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鹏飞

(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 ， 陕西 西安　710069)



论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

谷鹏飞

(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 ， 陕西 西安710069)

柳青文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类型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审美面相:一是在文学内容上述写特定时空中的主人公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创造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存在论内涵,二是在艺术手法上通过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实践和人物语言来发展典型与铸造典型,三是在价值取向上通过作家与主人公的躬行实践与确证自我来颂扬历史的进步与生存的美好。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作家自我与主人公的社会参与实践,作品较好地平衡了现实主义文学描写与规范、真实与训喻之间的固有张力,为其时社会现实、人的生存与文学发展开出了可能的药方。而其局限则在于:无所不在的政治性他律要求不可避免地会消解其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理想,进而危及作品的价值承诺。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审美面相

一、柳青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三种面相

在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柳青以其独特的创作观念与创作实践,开创了一种可以名之为“存在现实主义”的文学。

在现实主义文学史上,19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以再现客观广阔的社会生活为主要书写内容,以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为基本艺术手法,以揭露与批判社会的阴暗面为主导价值取向,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因其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显著的社会批判性而被学界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然而就其在艺术内容上忠实于“再现”客观现实的生存环境而言,亦可称之为“内容现实主义”,以此区别于20世纪中期欧美文学界流行的“形式现实主义”。

所谓“形式现实主义”,是指作品在再现客观现实生活时,注重将其局限在特定的时间与固定的空间范围内,通过直接指涉性语言与非描述性语言来再现生活细节,充分而真实地述写人类生存经验,在文学想象与文学修辞手法的限量使用中,实现作品叙事节奏与现实生活节奏相统一的现实主义文学类型[1](P51)。“形式现实主义”文学概念最早由英国批评家伊恩·瓦特(Ian Watt,1917—1999)在界定小说的题材特性时提出,后为欧美文学批评界广为使用,究其要义,是它注重再现文学生活的形式而非内容,以此区别于“内容现实主义”的内容书写主题。

柳青的文学是一种综合了“内容现实主义”与“形式现实主义”的文学,我们可以试着将其命名为“存在现实主义”。这种“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色是:

第一,在文学述写内容上,认为文学的存在就是人的现实存在,因而文学写作就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再现现实生活,通过再现现实生活来发现人、创造人、完善人,使人的现实存在与现实生成成为文学述写的全部内容。

第二,在艺术写作手法上,讲求超越客观冷静与主观想象的对立二分,通过大量物质指涉性语言来述写生活细节与典型人物,用作家亲身参与的社会生存实践与情感体验,抒写历史的进步与生存的美好。

第三,在文学价值取向上,肯定文学的存在终将作用于现实人的存在,这种作用或通过感召,或通过警戒,或通过训喻,但无论如何,文学中人的存在引领现实人的存在,人的现实存在最终指向文学中人的存在，却是不二指向。

可以说,柳青的这种“存在现实主义”并非单纯是一个艺术风格学概念,更为根本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底层民众的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与本体,正是在这种意识与本体中,作为新型社会与政权制度下的中国底层民众,才真正确证并认识到了自我的生存价值。这就是何以柳青文学要比“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研究价值所在。

二、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审美面相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所确立的终极本体是:通过参与社会主流生活,即可改变社会生存现实,实现自我存在价值。在柳青看来,文学写作与人的生存均可统一于这一本体,具象化为三种互文性存在的审美面相:

首先,在内容上,柳青关注特定社会与特定时空中人的现实生存,述写由于时代社会的巨大变革所引发的人之生存命运、感知结构、情感体验、价值取向的自然转型,吁求主人公与读者在这种转型中,通过参与特定的社会生存实践来体认自我生存的价值,改写自我生存命运,参与并创造个体-集体生存的历史。

小说《创业史》描写从1929年至19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秦岭北麓下堡村蛤蟆滩的历史性变迁。小说通过主要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参与“互助组”“合作社”的生存实践,来表现中国农业合作化改造进程中农民的生存命运、认知水平、情感体验与自我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巨大转型,以及由于这种转型而自然推进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

作为一部体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赞歌,《创业史》在抒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的过程中[2](P319),启用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启蒙叙事手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宏大叙事策略。《创业史》的中心人物梁生宝,就是一个饱含启蒙主义情怀的新型社会主义农民形象。这个启蒙形象,并非作者凭空创造,亦非机械降神,而是中国社会现实与小说艺术现实的内在要求:“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要求这样一个主人公,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要求我这样安排主人公。”[2](P288)

但启蒙主义英雄形象的落实,不仅需要宏大叙事的主题撷取,更需要主人公的现实引领与精神感召。《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积极参与现实、敢为人先、永不屈服的个性,引领并感召了以蛤蟆滩为中心的多数农民。《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作为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头人,不仅自己在引领实践农业合作化道路上成长为新人,而且使全社农民在参与合作化过程中摆脱了劳动异化的束缚:“劳动在胜利社已经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光荣的、豪迈的、英勇的事情了。”[2](P136)正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劳动,民众才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确证了自我,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力量,成为参与历史并创造自我的主体:“就在我们眼前,成百万成千万的农民带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永远告了别,谨小慎微地投入新的历史巨流,探索着新生活的奥秘。”[2](P139)

而柳青的使命,就在于运用“史传”的笔触,参与、感受并记录这段宏大的历史。因为一方面,“人类进步文学的传统就是通过优秀的作品,将人民生活中崇高的、优美的部分,一代代传下去。”[2](P326)另一方面,人民生活中崇高的、优美的部分,只有植根于现实的生存实践,才能成为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源泉。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柳青文学超越存在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所在。新制度下底层民众本能性的生存欲求与尚处于转型期的地主阶级,在时代性的社会洪流中,只有首先参与共同的实践,体认共同的价值理想,才能去除千百年来捆绑于农民身上的异化劳动,体认自我劳动的价值,获得生存合法性。而小说中各色人物的阶级隔阂,并非因为预置的巧合或精神的顿悟,而是因为其一同分享社会的生存实践、肯认共同的价值理想而得以消除。这种文学述写与现实生存互文建构的艺术内容,使小说获得了深广的现实主义存在论高度。它提醒人们不仅思考时代社会巨变中阶级倒转的道德内涵,更要体认文学中民众生存实践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当民众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足以使其在参与性的劳动中即可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时,民众的生存道路选择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选择,而文学作品对这一自然选择的艺术化描摹也就自然成了一种真实的史录。因而,对于《创业史》,我们不宜局限于从民众丰衣足食的物质性需求角度来解释柳青文学所再现的社会情境与社会生活的合理性,而应从人的生存本体方面,阐释这种社会情境与社会生活对于实现民众生存价值与生存理想的重要性。

也正是在这种对民众生存现实与自我价值的理想主义抒写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与古老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模仿说的隐秘关联。因为柳青存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依然留有理念至高无上的古老摹仿说影子。并非现实生活,而是潜藏于现实生活后面的那种现实理念原型,才是文学叙事的无上光辉,这是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潜在主题。不同的是,柳青将这种古老的现实摹仿说引入存在论的维度,从而有效地消解了理念至高无上的逻辑预设,打通了其与经典现实主义“现实”题材的存在论关联:19世纪俄法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描绘时代现实,再现历史生活,展现时代现实中的个体遭际与生存命运,揭露时代历史沉珂与人性阴暗为主要内容,具有明显的训诫、批判与警示特征;而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与人性的参与性描摹,则不仅是训诫的、批判的与警示的,更是生成的、展示的、抒情的,二者一并统一于特定时空中的社会生活实践与人物客观叙事。

概由于柳青沉潜于作品的生活实践与客观叙事,才使作家的主观生活体验径直升华为生活的客观经验。所以,当柳青小说勠力于对社会剧烈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情感与生存命运变化的真实描摹时,它就并非是知识分子的空洞同情与情感馈赠,而是作者基于自身生存实践与情感体验之后的理想化呈现;也正是这种真实而又理想的全新呈现,才使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包孕的强烈政治诉求,巧妙地消融于作品内在的美学要求,有效松解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固有绑缚。

但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功用依然是醒目的,因为特定社会时空中特定的生存实践与生存内容,常会涨破虚构艺术的固有形式,而使小说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教化与净化性质。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教化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那些在观念与情感方面尚未与新的制度一道完成转型的主人公,比如《创业史》中的地主阶级郭世富和姚士杰等人,通过亲身参加新的社会变革与生存实践,激发新的生存观念与生存理想,认清依附于自身的旧观念与非人性本质,改造自我。第二,对于那些底层民众,则需要在新的社会阶级格局中,去除小私有者的偏狭心理与仇富情感,认同新制度下个体平等参与社会实践对个体身份与生存价值的肯认意义,《创业史》中高增福、冯有万等人的转变,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

而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净化作用也相应地表现为:对于前者,能够通过集体性的生存与社会实践,激发新的生存与社会理想,认清由于长久处于社会差序格局之优级位序而自然配享的个体性尊严之虚假本质;对于后者,则在于放逐私己性的偏狭自我,在新的社会位序与生存共同体中肯定自我,认同群体理想,赢获社会归属感与存在价值感。

第二,在艺术手法上,柳青既承袭经典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的观念,又根据存在现实主义文学自我意识的内在要求作了相应的改造,那就是:将作品所塑造的典型铆定为一种社会存在典型而非先验理想典型,使该类典型处于一种不断生成发展的社会序列而非凝固不变的理想角色。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柳青一方面通过大量物质指涉性语言(非艺术化描摹语言),来展现生活细节,塑造典型环境,刻画典型形象;另一方面,又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与全知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在社会生产与生存实践中发展典型人物，完善典型形象。

柳青小说,无论是《种谷记》《铜墙铁壁》,还是《创业史》,所有环境,都是新中国解放前后陕甘宁边区乡土社会与农村革命斗争的微缩环境。在这种微缩环境中,所有文学人物,均有其生活原型;所有故事情节,均有其历史依据;所有文学语言,均是直接取自民众生活语言。这种文学环境、故事人物、故事情节与文学语言的高度一致,正是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所追求的存在物象“名”“实”指称高度吻合的典型特征。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塑造典型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典型人物并非先验地冷然在场,而是在生存实践中逐渐发展为典型。《种谷记》中的村农会主任王加扶公而忘私的革命进步形象,是在参加并领导陕甘宁王家沟减租减息政策和集体互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铜墙铁壁》中的先进农民代表石得富,其沉着冷静、热心有谋的人物形象,是在复杂的战争前方与后方支援环境中形成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其勤劳节俭、克己奉公、勇于担当的主人公形象,是在参与农业互助与合作化道路的复杂阶级斗争与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丰满起来的。

柳青所塑造的这些人物,作为解放前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变形,也不再是旧制度下权贵阶级的脱胎换骨,而是原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民族大众。他们通过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革命与生产生活的伟大变革,在新制度的感召引领下逐渐成长转变为新制度的中坚力量。柳青的这种将典型形象、典型环境与中国时代社会现实高度吻合一体的文学述写,既是其时中国社会现实与新型革命政权扎根的现实需求,也是存在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它们一并统一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复调叙事中。

与经典现实主义一样,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也重视“生活真实”,要求在“生活真实”基础上塑造“艺术真实”。在写于1961年的《美学笔记》中,柳青集中表述了其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的看法。柳青认为,所谓“生活真实”,“就是作品关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描写真实,关于行动、言语、景色、音响等等客观事物在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反映的描写也真实。真实就是逼真,就是入情入理,使读者感觉到作品里所写的一切,如像现实生活里真正发生过的的事情一样,令人那么愿意接受,简直找不出什么漏洞来”[2](P277)。

而“艺术真实”,在柳青看来,就是“逼真和入情入理”,更准确地说,就是艺术创造的“典型化”,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2](P277-278)。所谓典型性格,就是“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互相渗透和互相交融,形成了某个人的性格,就是典型性格”[2](P278)。将“典型性格”通过艺术化的形式形象地创造出来,就成为“典型形象”。典型形象既不是单一形象,也不是多个形象的叠加,而是多种形象的有机融合。“只有涉及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立场和观点,又涉及社会职业的技能和习惯,同时涉及他的性情——行动的特点、说话的特点、思考的特点、外貌的特点,这才是艺术的典型形象。”[2](P278)

“典型形象”与“典型性格”,并非先验在场,亦非凝固不变,而是在“典型环境”中逐渐形成。因为“典型环境”,既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偏于生活内容的典型环境,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偏于艺术形式的典型环境,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环境和艺术的理想环境二者结合之上的典型环境,亦即“典型的冲突”[2](P280-282)。“每个作家面对着两个具体事物——即现实生活和具体事物和艺术创造的具体事物。如何从生活和艺术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名词和定义出发,使两个具体事物结合得恰当”,这就是创造典型环境的本真要求[2](P286)。从生活和艺术的实际出发,在柳青看来,就是要把现实的冲突通过艺术的冲突表现出来,特别是要通过艺术冲突中人物性格的冲突表现出来。“如果作品里没有写出各阶级人物的性格冲突——即世界观和道德观在性格特征上尖锐的对立,那么在作品里,代表各种政治思想的对立面人物的动作和言词冲突,即使每一章都很激烈,也不是很有力量的。”[2](P287)

可以说,正是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与“典型”问题的思考,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才与经典“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区别开来。因为在柳青作品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党性”,并非柳青创作的首要诉求;恰恰相反,它们首先需要植根于新的生产关系,并为这种生产关系辩护,才能获得存在合法性。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柳青敏锐捕捉到新的社会制度下新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农民新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革,才使其决意要用一种新型的感性艺术样式表达并讴歌这一变革,这种新型的艺术样式,就是柳青开创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它藉存在现实主义新的“典型化”艺术手法得以完成。

这种新的“典型化”艺术手法具体表现在:柳青不仅描摹现实,反映现实,而且揭示现实,创造现实;他不仅描摹并反映新时代的典型大众,而且揭示并创造新时代的典型大众。柳青所塑造的典型,因而便不是一种固定的观念外化,而是植根于人物的生存实践,并在生存实践中逐渐成长的典型。特别是当柳青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初期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展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普遍性与先进性,并不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作巨细无遗的描摹与平均数式的概括,而是透过特定的生活片段与典型细节来展现特定时空中复杂的社会关系,说明社会新旧力量在具体现实生活中的博弈较量,洞察人性的复杂与不同生存遭际中的脆弱与坚强时,其存在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的艺术手法才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可以说,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不是批判性与揭露性的,而是颂扬性与理想性的。揭示现实存在事物的先进性,抒写现实存在的理想性,创造理想的存在典型,正是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于其他现实主义文学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我们也可以从柳青的基本文艺创作观念中看出这一点。柳青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为优秀的艺术就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所谓“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在柳青看来,就是基于“文学语言和群众语言的和谐一气与生动确切”之上的“艺术概括的准确性和艺术描写的深刻性”[2](P288)。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主人公的安排,所有艺术概括与艺术描写都要以主人公为中心,从全部长篇小说的整体观念出发,而不是从单纯的主题思想出发,层次分明地安排他左右的人物和对立的人物,步步深入地组织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革命的政治内容”,在柳青看来,是指“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2](P290)。比如,《创业史》主要反映的是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与方针,那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采取典型示范、推动一般的群众路线,对农民实现自愿、互利原则,以耐心的教育和生产上的优越性争取群众觉悟,从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反映在主任公梁生宝身上的所有行动逻辑、性格发展与矛盾斗争,无不是这一“革命的政治内容”的艺术化再现。

第三,在作品的价值取向上,柳青排斥历史偶然性,追求社会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同因果秩序与历史进步主义。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习惯于将作品的人物与故事铺展于特定的时代、社会与政治环境中,在特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与自然因果链条中,通过作家亲身参与社会的生存实践来颂扬历史的进步力量与生存的美好,揭示历史的总体性与必然性。

一方面,柳青作品表征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传达社会功能的基本期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审美意识形态之高度挽合,自然促使其时的中国作家秉有一种坚定的文学信念,那就是,符合国家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旦被创作成功,就会激励民众投入到事关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伟大洪流中去,进而创造现实并改写历史。

在柳青小说中,创造一种响应时代洪流,摒弃自我狭私人格而竞逐社会大我的公义人格,是其一贯的文学主题。作家习惯于将自我的创作观念、人物的个体意识,一起收摄于社会性的集体生存意志。《创业史》中代表剥削与被剥削新旧力量的对立及转化,使历史进步主义的文学观念充盈于纸面。梁生宝更像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伊始各种理想力量可能性的集合,而不是一个完整性的个体农民自我;梁生宝的“创业史”,因而也不是个人生存奋斗的历史记录,而是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初期中国亿万新式农民走向进步的历史见证。

另一方面,柳青并非是现实主义题材冷静的观察者与批判的分析者,而是社会的参与者、实践者与抒写者。柳青长期扎根并生活于其作品所描摹的社会环境,自觉践行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作家与生活、生活与艺术关系的基本要求。在写于1962年的《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中,柳青集中表达了他对作家与生活、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看法。他反对照相现实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要求文学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质:“作家到生活里去发掘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作家在作品里反映的也是本质的真实,而不是数量的真实,更不是现实的真实。”[2](P269)在柳青看来,任何艺术创作,依靠的是基于生活之上的艺术想象,而非对生活的照相,因而文学作品虽然基于生活性,但目标却是“艺术性”。所谓“艺术性”,主要是指作品的“形象、感情和意境”要符合艺术的审美规律,具体说来,就是要“塑造典型的形象、传达强烈的情感、渲染逼人的意境”[2](P270)。

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在柳青看来,就是“在思想力量上要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在艺术分量上要反映事物的表现特征”[2](P271)。既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那么自然地,在作品里,生活美就是艺术美的唯一基础。但文学中的生活美,并非对生活的忠实还原与再现,而是对生活本质规律与内在特征的现象揭示与艺术呈现。因而文学虽然源于生活,却有其超越性。文学对生活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文学是对生活的提炼、加工、概括、指引,是对生活无限性密码的揭示,是对生活中人与万象存在本质的形象化反映,是超越自然合规律性之上的人与存在万象的合目的性抒写。

柳青小心地把自己这种基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文学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求作家的生活道路是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要求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刻性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昂扬气概相结合,要求艺术风格的淋漓尽致和朴素鲜明相结合”[2](P274)。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柳青看来,关键在于作家坚持正确的生活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作家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2](P274)。这种结合,绝不是作革命群众与革命斗争的传声筒,绝不是对革命群众与革命斗争作照相式的观看聆听,而是要用作家的耳朵眼睛,创造性地观看聆听。柳青借用前苏联作家卢钢察尔斯基的话为自己作理论注解:“用自己的作品为已经制定出来的宣传条例作图解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恰恰由于他开垦了处女地,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2](P275)在柳青看来,作家只有依靠自己的全部直觉,才能实现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唯物主义创作美学观。

正是在这种既创造生活又肯定自我的文学价值观念里,我们看到了柳青文学事实上已经涨破他自己所谨慎坚守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多样文学皮囊,在文学存在与人的价值本体上,转变为一种存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这种文学类型,既是作家通过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全新理解与对社会生活的躬行实践所自然催生的文学观念,也是作家兑现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使命所必然产生的文学硕果。

柳青作品之所以反复通过突出作家与人物行动的社会逻辑与参与体验的一致性, 正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新政权下作品流于抽象意识形态主题演绎的教条主义创作陈规, 而使作品葆有对存在现实的质感与对生活的敏感; 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对特定时代、 特定环境、 特定人物与特定行动的深入观察、 参与、 实践、 抒写与理解, 正是为了使小说超越经典现实主义在描写底层大众时习焉不察的均质化、 成规化惯习, 而使作家自我与主人公的生存现实双双提升至存在现实主义的历史哲学高度, 后者并非作家刻意为之, 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特定社会体制与特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实现自我价值允诺的无奈选择。

触发柳青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允诺的基本契机是,他通过自身的社会参与实践而敏锐地看到了:处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大潮中民众的私人性渴念——拥有土地并丰衣足食,只有与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生存实践——农业合作化道路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设若要将这一社会现实从个人化的生存经验升华为民众集体的生存智慧,就需要民众与作家一样,共同参与社会革命及现实生活,共同见证并抒写社会革命及现实生活,唯如此,民众才可能消除千余年来个体性生命存在的无力感,祛除群体性社会存在的无名感,实现自我存在与自我价值的真正创造;而文学也才可能在自身价值的殄域内,创造一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凭此共同体,民众才在旧有的伦常体系覆亡后再次觅得生存的慰藉。

这种慰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农业化初期那些识字不多的底层民众所能轻易识察,它需要作家的现身说法。小说《创业史》在描写徐改霞不肯屈就传统女性的生存方式,而决意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作为叙事者的柳青突然以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铺陈如下议论:“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解放前,由于社会影响很坏,好些年轻人不自觉这一点,常常造成生命力的浪费,甚至碌碌终生,结果对社会事业毫无贡献。解放后的青年团员徐改霞,尽管是个乡村闺女,她早已懂得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人生了。”[3](P182-183)

显然,这段明显脱离小说叙事逻辑的话语,并非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女青年徐改霞所能颖悟,它实际上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本着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要求,用“全知叙事”的视角,引领主人公徐改霞作出那个时代底层青年女性应有的正确选择:新的社会语境与新的生产关系下女性的美好生活与自我价值,只有通过自由自愿的自我选择,才能创造完成。

为了创造并实现这种价值,柳青所需要做的是:他不得不跳出来替主人公说话,不得不将作者的个人生存经验与宏大的历史存在相联系,不得不使个体性的私人想象与集体性的群众意象统一为社会存在的巨大实践,因为唯如此,他才能实现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叙述视角的对位转化,擦除“我”与“他们”——作者主体性自我与社会群氓大众之间横亘的界限,使作品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窠臼与浪漫主义抒情俗套,在作者叙事、主人公叙事与文本叙事相统一的多声部叙事中,实现“我”及“他们”向“我们”的存在本体论提升。

三、余论与反思: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自律的创作观与他律的功用观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主要应归因于其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亦即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所必然引发的人的感知经验结构与心理情感结构的自然转型。当一个新的社会中成为地主、富农与剥削者已不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尺,相反,只有投身于其时社会农业合作化的巨变洪流,并在这个洪流中引领民众、启蒙民众、服务民众,由此诠释新的社会伦理准则并证成自我时,一种新的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要求,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柳青的意义就在于,它敏锐地感受到这一议程,并在这种议程中抒写新的社会现实与人的存在意义,由此开创了一种可以命名为“存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

虽然存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悬设的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的理想对应,是以限制作家的想象力与艺术虚构为条件,但一种伟大的社会变革与作家亲身参与变革所获得的创作激情,往往会弥补由于艺术虚构与主体想象限制所带来的审美匮乏,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张力中呈现为一种超离现实指涉性的“主体性客观”。既然任何种类的现实主义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困境,亦即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必将排斥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与社会主张,那么,为了平衡描写与规范、真实与训喻之间的张力,作家就必须截取现实存在中的一段,以同情的笔触与典型化的手法,既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忠实描写,又要暗示出其应该是或者将要是的样子。

柳青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其应有生命力:它并不勠力于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还原再现,而是倾心于对特定时空语境下存在现实的摹仿。这种摹仿并非镜子般的影像再现,而是现实理念映照下的艺术呈现,它介于现实与理念之间——虽然柳青作品一味倾心于要为历史巨变与时代现实作忠实代言,但却成功地摆脱了由于过分忠实现实生活必然招致的“去文学化”宿命。鉴于文学与新闻报道、历史记录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艺术再现与实用说教,一旦脱离高超的艺术手法与伟大的人文情怀,就极易陷入狭隘的党派利益与阶级辩护而沦为拙劣的文学,所以,柳青必须亲身参与他所书写的伟大社会变革与生存实践,必须使用理想主义的抒写笔触,必须把时代的自我意识通过主人公的时代思想与现实生活而展现出来。唯如此，他才能使自己摆脱教化功利的狭隘眼界而指向理想主义的抒情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历史性与现时性、群体性与个体性、客观性与主观性,才一起呈现于摹仿-再现的情节片段中,折射出存在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历史穿透力。

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只有“领袖”和“大众”两种类型人物的时代,任何可以塑造的英雄、榜样、模范,都可能在二元的差序结构中撕裂存在自我;更因为,柳青从现实中分离、提炼、描摹与抒写的社会存在,虽不就是简单的生存现实,但当其无不覆庇于他律性的政治观念时,就极易降低存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度。文学创造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自古就是阶级社会中作家创作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柳青提出将 “文艺批评的标准”与“文艺创作的标准”分开来的做法,认为在文艺批评标准上应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在文艺创作标准上则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一个艺术标准[2](P327)。将创作标准与批评标准相分离,势必割裂创作与批评的密切联系,削减文学的社会价值,陷入创作的自相矛盾。

但柳青的这种矛盾,也恰好反映了在经历了时代社会重大变革后,中国作家基于艺术创作要求而不得不作出自律性反思,从而试图将文艺从政治的囹圄中解禁出来、让文艺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良好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在柳青身上体现的还不明显,反思的也不够大胆:“艺术为政治服务是肯定的,但是以艺术的特殊方式服务的。”[2](P327)如果我们遵照柳青的创作与反思逻辑,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将这句话解读为:尽管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可以不管政治律令而唯艺术原则是从,但主流意识形态、艺术批评家与读者,则可以从中解读出艺术的政治意味以为自身服务。

[1] 殷企平等.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柳青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赵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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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11

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阶段性成果；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项目系列研究成果

谷鹏飞,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执行副主任，从事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