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莱坞电影中关于人口失踪的内容并不鲜见，多数作为一个简短的故事情节融入庞大的犯罪影片叙事当中，但是单独作为电影故事核心内容的却不多见。影片《囚徒》从一件幼女失踪案开始，在寻人与破案的过程中铺展开细节丰富的故事结构，在对嫌疑犯审判与拷问的过程中，人性受困于社会道德标准与法律规范，挣扎在理智与情感崩溃的边缘，因此也实现了对片中几位主人公人性的观照与灵魂的“审判”。

[关键词]电影《囚徒》；人性；主题；受困

好莱坞电影中关于人口失踪的故事情节常常安插在犯罪悬疑类影片当中，并不具备撑起整个电影的叙事功能，而只是作为推动叙事进程的故事情节存在于电影当中，将人口失踪作为叙事主体内容的电影并不多见。电影《囚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剧情片，而是围绕着两名幼女失踪案铺展开内涵深刻、细节丰富的故事结构，利用极具表现力与情绪代入感的镜头语言，将案件侦破过程中的紧张情绪以及伴随而来的恐怖氛围推进式地表现出来。在电影《囚徒》当中，侦破案件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警察形象，丢失女儿的两个父亲也担当起了侦探的角色，在警察的公事公办与失踪女孩父亲自行破案的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复杂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与描摹，警察、父亲、绑架者、嫌疑犯等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赤裸裸地呈现在镜头面前，人性在受困与突围过程中，对于社会道德标准与法律底线的触碰与打破消解了传统的话语权威，具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与研究的维度。

一、人性的受困：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双重挤压

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因电影《焦土之城》（2010）在影坛崭露头角，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对于动荡岁月与时代洪流对人们命运的残酷颠覆以及对于人性的挤压和扭曲，进行了彻底的悲剧化阐释。该片显示出丹尼斯·维伦纽瓦对于人性的深层次的探索精神与多维度的挖掘技巧。在电影《囚徒》中，丹尼斯·维伦纽瓦再次将人性的审视置于一种极端的环境之中。两个女孩的失踪击垮了两个原本和谐快乐的家庭，面对女儿的失踪，两位母亲的精神世界几乎都被击垮，终日以泪洗面，而两位父亲则夜以继日地不停在外寻找失踪的女儿。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影片当中的人物都呈现出不正常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更深层的那一面被激发出来，在这种极端高压的情况下，人们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失去了理智，无视道德与法律的标尺，开始了一系列极端的行为。影片当中人们受到的精神折磨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双重作用使人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人性逐渐受困于这种特殊的环境当中。

（一）外部的力量

休·杰克曼饰演的凯勒是失踪女孩安娜的父亲，也是全片的核心人物。在家庭聚会当中女儿安娜莫名地失踪，凯勒积极地投身于寻找自己女儿的行动当中，对于疑似藏匿失踪女孩的森林进行地毯式搜寻，抑或是协助警方寻找破案的线索，凯勒显示出比另一家人更加积极的态度。凯勒没有像自己的妻子一样终日以泪洗面、精神崩溃，也没有像另外一家丢失女儿的父母一样日渐消沉，逐渐丧失了对于自己女儿生还的希望。在影片当中，凯勒自始至终从未想过放弃寻找自己的女儿，从未放弃自己女儿生还的希望。正如同他对警官洛基说的那句话一样——“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凯勒对于女儿安娜锲而不舍的寻找一部分是源自外部力量的推动。在刚刚发现女儿失踪的时候，儿子提供了安娜与乔伊曾经攀爬停靠在路边的休旅车的线索，正是由于这个线索，警察和凯勒找到了行迹诡异的艾利克斯和他的休旅车。快速浮出水面的线索与嫌疑犯给予了凯勒极大的精神推动力，他坚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娜与乔伊只是被嫌疑犯艾利克斯藏了起来，一定还有生还的可能。因此，外在因素推动着凯勒紧绷自己的神经，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女儿。但是，警方在艾利克斯处的一无所获，在他的休旅车里什么线索或是证据都没能找到，碍于羁押时间限制，只能将其释放。而凯勒也遭受着更进一步的刺激，警方的一无所获令他的希望刚刚燃起就摧毁殆尽。妻子精神的崩溃，搜救小组在林中搜寻工作的一无所获，警方的种种无奈和不作为，令凯勒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他开始跟踪艾利克斯，企图自己破案，找回自己的女儿安娜。直到一天晚上，凯勒听到艾利克斯口中哼唱的安娜哼唱过的旋律，断定了艾利克斯就是绑架安娜的罪犯。

外部力量对于凯勒精神世界的巨大压力使他开始触碰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将艾利克斯囚禁在自己父亲留下的一处废弃的大楼里，开始对其施加私刑。从一开始对于艾利克斯的精神折磨，再到逐渐对其进行肉体的折磨，凯勒的人性逐渐呈现出极端的扭曲状态，安娜的失踪与警方的不作为以及艾利克斯的挑衅，让他将道德标准与法律规范都视若无物，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努力让艾利克斯开口说出自己女儿的下落，坚信自己能够越过法律与警察，充当正义的伸张者与执法者。

杰克·吉伦哈尔饰演的警官洛基则代表着不作为的警察一方。在整个失踪案当中，洛基代表的警察一方都在被动地不断得到与案件相关的线索。从一开始的休旅车引导他们找到了艾利克斯，再到后来祈祷之夜出现的可疑男子，进而找到关于安娜与乔伊的物品，就断定安娜与乔伊已经遇害。警方总是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时，就提前做出判定，或者是先行放弃。洛基受到的外部压力来自凯勒锲而不舍地追踪安娜的下落，源自凯勒对于案件的胶着，凯勒表现出的高于自己的对于案件的热情和毅力搅乱了洛基的精神世界。甚至洛基一度以为是凯勒自己绑架了自己的女儿，洛基对于凯勒的怀疑更像是他对于外部压力的应激反应，通过不确定的线索而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强加其上。

从案件的发生开始，洛基对于案件表现出不慌不忙的态度，而他的上司更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草草地对于案件下了定论，事前做出了两名女孩已经遇害的论断，希望能够早日结案。而洛基面对这个案件也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甚至觉得一切似乎都是麻烦而已。舆论的压力、受害者家属的压力以及自己作为警察的身份压力，都将洛基推向破案的最前沿，也正是这些压力给洛基制造了紧张感，引发了判断的失误。

（二）内部的力量

凯勒是一名生存主义者，父辈教导他防患于未然，有所准备总比没有强。他秉持生存主义的信念而生活，自家的地下室里井然有序地放置着求生工具就表明了凯勒深层次的危机意识。在生存主义者看来，周围环境中潜藏着很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自身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通过事先准备和自己的双手来解决问题，不依赖于其他组织，也不会妨碍其他组织和团体。因此，凯勒思想内在的生存主义意识决定了他会依靠自己的努力破获女儿失踪案。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生存主义在其体内存在、发展、升华后的行为状态，私自抓捕艾利克斯，对其进行精神施压以及肉体的囚禁和虐待，正是由于凯勒求生意志的作用。

他无比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一己之力救回安娜，由于警察在法律面前的绑手绑脚，在证据面前的束手无策，他完全失去了对警察的信任。思想意识中的生存主义以及对于警察无能的无声反抗，使凯勒形成了强大的精神世界，即便是警方在找到第二个嫌疑犯家中藏匿的失踪女孩的衣物时，他仍然没有放弃安娜仍然活着的希望。同时，在乔伊逃出被绑架的地点，获救之后，凯勒更加坚定了拯救安娜的信心。凯勒囚禁艾利克斯，不断地殴打他，用热水虐待他的肉体等行为，已经证明此时的凯勒人性已经扭曲，正常的道德和法律已经不对他的精神和行为造成约束。

然而，警察洛基也经受着对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以及责任感与挫败感的精神压迫。虽然案件已经在艾利克斯被释放后告一段落，但他仍然在空余时间思考着案件的相关信息。在第二个嫌犯自杀后，案件看似已经结束，但是推断安娜与乔伊已经遇害的证据却无从考究。凯勒责难洛基，是因为他追踪自己而浪费了寻找嫌犯和拯救安娜的时间。因此，虽然大环境使洛基麻木不仁，但内心的多种情感和精神压力依然让他想成为一个能成功破案的好警察。

二、人性的突围：对他人与自我的双向审判

原本清晰的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出多条线索，一开始驾驶休旅车的艾利克斯，到房间里画满迷宫图案的泰勒，再到神父家的地下室中戴着迷宫图案项链的干尸。在警察洛基的眼中，案件越发扑朔迷离，自己无法判断证据之间联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案件看似已经解决，但好像更大的谜团仍隐藏在诸多线索后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娜与乔伊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极端环境之中，女儿失踪的凯勒囚禁了犯罪嫌疑人艾利克斯。凯勒已经无法将希望寄托于警方，自救心理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彻底击垮了他人性中残留的理智，囚禁艾利克斯并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是他人性突围与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他坚定地认为艾利克斯就是罪魁祸首。但事实却是，艾利克斯也是被绑架的孩子，在绑匪家中生存了下来，他同样也是受害者。还有警察洛基找到的泰勒，被捕后在监狱中自杀，综合所有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泰勒只是一个模仿者，由于早年曾经被绑架的经历扭曲了他的灵魂和人性，他假想被绑架的女孩是自己所为，一切都源自精神创伤的应激反应。

凯勒与洛基都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凯勒坚定地认为艾利克斯就是绑架自己女儿的元凶，而洛基根据浮出水面的线索得到更多引向不同方向的线索，也让他得出了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但是，他们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的同时，自己的灵魂也经受着一次洗礼和审判。凯勒不断地加重虐待艾利克斯的手段，从一开始的拳脚相加，打得他血肉模糊，到最后将其关在黑暗的夹层里，用冷水和热水轮番浇灌他，即便是为了营救女儿，凯勒的人性也已经扭曲到了崩塌的边缘。而艾利克斯的真实身份更加重了这其中的悲剧色彩和隐喻意味，凯勒的过激行为具有更多解读的方式，父爱的力量，抑或是自己内心坚信的生存主义，还是正义的力量，都不能单纯地对这种行为进行解读和理解。

对于警察洛基来说，面对这样一宗人口失踪案，按照上司的命令和已有经验，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案件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通过线索找到神父家里的干尸，还有家中绘制迷宫图案的泰勒，再到最后甚至怀疑凯勒是绑架自己女儿的元凶。洛基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警察，但是大环境的冷漠与不作为直接影响了他办案的情绪和手段。面对案件越发扑朔迷离，洛基内心十分清楚事情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多年来的失踪案以及自己不断发现的新线索，都让他觉得自己快要接近真相，但真相始终笼罩着一层看不透的迷雾。洛基逐渐也表现出情绪和行为过激的状况，而并非一开始的冷漠和平静。对于自己人性与精神接受的拷问与压力，洛基唯有破案才能找到其中的突破口，尤其是面对乔伊的生还，洛基唯有成功救出安娜才能消除自己的挫败感，重新获得自信。

在案件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凯勒与警察洛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性扭曲，二者也在以各自的方式寻找救赎自己、救赎失踪儿童的突破口。

三、结语

《囚徒》作为一部关于失踪人口的犯罪电影，影片对于案件的侦破过程的展示仍然遵守了高度的逻辑性，并没有忽视这起人口失踪案的破案过程。只是案件的侦破虽然看似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却始终一无所获，得到的所谓的线索迷惑了众人破案的思路，都将众人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在影片结尾，所有的线索都汇聚到了老妇人的家中，而被凯勒囚禁虐待的艾利克斯与狱中自杀的泰勒都曾经是老妇人丈夫绑架过的孩子。导演丹尼斯用失踪案为突破口，深刻关注了在极端环境中人们追求正义、面对压力、释放情感的整个过程，人性在受困后如何能够突围、自救，面对这种极端环境下的人性扭曲又该如何解读，也是影片在层层推进的叙事过程中和不断堆叠的悬念中极力探讨的，其中的对与错具有更多元化的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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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永收.讲述还是建构：叙述者问题与电影叙事的理论模式[J].求索，2013（12）.

[2] 刘凡.电影叙事结构探析：线与非线[J].电影文学，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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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萍（1982—），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二语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