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生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学术是愚人的事业

——治学随想录(下)

薛瑞生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三、万毋忽视对“今典”的考证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拙著之所以皆缀以“笺证”,意在于笺中有证,以别于注而无证者。“笺”主要是指对古典的注释;“证”主要是指对今典的考证。其实笺即不易,证则尤难。因为今典一般来说无现成资料可查,需要去考证,有时甚至需要去回环考证,始能得其详。我之所以选择了难而又难的古籍整理之路,意在披荆斩棘,将困难留给自己,给读者以更多方便。

平心而论,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乐章集校注》及其增订本、《诚斋诗集笺证》所以能在学术界还站得住脚,就在于对作品的时间、赠主以及编年的考证,花的功夫最多。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只是在花笨功夫、死功夫而已。例如对东坡三首《南歌子》词的考证,因其二有题曰“和前韵”,其三有“再和前韵”,断定它们是一时之作。而其二有“乱山深处过清明”句,其三又有“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句。就将东坡一生“清明”那天在何处考证排比了一遍,才断定是嘉祐八年(1063)清明前后送虢令赵荐谢官归蜀至宝鸡山中复回凤翔时所作,时作者在凤翔府签书判官任,凤翔有东湖,与词中所写一一符合。

再如对柳词中的《早梅芳慢》词赠主的考证,也下的是笨功夫,对30位杭帅一一作了考证,才断定是赠孙沔的。词云:“海霞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倚。芰荷浦溆,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 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筹帷厌久,盛年昼锦,归来吾乡我里。铃斋少讼,宴馆多欢,未周星,便恐皇家,图任勋贤,又作登庸计。”这首词写杭州风物,显系赠杭帅无疑,而这位杭帅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归来吾乡我里”的籍贯;二是有“破虏征蛮”的战功;三是有“峻陟枢庭贵”的仕履。查《北宋经抚年表》,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嘉祐五年(1060),即大致在柳永生齿区间,先后帅杭者共30人,遍检这30人在《宋史》中的传记,知其中唐询为钱塘人,范仲淹、郑戬为吴县人,蒋堂为常州人,孙沔为会稽人。其时,钱塘、吴县、常州、会稽均属两浙路(柳永时两浙路尚未分为东西两路),也就是说这五个人,都够得上“归来吾乡我里”的条件。但蒋堂、郑戬、唐询三人无战功,且唐询无枢密仕履,蒋堂知杭前亦无枢密仕履,也就是说还够不上“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这两个条件。范仲淹与孙沔知杭前均有枢密仕履,且有战功,但范仲淹仅有“破虏”战功,而无“征蛮”战功。所谓“北虏南蛮”,已成为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习称,《宋史》于西南诸少数民族政权专列《蛮夷传》,即其例。范仲淹虽战功赫赫,然只经略西北延、秦、庆诸州,即只有“破虏”之功,而无“征蛮”之功。孙沔则不同，据《宋史·孙沔传》载:孙沔“历知陕西、河东都转运使,又知庆州,聚战亡遗骸葬祭之,军中感泣。凡三知庆州,边人服其能”。又“徙秦州,时侬智高反,沔入见,帝以秦事勉之。对曰:‘臣虽老,然秦州不必烦圣虑,陛下当以岭南为忧也。臣观贼势方张,官军朝夕当有败奏。’明日,闻蒋偕死,帝谕执政曰:‘南事诚如沔所料。’宰相庞籍奏遣沔行,以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沔忧贼度岭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缮治营垒,多具宴犒。’贼疑不敢北侵。会遣狄青为宣抚使,沔与青会。青与智高遇,战归仁铺,智高败走。青还,沔留治后事,迁给事中。及还,帝问劳,解御带赐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为枢密副使。”这就说明,孙沔与这三个条件完全符合,也就是说此词的赠主非孙沔莫属。同时也可证《望海潮东南形胜》词也是赠孙沔的,这就戳破了南宋人杨湜在《古今词话》中编造的那个柳永求妓女楚楚帮其见孙何的神话,后人以误传误则是一瞽作俑、众瞽从声而已。

诚斋诗中赠人诗更多,粗略统计共得赠主533人,其中有353人名不见经传,全是考证出的,其中有些赠主考证起来颇为费事,往往须翻检数万乃至数十万字资料始能考知。如《戊子正月六日雷雨感叹示寿仁子》,《全宋诗》校云:“杨本补注:寿仁,讳长孺,号东山先生。”仅此数字而已。其人《宋史》无传,《宋史翼》《湴塘延宗公派总图》与清杨振麟《杨氏人物纪略》虽有传,但三传却舛误丛出,矛盾百端。拙著则据周必大《文忠集》等籍所载,正误补遗,厘清端绪,竟长达5 000字,抵得上一篇杨长孺传。

有时候,赠主的事迹真伪并不为作者所知,笺注者如不加考证,就会给读者留下一些疑问。如诚斋有《路逢故将军李显忠以符离之役私其府库士怨而溃谪居长沙》诗,读者读后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杨万里要在诗中去深情歌颂一位贪将呢?这首诗在理解诚斋的政治态度与爱国精神上相当重要,因为李显忠与邵宏渊为符离之溃中南宋方面的主要将领,故对此二人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命题。于是我在笺注中指出:诗题中所谓“以符离之役私其府库,士怨而溃”,与史实不符。《宋史·李显忠传》载:“时邵宏渊围虹县不下,显忠遣零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皆不悦。”由此观之,“欲发仓库犒士卒”者,乃邵宏渊而非显忠。然事实难明于当时,符离战后,显忠落军职,而邵宏渊却仅止于降官而已。诚斋虽同情李显忠,然居下位,在当时却也难辨事实之真伪,情有可原。但却在诗中开首即说“贪将如中使,兵书不误今”,认为面对着强敌,即使是贪将也可以重用。只有这样用史料注释,才能既还李显忠以公道,又显出这首诗中诚斋正确的政治态度与爱国情怀,做到公允求实。

诚斋诗中的赠主难注,还难在有时要将官制、称谓与史料结合起来考察,甚至要穷搜博证、回环考索、反复究诘方能明白所以,如《送韩漕华文移节江东》一诗就是如此。古人朋辈之间相称,是不能直呼其名的,顶多称其字,多半以官职甚至所官之地相称。如果以为这位赠主姓韩名漕字华文,那就错得离了谱儿。这儿的“漕”,是指漕司,也就是转运司。“华文”,是华文阁的简称。这里又牵涉到宋代官制中另一个问题,《宋史·职官志一》说:“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简单说来,“官”只作寄禄之用,既无职也无权,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有职有权的官,也称职事官;“职”是加官,也称贴职,只授给长于文学的人。转运司的长官就属于“差遣”,而“华文阁”又是指华文阁学士或直学士华、待制,就是贴职了。

但惟署姓、差遣与贴职,还是难于判断,这就需要回环考索了。拙著据诚斋《与韩提举华文贺年》一文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二“(庆元)四年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新差权发遣吉州丁常任特降两官,以江西提举韩亚卿奏”的记载,虽知其时江西提举为韩亚卿,未知其是否为华文阁学士,韩亚卿与“韩漕华文”是一是二尤未确知,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故再为详考,首先指出华文阁为藏孝宗御文之阁,庆元二年(1196)始置学士等官。《宋史·宁宗一》载:“(庆元二年五月甲午),建华文阁,以藏孝宗御集。”而前及诚斋之文有云“晋直舜典浚文之阁”,因孝宗禅位后居重华宫,重华,舜名,故知所谓“晋直舜典浚文之阁”,即晋升为华文阁直学士。如此则豁然洞明,知“韩漕华文”确为韩亚卿。非但如此,还从诗中“君家魏国天一柱”之语考其定为韩琦之后,因为韩琦封为魏国公,再旁及陆游《江东韩漕晞道寄杨廷秀所赠诗来求同赋作此寄之》,证韩亚卿字晞道,诗中又有“我犹及拜西枢公”语,“西枢公”指韩琦曾孙韩肖胄,因其曾拜端明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西枢即枢密院。韩亚卿又为韩肖胄之孙、韩琦之五代孙。虽为韩侂胄之侄孙,但忠奸却判若冰炭。

平心而论,拙著对学术贡献最大者,当在对诸著中人事的考证,最可能有争议者亦当在这些考证,不佞正恭候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正。

四、忌作“情人”与“奴婢”

学者当有“两忌”,一忌做研究对象的“情人”,二忌作学术权威乃至学术泰斗的“奴婢”。针对这种情况,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曾经说过:“学者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要做法官,不要做情人。因为在法官那里,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在情人那里,是东施也是西施。”当资料摆在那儿的时候,要敢于向学术权威包括学术泰斗级人物挑战,该否定的时候就要否定。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大树可庇荫也可障目,小溪无喧豗却可穿石。”说的就是不要见了大师与权威人物就止步不前,也不要因为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就不屑一顾。学术的发展规律,就是前人开其端绪,后来者又加详之。“加详”的过程,就包括补充前人之不足与修正前人之错误两个方面。学者们无论前贤今哲、耄耋少俊、成就高低,都应该共同营造一种朱紫相夺、不害其美、只争是非、不论输赢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促进学术健康发展。

可到了撰《柳永别传》与《周邦彦别传》时,我就碰到了双重挑战,一个是与研究对象的感情挑战,一个是与学术泰斗王国维、学术权威唐圭璋以及罗忼烈等同仁的挑战。说老实话,我原来并不喜欢柳永,对周邦彦却喜爱有加。但等到研究深入以后,确切的史料摆在那儿,使我不得不对他们都做“翻案”文章,这是在感情挑战中“法官”战胜“情人”的结果。至于学术挑战,例如周邦彦,王国维先说他是“词中娼妓”,后又说他是“词中老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先让周下九渊、后又让周上九天的变化呢?这是以他写《清真先生遗事》为分水岭的,因为他发现周邦彦在《汴都赋》中“颇颂新法”,是“清流人物”,而对周写诗为蔡京祝寿的污迹,却以“文人脱略”四字轻轻抹掉。此后罗忼烈在他的《周邦彦清真集笺》中,就将周抬高到“新党代表”人物的高度,处处在周词中寻求寄托,说如何受到奸臣蔡京的打击排挤。

但大量史料证明,周写《汴都赋》的元丰年间,王安石新法已为士大夫所普遍接受,连当初极力反对新法的苏轼,也对青苗法深表赞同,周只是颂圣时包括新法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新党代表”人物。尤其是在蔡京一手制造的所谓“元祐党”与“奸党”被昭雪十多年之后,连蔡京的门人、亲自参与制造“党人”名单的叶梦得,对范仲淹父子数人也赞颂有加,叶的话甚至后来被一字不落地写进了《宋史·范仲淹传》中去了。可周邦彦正是在为“元祐党”与“奸党”得到昭雪的十多年之后,却利用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田子茂写《墓志铭》的机会,为了替蔡京的拓边政策引起西夏入侵的罪责开脱,不仅呼时誉与史誉都甚佳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粹为“奸臣”,而且对当时人就呼其奸,后来在《宋史》中也入“奸臣传”的吕惠卿大唱颂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宋会要辑稿》中找到了铁冶(当今陕西安塞)之战的主帅吕惠卿当时写的为此次战败辩护而向朝廷的奏折中,也承认夏人一日“敌掠千里”,而周在田《铭》中竟颠倒黑白,将铁冶之战说成是宋军“辟地千里”。

为了替蔡京张目,竟然是非颠倒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案不翻能行么?尽管还没有发现周邦彦的劣迹,但他“附逆”却无疑。平心而论,王国维当年无缘一见《宋会要辑稿》,更无缘一见解放后才出土的《田子茂墓志铭》,否则他绝不会说周是“清流人物”“词中老杜”的。但至今学术界还延续着王国维当年对周邦彦“词中老杜”的称呼,看来要纠正学术泰斗式人物的看法实非易事。奇怪的是见到过《田子茂墓志铭》并为之作笺的罗忼烈,却毫无根据地说田《铭》是由人代笔,又将周邦彦“附逆”轻轻带过了。但我以为不要因为周邦彦的“附逆”,从而全盘否定周邦彦及其词作。“高情自古《闲居赋》,谁知安仁拜路尘。”只看到《闲居赋》,无视其“拜路尘”是不对的。现在知道他曾“拜路尘”了,而且拜的还是奸臣蔡京,也不宜将他的《闲居赋》(清真词)一并塞到茅坑里去。封建社会文人的人格分裂,其实也是一种悲剧。至于柳永,可翻的案就更多了,这正是下文要说一个重要话题。

在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对历史资料尤其是古代典章制度与官制知识的缺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缺失,使不少学者遇到宝贵的资料却擦肩而过,即使引起重视了却读不懂。这不是英雄欺人,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也是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切腹教训。例如明修《镇江府志》引录了柳永侄子柳淇为柳永所写的《墓志铭》(残文),提供了不少关于柳永仕履行实的事实,但直到现在还未引起柳永研究者的普遍重视,甚至进行错误的解释。罗忼烈是一位学养很深颇受学界尊重的学者,也是一位对柳永研究颇多贡献的学者,正是他在《话柳永》中考出了柳《铭》为南宋孝宗时的出土文物。但由于他对宋代官制知识的缺失,却作了错误的解释。吴熊和《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一文是第一个将宋代官制引入对柳永《墓志铭》(残文)解读的,但由于他对宋代官制和官制史缺乏深入的了解,也没有完全读懂,当然也作了错误解释。我在撰《乐章集校注》初版时还不如吴熊和,与罗忼烈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逼着我进行补课,通读了《宋会要辑稿》中《职官》《选举》《礼》《仪制》《方域》200余卷,《宋史》与野史笔记就翻得更多了,还反复读了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到了撰《柳永别传》《诚斋诗集笺证》与《乐章集校注》增订本的时候,才算基本上弄清了宋代的制度史,尤其是官制史,这才知道他中的是景祐元年进士第三甲,非特奏名;在改官时受到仁宗的超擢,而不是“吏部不敢改官”;终官都官郎中甚至更高,而不是“屯田员外郎”,等等。但对柳永仕履行实的考证,牵涉到宋代各种制度的方方面面,不是在这篇随笔中能说清楚的,总体来说,是拨开了宋人野史笔记的种种迷雾,还柳永以真面。

拉里拉杂写了这些,仅供有志于古籍整理者参考。若有谬误,诚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正。(续完)

[责任编辑刘炜评]

2015-10-08

【大家学术随笔】

薛瑞生,男,1937年生,陕西省蒲城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已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红学界、古典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启功先生曾评价其考证出柳词《望海潮·东南形胜》是赠孙沔而非孙何,可谓“一字千钧”(见于翠玲《功力深厚的词籍校注范本——薛瑞生教授乐章集校注(增订本)述评》,《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1998年三月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如果说对苏词旧注的整理以刘尚荣的《傅幹注坡词》成就最高,那么在若干苏词新注本中,则以薛氏《东坡词编年笺证》所取得的成就为最高。”张友良《当代唐宋词研究的话语类型》认为:“考订整理类话语的多维研究范型可以举薛瑞生为代表。他的《乐章集校注》与《东坡词编年笺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辩证的逻辑思维与综合的分析方法已超过了此前的毛晋本、吴重熹本、朱祖谋本、唐圭璋本。”(《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出了包括《乐章集校注(增订本)》在内的93部精品“作为今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范本和标杆”(《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8日第11版《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图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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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