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从美，江亚洲

(1.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南京 211815；2.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政治发展研究·

农民社会焦虑：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新视角

施从美1，江亚洲2

(1.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南京 211815；2.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农民社会焦虑是指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遭遇现代化冲击后，农民生存、身份、认同、发展困境的集中显现。由农民社会焦虑引发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属于原生性社会稳定风险，即社会稳定风险的主体——政治权威由于农村内部因素的作用，直接遭受村民焦虑情绪的威胁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这个过程是从农民个体焦虑、群体敌对、对制度不满到对政治权威的抵抗而最终形成的。维持农村社会稳定要从化解农民社会焦虑入手，应通过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消除农民焦虑产生的社会基础；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缓解农民社会焦虑；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弱化农民焦虑情绪；建立更加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化农民焦虑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

中国农民；社会焦虑；农村社会稳定；农民基本权利；农村文化

一、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

在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不确定性因素激增的现代社会环境中，社会各个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压力也开始变得日益沉重，反映在心理层面则是焦虑感逐渐从个体发展到群体，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隐性转化为显性，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

焦虑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最早是由国外学者提出来的。弗洛伊德曾考察了焦虑和恐惧的差异，指出“焦虑是关于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1]221。田代信雄认为，焦虑是个体面临不确定性的危险而又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时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情感反应方式[2]。罗·洛梅指出，“正常焦虑的共同形式之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也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3]176。吉登斯则认为，焦虑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反思性理解自我的必要经验。由此可见，焦虑大体可描述为社会中个体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独特体验和感知，随着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的焦虑情绪也会随着增长，当社会大多数个体都具有焦虑的体验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焦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个体焦虑的“集合”，而应该强调其整体特性。亨特认为，社会焦虑具有放大机制和使焦虑的来源或内容变得清晰两个特征，说明社会焦虑具有更为突出的整体效应。因为人们倾向于用“共识”来解释自己的焦虑，但这个强化了的“共识”反过来放大了焦虑[4]。

社会焦虑是社会中无数个体的焦虑形成的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逻辑又会反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表现为亨特所谓的“明显辨识的行动”。他曾指出，“社会焦虑被心理学家认为是个体在社交场合的焦虑，而这里被用来指代个体焦虑的集合以及用来解释某些社会行动的理由”[5]。阿拉普拉也指出，“焦虑是理解现实的关键”[6]。可见，社会焦虑具有解释社会现象的功能。用社会焦虑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西方学界具有久远的传统，如马林诺夫斯基将巫术、道格拉斯将禁忌理解为早期人类应对焦虑的方式；弗洛姆在其著作《逃避自由》中将法西斯崛起的心理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民众焦虑。这些研究解释了社会焦虑和特定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也为后来的学者剖析某种特殊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在国内，社会焦虑最早是由吴忠民和李金在1993年提出来的[7]，随后邱敏做了比较权威的界定——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8]。通过检索已有文献可发现，中国学界总体上是将社会焦虑作为一个被解释概念来研究的。例如，芮守胜、董韦、吴忠民、刘婕等多数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社会焦虑的产生原因、表征和对策；*参见芮守胜《谈转型期的社会焦虑问题及应对机制》，载《商业时代》2009年第35期；董韦《转型期社会焦虑的化约与消解》，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20期；吴忠民《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刘婕《社会焦虑心理的认知与疏导对策》，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汪幼琴等少数学者将社会焦虑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来分析其他社会现象。*参见汪幼琴《社会焦虑与大学生自杀人群分析研究》，载《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11期。在特殊群体社会焦虑研究方面，汪幼琴、孙晓玲、陈寒等学者研究了大学生的社会焦虑；*参见汪幼琴《社会焦虑与大学生自杀人群分析研究》，载《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11期；孙晓玲、吴明证《大学生自尊、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与社会焦虑的关系》，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4期；陈寒《当代大学生社会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雷开春重点研究了青年白领的社会焦虑。*雷开春《青年群体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中产地位身份威胁》，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总体来看，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焦虑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焦虑影响因素分析薄弱；由社会焦虑引发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欠缺；社会焦虑的测量技术和方法不足[9]。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诸多学者将所有社会主体的社会焦虑归在一起来研究，对这些主体进行分类的精细化研究明显不足，对大学生和青年白领社会焦虑的研究无疑具有典型性，但是鲜见关于农民群体社会焦虑的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变化，农民群体日益表现出焦躁不安和紧张恐慌的心理，推动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频发，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这时就迫切需要将农民社会焦虑问题提炼出来进行单独研究，因为农民社会焦虑可以作为一个“中间概念”加以使用。一方面，农民社会焦虑是当下农村社会转型带给农民的独特体验；另一方面，农民社会焦虑作为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诱致因素，提供了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因此，从分析农民社会焦虑入手，基本可以为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研究提供从原因探究到生成机理、再到化解对策的完整思路。

二、当下中国农民社会焦虑产生的现实环境分析

从根本而言，中国农民的社会焦虑也是受现代性社会力量的冲击而引发的。“现代性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他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一种意义感。”[10]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也分析了被置入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现代情景之中的个体是如何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广大农村社会受现代性摧毁较为彻底，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变、价值系统混乱、保障性制度安排缺失的同时，又遭遇农村经济发展的无规则和城市社会排斥的时候，农民便已经被置于现代性场景之中。“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行动，他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11]危机和风险侵入到了每个人自我意识和感情的核心部位，焦虑也就随之而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社会焦虑是农民在现代性场景中以激荡的方式不断“重新发现自我”和再次构建“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的过程。然而，这需要具体地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催生这个过程的。

1.农村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农村贫富差距加大是引发农民社会焦虑的直接因素。“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农民主要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来维持全家生计，土地是根据每户人口数划分的，所以每家每户的经济收入大抵相当，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农民的社会焦虑。虽然改革开放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农村的贫富差距也在此时产生，并逐渐拉大。从基尼系数来看，虽然近几年的数据我们无从得到，但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3949，已经紧紧逼近国际警戒线，说明当前农村两极分化还是相当严重的。随着贫富差距而来的是农民社会焦虑的蔓延，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发展的环境，那些有地位、有能力、有胆识的农民主动抓住了这个机遇，选择在农村创业或者外出谋生，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后已经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财富，而这无疑跟那些一直固守农村或者运气不佳、能力不足的村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如国外学者所言，“我们嫉妒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12]，这是极为真实的写照。尽管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说明了中国城乡差距之大远甚于农村内部差距，但是这并没有激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焦虑，而当农村“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13]。

2.农民基本权利难以保障

基本权利是为确保公民日常生活、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由国家以宪法形式加以确立和维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一旦无法确保，他们生活前景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内心的焦虑也随之而来。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很严重的制度和法律空缺，使得农村居民的人身财产权、社会经济权、劳动休息权、获得救济和发展等很多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农村弱势群体为生存而焦虑，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疾病、伤亡、年老以及子女的教育时时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巨大威胁，“上不起学”“生不起病”描绘了他们面对残酷现实的恐惧和无奈心理，即使是农村的富人，也活得并不自在，他们要为财富的安全问题担忧。譬如，农村治安混乱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会威胁到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另外，中国没有外国那样牢固的私法传统和法制观念，而且虽然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不确定性也很大，政策和法律调整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国家对公民财产的确认和保护力度是有限的。弗洛伊德曾说“焦虑是危险的反应”[1]211，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不明朗、基本权利保障的缺失，强化了农民对于生活不远处危机的感知，也加剧了他们的社会焦虑。

3.农村传统价值规范的丧失

费孝通曾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14]。虽然今天中国的农村已经不是完全的乡土社会，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某些特征，传统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都是村民赖以构成对自身和环境理解的基础。最简单地说，流传于农村社会的许多仪式和传说大多都离不开贬斥丑恶、颂扬正义和因果报应，村民依此而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今天这种现象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网络技术、电视传媒在农村的普及，各种思想、文化能够瞬间传入农村，其中不乏带有追求拜金、享乐、感官刺激、诡异等内容，这些在农民看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却被公众话语所津津乐道。诚如贺雪峰在《乡村的前途》中所指出的，“快速的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及社会流动，深刻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样式，传统的构成农民意义的文化与活动，要么被现代社会宣布为愚昧、落后，要么被市场经济边缘化……这样农民就被抛入到一个传统已失、现代又不可得的尴尬境地。”[15]又如吉登斯所言，“如果这种惯常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16]人都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当已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规范都遭到根本的挑战，农民便开始感到无所适从和焦灼难耐。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也指出，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因为人们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那么有一天也可能落到他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忧虑。

4.农村社会流动机制的阻滞

已有的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开放程度较低，代际流动增长机会的主要渠道——职业结构变动遭遇了制度排斥和教育资源匮乏两大制约[17]，这表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上下阶层之间处于弱的流动状态。农民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阶层，有人称之为“草根阶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他们置于底部的第九阶层，他们拥有较少的发展资本和发展机遇。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个人向上与向下流动很少与自身的努力程度相关，而是与个人的权力及资本拥有相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社会强势群体利用公权力截取了绝大部分的发展机遇(如农村的征兵)，断绝了底层农民享受一般向上流动渠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农民的发展基本无法突破制度的阀限(像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高校择生制度等)，即使有些农民能够向上流动，这种流动也具有不完全、不彻底性，并且还可能发生阶层回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努力也必将遭遇社会流动机制的阻滞，那些有志于改变自身及家庭命运的农村青年就很容易滋生出对前途的无望感。这样，焦虑便充斥于他们的内心，并最终影响他们对身心、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处理。

三、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机理：农民社会焦虑视角的解读

社会稳定风险意指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动荡局面的不确定性，即社会惯常秩序的不可维持。它与“社会风险”是一组不同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社会风险”中的风险主体是社会，而“社会稳定风险”中的风险主体是政治权威，因为权力让人屈从，而权威使人从心里服从，从根本上说，社会秩序的提供和维持不在于权力的具体运行，而在于政治权威的存在[18]。因此，政治权威对于理清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机理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农民对政治权威拥有较高认可度时，则不易发生社会稳定风险；而当政治权威丧失稳固的社会基础时，那么社会稳定风险的表征——“群体性事件”就会大量发生，社会就会处于动荡状态。

由农民社会焦虑而引发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属于原生性社会稳定风险，即政治权威由于农村内部因素的作用，直接遭受村民怨愤焦虑情绪的威胁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从农民个体焦虑心理的产生，经由群体、制度最后延伸到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在各个层面的发生和演化机制都有相对应的行为后果。

1.个人层面：农民社会焦虑引发社会个体极端行为

个体极端行为也可称为“过激行为”“越轨行为”或“危险行为”，国外学者从内容上进行了总结，认为个体极端行为主要是自杀、离家出走，杀人、伤害事件(受害者中儿童居多)[19]。近年来，中国农村个体极端行为不断发生，极大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性质特别恶劣的如辽宁鞍山“4·14”特大杀人案、山西汾西“8·24”恶意伤害儿童案、河北曲阳灭门案等等，这些案件背后隐藏的都是“对社会不满”“心态扭曲失衡”“采取极端方式”等特征，而且其针对主体具有随机性，因此这种行为不仅直接对一些村民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紧张社会氛围使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

社会焦虑引起的农民个体极端行为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形成：首先，社会焦虑放大农民对于生活问题的不满情绪。一定数量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每个社会都会存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数量也不少，但是绝大多数还处于可以控制和忍耐的范围之内，但由于媒体的夸大效应，那些处于焦虑状态的农民就很容易把不太严重的社会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借机宣泄，迁怒于他人和社会，大大增加了社会动荡的潜在能量[20]。其次，社会焦虑使村民行为失去理性约束。处在焦虑中的人会呈现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其行为不受来自法律、社群、宗族、家庭的规范约束，尤其没有责任和义务意识，所以稍有矛盾，他们便拳脚相加，甚至杀人灭口，逞一时之快，完全不顾后果，这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

2.群体层面：农民社会焦虑造成社会关系高度紧张

农民社会焦虑能够稀释农村的社会资本。一定存量的社会资本是维系农村行为系统的重要资源，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21]，所以其一旦被稀释，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对市场与社群之间的矛盾效应加以滤除，农村群体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便开始出现紧张与对立。中国农民的身份焦虑体现为脆弱的群体认同感，即原有文化价值的丧失使他们不知所从。来自国外的研究表明，高群体认同情况下群际水平的威胁(如工作机会的竞争、住房资源、工资水平等)更能预测对外来移民的偏见，低群体认同情况下群际水平的威胁(群际交往焦虑和消极的群体接触经验等)更能预测偏见[22]。因此，随着村民将这种认同困惑带入生活之中，就形成了弱的群体认同感与“下流恐惧”“向上羡慕”等多维不适心理，加上随之而来行为系统的混乱，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资本意义上的网络关系和社会信任丧失。

由于水平和垂直的网络交流同时减少，农民之间的信任范围不断被压缩，即由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到只相信自己，社会的个人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竞争活动中必要的交流、信任和规约同时减少就容易演化成恶性的社会竞争，随着金钱日益成为区分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准，对生存和发展的焦虑便使得农民唯恐地位下降，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发财致富。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的敌意不断增多，一是竞争挤压甚至侵犯了他人利益空间引发的敌意；二是群际之间的变动会使其他参与者滋生出如尼采所谓的“羡憎交织”情感，而这种敌意的加深又会引发新的农民社会焦虑。因此，在社会资本缺位的情形下，农村基本上呈现出个人主义竞争文化模式的“恶性循环机制”：农民的焦虑→减少的交流与信任→不惜一切的个人竞争→更多的社会内部敌意→加深的焦虑。在这种循环机制下，农村社会内部敌意不断加深，农村社会关系由紧张到恶化，农村社会稳定的风险系数也必然提高。

3.制度层面：农民社会焦虑严重阻碍公共政策执行

从默顿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制度性因素入手，可以分析社会焦虑状态下政府公共政策在农村遇阻的发生过程。价值目标是主体对于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基本评价，集中体现为主体的需要、愿望；实现目标是社会所承认的、制约目标实现的制度总和。一方面，价值目标和实现目标出现矛盾的时候，由于价值目标是基于个人生活经验而确立的，个体对实现目标的怀疑会高于对自我价值目标的怀疑。所以，在紧张的社会结构中，处于焦虑状态的农民一般都会将其生活的不如意自动归因为公共政策的缺陷，把对生活和社会的不满转移至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对公共政策采取敷衍或者消极执行的态度。另一方面，当主体的价值目标不能通过社会承认的制度化手段来获得的时候，社会焦虑会促使农民寻求替代性手段去实现，这虽是对公共政策的公然违反，但由于政府对农村较弱的监督，也就变得非常流行。例如，由于土地的生活保障作用，农民对生活与养老的焦虑就会引起对土地流转政策的抵触；对婚姻的焦虑导致非法婚姻的增加；对家庭与亲情的焦虑导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违反。

农民社会焦虑会让一系列公共政策在农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会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伊斯顿将公众对政府政策肯定性的心理和行动称为政治“支持”，他说“如果系统成员从来不给某种制度规则提供支持，那么支持的缺乏就会导致基本变量脱离其临界范围，并使得系统无法运行。”[23]177农民社会焦虑所引发的公共政策受阻，也将严重削弱政府制度规则在农村的支持范围，“要是没有支持，就不可能保证管理规则和政府的某种稳定性”[23]144，加之农民相反行为的发生，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便随之增加。

4.国家层面：农民社会焦虑削弱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当农村社会焦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形成焦虑团结体。焦虑团结体是一种很危险的存在，当“‘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时，焦虑团结体就会与风险社会相对应存在。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24]需求团结体的诉求指向是具体的，在开放政治体系中基本可以形成理性行动的基础，它的界限不会超出政治体系的现有框架范围；而焦虑团结体的指向是不确定、不具体的，因为个体产生不安全感的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他们不可能形成一致的需求。*在这里，笔者将 “从需求型团结”和“焦虑促动型团结”进一步引申为“需求团结体”和“焦虑团结体”。“需求团结体”是基于共同需求达成的一致同意和行动基础，是传统政治社团的形成模式。“焦虑团结体”是风险社会人们规避不安全因素的集体策略。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56页。但是也不是因为如此，焦虑团结体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具有吸引力，有人可能是为了具体的诉求、有人可能是对生活的不满，还有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泄愤，因而他们根本无法形成理性行动的基础，这样就很容易把目标转嫁为政治国家。现实中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农村社会暴乱事件中，乡镇政府大楼一度成为农民选择攻击的对象。

焦虑团结体的存在是影响中国农村社会权威政治的一大威胁。焦虑团结体很容易在农村抗征、抗税等过程中引发农民的“反应性抗议”，并使其不断扩大化。“反应性抗议”是蒂利用来描绘十七八世纪西欧农民和城市贫民在遭遇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对抗的活动。而如今随着中国农村干群矛盾的加剧，“反应性抗议”在中国农村社会也不时发生，并且随着“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卷入，往往演化成更为严重和恶性的群体性事件。如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苏州通安事件和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焦虑团结体一旦形成了集体的行动，就会对政治权威构成挑战，而当其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时，则直接削弱国家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像前些年巴黎郊区连续的大骚乱和希腊、西班牙的民众示威运动，都是民众将焦虑情绪向国家政府集中宣泄而引发的政治稳定风险。

四、化解农民社会焦虑，降低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路径

对于化解社会焦虑对策的研究，有人提出特定社会焦虑问题要特定处理主张[25]；但更多学者认为要从制度上确保公众基本生活权利的落实。这些思路和对策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彻底化解这一困境，就要对焦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定位和意义做全面的思考。一方面，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对社会环境适应性反应的必然结果[26]，是人类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呈现的状态[27]，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得以延续、发展和进步。可见，正常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由农民社会焦虑引发而来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特定阶段的问题，制度短缺、社会畸形发展和认知模式偏差是这阶段的显要表征，其解决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才能完成。因此，农民社会焦虑的克服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

1.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消除农民焦虑产生的社会基础

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是农民社会焦虑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消除这一社会基础，首要的就是要扩大农村民生保障力度，增强农民的安全感。有学者在研究民生保障时曾区分了“绝对的生存最低所需”与“通念中的最低生存所需”两个概念，后者更加强调个人所需与社会发展的匹配性，即社会共识认为哪些物质条件是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所必需的[28]，这应该成为中国民生保障工作的新要求。转型过程中广大农村经过各种力量的冲击，农民原有的那种自耕自足的恬静和安全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征地拆迁导致农民住房焦虑；缺乏技术和经验加深就业焦虑；高昂的就读费引发教育焦虑；代际分居带来生活和养老的焦虑；另外还有对疾病、户籍、婚姻的焦虑等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基本生活状态，使他们不能体面和有尊严地活着。当前，西方国家早就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来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中国近几年来也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并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但问题仍然不少。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2%左右，这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在西方福利国家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60%。可见，中国的社会保障力度还明显不足。

在现阶段，扩大农村民生保障力度，消除农民焦虑应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确保农民稳定的生计来源。农民的生计主要依靠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农业收入离不开土地，而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收益正在逐渐下降，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因而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就尤为迫切。这方面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粮食直补标准，也可以通过给农民配给农药化肥、抬高粮食价格来实现。非农方面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政府要放宽政策，主动让利，吸引市场的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地在农村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农民就业，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第二，要提高农民对于生活突发风险的防控能力。自然灾害、犯罪、疾病等不可预知因素是农民正常生活的最大隐性威胁，“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描述了农民对于疾病恐惧的真实心理。因此，要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养老保险、人身财产保险、农业保险等制度，并配置足量的资金，以此提高农民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使农民生活真正达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状态。

2.加强农民基本经济权利保障，缓解农民社会焦虑

促成农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就应增加农民对未来生活的确定性。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劳动者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这些权利是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的一个保障。农村的就业市场、社会保障以及商业保险等制度本身不如城市完善，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疾病、失业潮等社会问题的影响。确保农民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够提高农民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从而不会对未来表现出过度的焦虑。促成农民社会经济权力的实现，首先，应加强农民的权利主体意识。虽然中国农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大多数农民在享受经济权利过程中仍处于被动地位。以农村低保政策为例，一般而言，低保的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但现实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标准，有的农村规定家里有大学生即可获得低保，有的地区规定家里有患癌症的即可获得低保，这些“一刀切”的做法往往忽略了其他相关因素。因此，下一阶段更多的是要加强农民对于经济权利内涵与要求的把握，理解社会经济权利的精神与原理，将加强农民权利意识、农民法制教育和提高农民素质结合起来。其次，要引导培育农民维权组织，加强农民社会经济权利的组织保障。建立农村维权组织的困难在于人员和财力的缺乏，因而需要基层政府部门加强引导和培育。可以将主要岗位交由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担任，这样能够提高农村维权组织的影响力，然后吸纳一些懂政策的义务工作者支持其发展，经费来源一部分可由政府拨付，另一方面可寻求社会捐助。农民维权组织主要的工作就是促成农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为贫困农民争取更多的权益，帮助普通农民解决临时困难，并普及权利意识，构筑农民和政府之间的连接渠道。

3.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弱化农民焦虑情绪

罗·洛梅曾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个体的焦虑，就不能不对他的文化以及形塑他成长氛围的主要观念有所了解”[3]20，这实质上指明了个体焦虑和文化因素的密切联系。还有学者提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贯彻状况和这个社会的社会心态密切相关，核心价值观是从社会成员的现实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到社会心态的中介转换器[29]，有了核心价值观，人们的动机、欲望、追求和与之相关的对生活境况的体验、感受、情绪等就会受到共同核心价值准则的规范和调节。农村传统价值规范的丧失，多种价值观念的杂乱和迷惑，极大助长了由现实环境带给农民的焦虑情绪。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缓解农民的社会焦虑。首先，要大力宣传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灵活地寓于农村各种流行的宣传和表演内容之中，增加其受众面；也要通过奖励典型、树立标杆，发挥党员和先进农民在农村的带动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农民的生活实处。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成员培养塑造健康的社会心态和良好的人格形象，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境和挫折，养成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心理，从而抑制农民的焦虑情绪。其次，要发展农村文化娱乐事业，缓解农民的心理压力。文娱活动可以通过增加交往而缓解人的焦虑情绪，但当前农村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文化设施相对匮乏，从而不能为农民提供多样的文娱体验。因此，地方政府要扩大资金投入，增加农村文化娱乐设备的配置，为农民在闲暇之余提供合适的去处，丰富农民的日常文化及娱乐生活。另外，还可以借助于农村传统的节日、集会等契机，举办各种农民才艺赛事，为农民搭建更为广阔的文化参与、体验平台，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培养农民的文化素养，形塑农民更为开放和阔达的性格品质。

4.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化农民焦虑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

焦虑是历经现代化过程的人们的独特体验，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蒂利希说：“焦虑与勇气具有一种与身心相关的特征”[30]；罗·洛梅也强调焦虑的建设性作用，他指出，“焦虑能使我们不再无聊，使我们心智敏锐，而且使我们确知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3]2。有焦虑便有活力，因为在产生和摆脱焦虑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自我的意识，激发了更高级别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的不断更替推动了文明的发展[31]。因此，焦虑经过适当的安排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大体上形成了勤劳朴实的性格特征，他们都期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发家致富，因而适当的焦虑只会激发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勇气，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动力。

但是，焦虑激发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基础是建立在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国农村还缺乏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所以，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畅通的农村社会流动机制。首先，要打破制度壁垒、消除制度排斥。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农民向城市流动遭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排斥和社会排斥，因此要逐步取消与户籍制相伴生的各种具有不公平色彩的制度，建立城乡之间相互共融发展的关系。应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竞争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资本、权力等因素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隐性作用，保障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和获得劳动发展的权利，发挥制度对农民的激励作用，而不是阻碍人的发展。其次，要增加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知识乃人的晋升之阶，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落后几乎让农民子女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严重削弱了农村学生在未来升学和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就尤为迫切。再次，要加大农村成年人接受再教育的力度。大力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产品，鼓励一些职业中介机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就业指导和规划，改变他们在现代社会分工中的绝对弱势地位，增加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结 语

农民的社会焦虑及其催生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是中国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问题的激烈显露，研究这一问题的原因、生发机理及应对之策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停留于问题的表象和当前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更为宏大和长远的社会发展中理解这个过程的意义。亨廷顿曾说：“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大失所望。”[32]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历经了焦虑体验的中国农民逐渐摒弃了传统农村禁欲主义和改革开放初期诱发的盲目激进两种极端行为倾向，转而集中关注农村更为实在的基础民生问题；同时，中国农民也表现出对善治的殷切期待，从而倒逼治理活动中人本理念的回归。长期处于混乱畸形状态下，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在致力于民生建设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焦点，从而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农民越来越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并能够理性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发展从此步入正轨。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恰恰是潜藏于农民社会焦虑之下社会集体反思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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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巩村磊]

2016-06-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农村非营利组织培育机制研究”(13BZ039)； 江苏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项目(SX10200114)；国家留学基金项目“Patterns of Service Contracting Between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Rural NGOs”(201406920014)

施从美(1971—)，男，教授，博士，从事地方政府治理与社区治理研究；江亚洲(1990—)，男，博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研究。

D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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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6)11-004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