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管理技巧。因此，色诺芬重视领导和政策实践的性质，关心财富及其增长问题，并集中探究了私人和公共事务的适当组织和管理，集中探究了技能、秩序和分工原理。柏拉图则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城邦组织上，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探讨最优化的政治经济和公平的道德规则，进一步分析了互惠互利的专业化发展和交换理论。

显然，从起源学可以看出，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在组织，是研究组织运作的机理以及相应的规范，包括：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同时，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组织的经济学集中关注的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相应地，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家之时，“经济学”就被“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取代，集中研究有关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管理法则。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则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同时，“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因此，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框架则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这四位一体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当然，流行观点往往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局限在私人领域，其理由是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确实，传统的家庭组织似乎是基于社会习俗而非基于个人间的自愿契约形成的，存在严格的等级制，拥有巨大权威的家长成为家庭组织的统治者。正是由于在家庭组织中，家长或奴隶主是天然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因而早期的家庭管理也就等同于家庭财富的管理。相应地，色诺芬在《经济论》中主要论述的就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有效地压榨奴隶的剩余产品以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东西。无独有偶，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一词也隐含了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不仅家庭组织如此，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力交换而形成的现代契约。相应地，早期生产组织往往都由特定个人所成立和控制，存在特定的所有者和主权者。显然，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同时，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组织研究的四位一体架构呢？

首先，针对上述观点，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家庭等组织毕竟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组织的效率，因此，这些传统组织也需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尽管主权者设定的制度往往是泰勒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制度，它将主权者以外的组织成员都视为外在的投入要素。也即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设计这三大议题。(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组织也带上越来越强的契约性质，它不再归属于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所有，不再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场所；相反，它越来越被看成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由此“生产出”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平等所有者。相应地，家庭组织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反映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的需要，不再实行绝对的“家父制”专制；相反，它要兼顾所有成员的生活和追求，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决策。因此，收益分配问题在现代家庭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越来越介入家庭组织的收益分配，如儿童保护法、老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财产法等。

其次，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收入分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究其原因，现代组织是由众多个体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属于全部订约者所有，而不再存在特定主权者，从而就转变为社会公共机构，因此，组织的有效运行就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关乎分工收益在全体成员间的分配以及对成员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组织就在于，组织所促进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都能从中获得更满意的收益。

最后，即使是在过去漫长的古代社会，收入分配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早期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而已。不同于现代组织所依赖市场谈判和交换的收入分配机制，早期社会的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互惠和再分配特性：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亲族组织中，后者则体现在由共同首领领导的部落或地域共同体之中。波兰尼写道：早期“经济组织形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这个自足的单元是由家庭、聚落或领地等非常不同的实体组成的，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生产及储藏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与互惠或再分配一样广泛。其制度核心的性质是不重要的：它可以是以父权家族那样以性别为主的，也可以是村落中以地域为主的，或者是封建领地中以政治权力为主的。这些群体的内部组织也不尽相同。它可以像罗马的家族那样的专制，或者像南斯拉夫民族之庄园那样的民主；可以达到像加罗林王朝的大庄园，可以小到像西欧的一般农家那样。它对于交易或市场的需要不会比行互惠或再分配的社会来得大。”[3]

显然，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赋予经济学科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宏观方面，它涵括了国家组织的组成、社会分工的深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进等；在微观方面，它包括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资源的配置、组织成员的关系、协作生产的分工、共同成果的分配、组织运行的方式及治理，等等。威克斯蒂德就指出，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包括对在一切管理中发生浪费现象的方式的检查”[4]。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包含了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经济学要解决的人类两大经济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激励问题。事实上，古希腊人就非常关注对人的控制因素，创造出高超的管理艺术，并在发挥管理配制中制定了对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构，这远远胜过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和政治学是脱节的，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学都无法为管理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那么，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事实上，要把动力激励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首先需要明确谁行动、为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微观上涉及组织内部的分工和合作，涉及组织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涉及资源的配置和收益的分配，涉及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也涉及企业的文化和惯例；宏观上涉及国家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涉及官僚的选择和监督，涉及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涉及劳动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涉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也涉及社会的伦理和法律。显然，所有这些恰恰是经济学原初的研究课题。西斯蒙第写道：“经济这个词，按照词的原意，指的是家庭的规律，而政治经济学是用于城市的家庭的规律。家庭和城市是人类两大组合形式，这些很早就存在的组合形式就是科学的研究对象。”[5]10因此，要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架起桥梁，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科的本源，重新把组织、分工、制度和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三、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由家庭、氏族转向城邦和城市国家，由基于习俗的传统群体转向基于契约的现代组织，管理的内容和目的等也有了扩展和变化：(1)管理者不再是专属于世袭的某人或某群体，而是基于更广泛标准在社会上选聘的；(2)管理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更广泛的效用；(3)管理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增进特定主权者(所有者)的收益，而是关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就带来了管理方式和规范的改变。例如，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就是讨论雅典国家的财政问题，是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了如何管理国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着重对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并探讨了最优化的政治和经济。伴随着研究对象转向了更大的城邦组织，也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从这点上讲，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随后，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在家政和农庄管理上，进一步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从而将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联系起来。因此，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不仅是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更关涉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

政治经济学的正式形成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发生在重商主义时期，这也是经济学科获得独立地位的时期。它最初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分别在1615年和1616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文章都超出了家庭经济的狭小范畴，论述了国家积极参与管理经济的作用。后来，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铁隆、魁奈等又相继发展了重农主义，并将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涉及国家对生产领域的管理。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也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特别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显然，研究对象从组织扩大到国家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大大拓宽了，涉及了社会分工、社会分配、社会制度以及宏观管理等问题。所以，1755年卢梭在为法国《百科全书》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就特意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不过，直到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政治经济学”一词才正式引入英文文献，并第一次形成了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获得了迅速的推广和使用。显然，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经济活动指导方针和为政府促进商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并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从家庭或国家的管理扩展到对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其间的孔德主张用社会学一统整个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政治经济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并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此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相继指定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自此以后的一百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一般地，人们往往把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此时的古典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财富的生产、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问题的探索，因而古典经济学又称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福利和应得权利的相应提高。例如，斯密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篇就说，“被看作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6]

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大基本内容：(1)由于试图通过促进国民财富的创造来保障普遍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从而导致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起；(2)关心既定国民财富下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如何最大化交换剩余问题，从而导致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同时，由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关涉统治者的行为问题，因而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就把经济学视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中到处不无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为此，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蒂格勒就指出，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

当然，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则没完全建立起来，同时，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为此，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不过，尽管斯密对市场竞争采取了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因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就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分配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所有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

最后，需要指出，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市场中的分工、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机制运行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也是一种组织，速水佑次郎将市场视为“是通过自发交易协调商品、服务的市场和消费的组织”[7]232。同时，组织又是由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因而组织往往又与制度混同使用。速水佑次郎写道：“国家是由一套统治规则组成的制度，同时，它又是由依照那些规则组织的各种职能部门和机构构成的功能性实体。同样，市场是由在价格参数下控制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它也是由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这样的各种市场主体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功能性实体。”[7]231显然，正是从组织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市场也视为一种协作系统，它的运行也与分工、分配有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与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事实上，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等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非鲁滨孙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经济学科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反映了现实市场的运行特征。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国家，随着经济学科所涉猎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广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就越来越广，集中研究整个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关注整个国家中的利益冲突，等等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也正如叶坦所说，“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8]同时，即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行为和经济活动越来越依据价格信号而非行政命令，也不能将个体行为视为孤立的和他人无涉的，任何人和行为都发生在市场这一组织中，而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则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也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自研究对象从家庭等微观组织转向国家等宏观组织并由此诞生出“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目标就从组织运行的有效性转向了社会福利的提高问题，致力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人们福利水平的途径。事实上，斯密和其他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富国裕民的科学，后来关注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马歇尔写道：“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9]阿玛蒂亚·森也指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10]

同时，在对社会福利的关注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或生活水平。究其原因，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获得的最大满足，从而也就构成不了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同时，弱势者的生活水平限制了整个社会普遍福利的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是滋生社会问题的主要渊源。西斯蒙第就强调，“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而“对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5]4马歇尔则指出，“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而且，“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9]25。为此，西斯蒙第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马歇尔则认为，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要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悉社会问题的根源。

尽管经济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出现转换，但任何时期经济学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目标，这就是要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途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学问，其中就包含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思想。一方面，经济学需要探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让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实际上就是稀缺性的资源如何配置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问题，这是研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课题；另一方面，要提高人类的福利就必须考虑“生产什么”，经济学也必须探究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的需求(价值)取向，同时，也要考虑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祉，这是“为谁生产”以及消费品的配置问题。显然，这两个方面对实现经济学的目标而言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却造成这两个途径的割裂，特别是往往抹杀了后一个方面，似乎“生产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为那些能够出得起更高买价的人生产。事实上，正如维塞尔指出的，“生产出来的不是那些可能有最大效用的东西，而是人们需要付出最高价钱的东西；财富上的差别愈大，生产上的矛盾也愈显著。它给浪荡公子和饕餮之徒提供奢侈品，而对贫苦不幸的人的需要却充耳不闻；因此，正是财富的分配决定怎样去生产、并引起最不经济的消费，这种消费把原来可能用来医治贫穷创伤的东西浪费在不必要和该受谴责的享受上面了。”[11]

那么，如何提高人们的福利尤其是缓解穷人的贫困呢？这主要源于两大基本途径：(1)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是斯密等关注的；(2)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是李嘉图和穆勒等关注的。

首先，就财富的创造和福利总量的提高而言，有两个基本途径：(1)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稀缺性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现代经济学提出的理性行为者的最优选择问题；(2)在资源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新的财富或资源，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通过社会分工促进国民财富的最快增长问题。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要强调现有资源的合理使用，关键在于它将(短时内)资源视为稀缺的，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过，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并不是稀缺的，只不过，一方面大量的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已经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因恶性竞争而导致了这些资源被大量浪费和破坏。因此，我们说，相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所提供的天然资源是相对充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源的利用能力而不是自然资源的绝对数量。相应地，提高利用能力也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但这种基本假设存在明显的局限，它并没有动态地看到资源不断被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是静态地把资源当成了消费品。门格尔就指出，成为财货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对应着人们的欲望；(2)必须具有使它有能力引起与欲望满足间的因果联系的各种特性，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联，即使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也不是财货；(3)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石油的能源价值，它就不构成财货；(4)必须有将此事物用于满足欲望的能力，火星上的矿产就不构成我们的财货。门格尔认为，缺此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都只是一种有用的东西，而丧失财货的本质。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缺乏大规模使用石油的能力，因而它虽然丰富，但并不构成资源；同样，现有的研究表明，月球上蕴藏了100万～500万吨氦3，而只要开发出100万吨氦3就能够保证地球能源使用一万年。也就是说，要正确理解财货或资源，就需要将它与人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从现实意义上讲，只有与人类劳动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的资源才构成生产资源。

那么，如何才能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呢？这就需要增加生产的迂回度以及提高技术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物化劳动或产品(资本)的积累。只有以丰富的物化劳动为基础，人们才可以采取更迂回的生产方式，才有时间发展生产力。显然，物化劳动或资本根本上又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同时，社会劳动一方面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又是稀缺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劳动的配置，也涉及劳动的分工。为此，马克思经济学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为此，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

其次，就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和收入的分配而言，要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在促进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些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市场机制引导的劳动分工可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和创造出更高的分工收益，这些分工收益是全体生产要素在共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合力作用的产物，这些合力和合作剩余都属于公共属性，它不属于单个生产要素所有，从而需要在所有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分配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并不能很合理地体现各类形态物化劳动对合作剩余的贡献。譬如，在资本力量非常强势的社会，可以使得劳动者仅仅获得接近于单干的“退出”工资，而美其名曰不接受此水平工资可以自由退出正体现出市场雇佣自由；但事实是，个人不加入企业或其他生产组织而选择单干所获得的报酬确实要更低，但它一旦加入生产组织中劳动有效性就极大提高了，这对以资本形态的物化劳动而言也是如此。

事实上，尽管斯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乐观的预计，但后来的发展却呈现出与理论格格不入并且每况愈下的严峻现实：通过工业活动对财富的追求愈来愈成功，但它带给大多数人的却是苦难。西斯蒙第在多次访问英国后写道：“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国家，似乎在进行一次伟大的试验，以垂范其他国家。但是，我却发现这里的生产在不断增长而快乐却在递减。这个国家的民众似乎和哲学家们一样忘记了财富的增长不是政治经济的目的，而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牟取幸福的工具。我曾在每个社会阶级寻找幸福的踪影，但它却无处可寻。”[12]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冲突问题，因而提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嘉图将确定调节分配的法则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穆勒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需要更好的法则；西斯蒙第则主张依赖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主张通过立法的手段赋予工人新的有尊严的地位，主张实行工厂法来保障工人的工资，主张实行利润分享以促进劳动阶级向上流动，主张通过累进制税进行财富再分配，从而改良的新自由主义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即使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20世纪初，庇古也强调，通过收入平均化可以提高社会总效用。随后，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勒纳原则：如果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在既定的产量水平下，收入的平均分配能实现社会总体效用的最大化。

显然，经济学说史表明，财富的分配问题成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过程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虑，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市场机制也日益健全，从而逐渐把既存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在古典主义时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以及上层集团的利益较为强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权力的分散，普通个人的福利变得愈益重要，因此，当前经济学也要关注一般百姓的福利问题，这不仅涉及财富的增长和涉及财富的分配，同时也要探究个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不同时期经济学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在古典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财富创造本身是在共同体内协作完成的，而创造出的财富又面临着分配的问题，因而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关系和制度；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公共领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经逐渐理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逐渐成熟，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关注既定禀赋下如何获得效益最大化问题，这主要涉及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方式。正如韦森所说，“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13]

可见，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标，就要关注经济学科的研究本体；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就要分析不同时空下的人类需要。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在物质资本积累不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由此出现和壮大了劳动价值理论；而到了古典主义后期，由于劳动投入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全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同时，由于当时的消费还主要局限于物质方面以及生产越来越依靠积累的物质资本，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变化，开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为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五、尾论：经济学科的应然和实然

从起源学上看，经济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组织，集中研究组织的管理和规范问题。这包括这样几大要点：(1)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从家庭组织发展到企业组织再到国家组织；(2)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组织的运作机理以及相应的管理规范，以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3)经济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组织如何分配收益以维护互惠协作，组织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联合行动；(4)经济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这四位一体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显然，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关涉所有成员的利益，因而有关组织的事务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一般地，只要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地方就属于公共领域，相关的事物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而现代社会的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学以及慈善组织等的成员也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根本上在公共领域，其合理名称就是“政治经济学”。

然而，边际革命以后尤其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确立，主流经济学研究取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孤立的个体行为，集中关注抽象的个体交换而非具体的组织运行。正是由于对组织这一研究主题的偏离，经济学科的名称也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它不再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人的行为以及福利分配等问题，而是集中于物质财富和资源配置的研究。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舍弃了伦理学内容而集中于工程学的内容。同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集中在“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而非“经邦济世”的公共领域，就产生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现象，产生了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共存的局面，从而也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而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创造问题，试图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没有真正关注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改进等核心议题。

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仅仅关注鼓励的个体行为，它就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这不仅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得到复兴和壮大，而且努力将微积分等工具运用到经济学中而形成了支配性的边际主义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分工和分配等有关组织的议题，根本上就在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边际主义分析的内在缺陷。例如，就劳动分工而言，(1)分工是建立在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之上，而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抽象还原论将社会主体化约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分工；(2)基于内生优势的分工揭示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边际分析的结果却是每个选项同时拥有而只有量的差异。同样，就收益分配而言，(1)基于边际主义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收益分配统一在生产原理之中，这里的分析又以一系列的理性假设和信息假设为基础；(2)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视为合理，这里完全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权力不平等。

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个体行为和工程学的研究，将经济学科打造成一门理性选择和资源配置的学科，从而得以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和形式逻辑推理，并在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下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这样，现代经济学家对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就视而不见了，不仅在行为分析时忽视社会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亲社会性行为，而且在提出经济政策时也忽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公共贫困、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都被置于“效率”标准这一拇指原则之下。同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自私自利成为明智的选择，它不仅可以使行为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奉行“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经济人理念，以致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等社会纽带开始解体，经济活动中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少，内生性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秩序的扩展。

事实上，经济学本质上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究其原因，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影响他人的利益；也即任何对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必然是公共领域性质的，都必须考虑整个社会关系。显然，涉及公共领域的观点和理论必然会牵涉到强烈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因而此方面的研究根本无法照搬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重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直接视为自然科学的，最多只是强调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发展以及纯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之意义。因此，我们就必须思考，集中于工程学内容而形成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有多大意义？其实，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

大约180年前，李斯特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典经济学就写道：“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上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也是大家所希望的。”[17]李斯特的忠告可以更好地适用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市场而贬斥组织，热衷于构建封闭环境的理性行为模型，乃至由此来构建逻辑化市场；但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它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构建之物，社会秩序以及市场行为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自动生成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学就面临着如何向传统回归的问题，这就要求重新回到组织的研究上，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来创新构建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原理，从而真正成为“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的学科。

[1] 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M].于树生，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

[2] 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6.

[3]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9-110.

[4] 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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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

[7]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J].中国社会科学，1998：(4).

[9]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3.

[10] 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6.

[11] 维塞尔.自然价值[M].陈国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5-106.

[12] SISMONDI J，L.P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1847)[M].New York: A.M.Kelly,1965：115.

[13] 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7，(4):12.

[14]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02-303.

[责任编辑：房宏琳]

2016-08-1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比较及其实践效应”(GD12CLJ02)

朱富强(1971—)，男，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研究。

F091.91

A

1002-462X(2016)11-01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