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1.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陕西 西安　710001； 2.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　710069)



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
——《柳青年谱》后叙

邢小利1，2

(1.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陕西 西安710001； 2.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710069)

据年谱资料以梳理,柳青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左倾,爱上文学。第二阶段,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学为自身工作。第三阶段,结束东奔西走生活,精心选择生活根据地,深入当时的农村,创作反映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其间发生主观的历史想象与客观现实的严重冲突,《创业史》写作面临困局。第四阶段,人生“由天入地”,作家“由人变魔”,灵与肉接受生活的洗礼,读史反思,思想拓展,精神升华,完成了“大写的人”。

柳青；深入生活；生活根据地；读史；反思

我有藏书的癖好。柳青一直是我重点收藏的对象,凡是与柳青有关的书——柳青的或研究柳青的,见了都买,没有见过但是知道了的也会想方设法去买,买不到的就借来复印。柳青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是每见必买,每闻必下功夫找着买。二十多年下来,关于柳青的藏书比较而言还算丰富。二十多年来,也断断续续地记了一些阅读柳青其人与其文的笔记,整理过一些资料。2013年冬天,开始系统地阅读和研究柳青。先是想写一部《柳青传》,后来觉得如果是传记的话,就要把柳青一生每个重要的阶段都写得很饱满,全书不能忽紧忽松,而从我掌握的柳青资料来看,有些地方无法充分展开,比如“文革”时期。也有人建议,写一部“评传”,在“评”中表现这个时代对柳青的一个认识。我觉得，自己离柳青所处的这个时代太近,固然有许多切近的感受和看法,能“评”固然好,但“身在此山中”,很难从“远近高低”各个角度观察,特别是,时代总有它的禁忌,还是有许多不可说的。我常常觉得,史料——真实而尽可能详尽的史料有时可能是最好的,事实就摆在那里,它把一切都说明了,“评”反而显得画蛇添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最后决定编一部年谱。

对于我来说,编年谱主要的是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柳青。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我有一个体会,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一个作家的研究中,只凭有限的资料,是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一个作家的。根据有限的资料或部分资料谈一些观点,难免片面。有句话叫“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知”,基本上是猜测和想象,很难准确。而你如果知道了“全豹”,再来看这“一斑”,就有可能对这“一斑”有特别深入的理解,也才能知道这“一斑”在“全豹”身上的地位和意义。

近两年来,我不断地梳理柳青的资料,企图能把柳青的每一天都还原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柳青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看着柳青一生的足迹,我以为,可以把他这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6年至1938年5月,也就是柳青从出生到22岁。这个阶段,是柳青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阶段,他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这一个阶段,他的人生履历主要是求学,可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从小病弱,落下了肺病的根,使他有了一个多愁多病的身;二是由学习英文爱上了文学,种下了文学写作的人生理想;三是由少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思想倾向属于左翼。

第二阶段,从1938年5月到1952年5月,从22岁到36岁。这个阶段,柳青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到山西抗日前线做事,到米脂下乡,到大连接管大众书店,再回延安到米脂县了解沙家店粮站有关工作和生活,再到北平(北京),最后回到西安。此一阶段,柳青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着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主要地还是进行文学写作,写了一定数量的报告、散文和短篇小说,写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创作经验。此一阶段可注意的也有三点:一是他虽然写了一些报告、散文和短篇小说,但重点还是写长篇小说,从1945年到1951年,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和革命工作中,连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可以认为写短章是他的练笔,写长篇才是他的重心所在。二是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或刚刚发生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又是他亲身经历的或是亲临现场采访、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柳青已经明晰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模式:写与大时代紧密关联的大部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将要描写和表现的生活,面对面地观察,亲身体验、感受;写正在发生和正在发展着的生活。三是形成了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生活根据地,一边生活一边创作的想法。依笔者所见和推测,启示柳青有了这个想法的,一是米脂下乡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文学回报,二是在大连住在安适的二层洋楼上畅快写作的亲身感受,三是他1951年出访苏联时参观列夫·托尔斯泰故居,托氏住在乡间庄园边生活边写作的生活方式对他的触动。

第三阶段,从1952年5月到1966年12月,从36岁到50岁,这是他在长安的十四年,也是著名的被称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创业史》的十四年。这一阶段,他从北京回到西安,先在西安周边寻找栖身地,最后选定长安县为生活和写作的根据地。此一阶段,柳青有两点闪光被载入了当代文学史:一是“深入生活”,这被看成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家的楷模,一是写成了反映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写成了部分文字,成为“十七年文学”被人津津乐道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之一，列于那个时代文学代表作。

除了人所共知的这两点，我认为，柳青在这一阶段还有六点需要注意或者说需要强调:

一、柳青对生活根据地的精心选择。1952年的柳青,已经是一个成名的新中国作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去处甚多,以他当时的资格和条件,可以有多种选择。之所以选择离开首都北京,回到家乡陕西,又从西安这个比较大的城市来到长安县农村,其考虑无疑是长远的,他显然是要为后半生寻找一个安顿之处,使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有一个稳妥的所在。非如此不能理解柳青的用心。所以,柳青不仅在西安周边各县精心选择,即使后来选定了长安县，也是一波三折,一步三回头,最后才选定落户中宫寺。中宫寺在皇甫村边,但不是在皇甫村里,它与皇甫这个农民聚居的村落保持了一个“切近的距离”。在长安县,他先住长安县委大院约半年,再住神禾原畔皇甫村西的常宁宫近两年,最后扎根于常宁宫东、神禾原半坡、皇甫村边的中宫寺。中宫寺是一座古旧的破寺,约建于清代,地处皇甫村罗家湾,靠着村子北面的神禾原,坐北面南,南面远处是终南山,近处是一马平川的王曲川,视野开阔。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别动队住在这里。后来蒋介石在王曲修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皇甫第七分校,开始,胡宗南当主任,把中宫寺修饰一番,住过半年;之后,第七分校的副主任、张治中的女婿周家斌住过五六年;再后,第七分校的一个姓丘的副主任和顾祝同也住了一段时间;最后,由解放军把中宫寺接管下来。柳青通过组织,用西安的一所房子,从西北军区手里换下这所寺院,自己花钱把这个破寺略加修葺,便搬了进去。寺内一大一小并排两个庭院,柳青住在靠里边的院子里,有三间正房。里边的院子是柳青的写作之地,外边的院子是柳青的生活之所。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以为,它是柳青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活和创作兼顾的“王国”。

二、在长安的十四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作家，只是作家。在长安县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纯然是一个“深入生活”为创作的作家。1952年9月30日,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云云,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柳青对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权力放开撂手为快,更不会把一个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位放在心上，兼长安县委副书记,是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很快就辞去了县委副书记之职，只保留县委委员的名义,那是为了查看文件(按规定,没有相应的职务不能看相应的文件)和到各处深入调研的方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长安县委书记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确实是尽可能地深入到广大的群众和干部之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入乎其内”,观察,了解,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还要“出乎其外”,即要有一个作家的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所以,他曾经以一个青年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在一个生产队当社员,结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当成“五好社员”,结果“不仅写不出好作品来,甚至于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来”这个事例引以为教训,告诫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1](P74)深入生活而当成了官、当成了“五好社员”,这种现象过去和现在并不少见,此为得筌而忘鱼也。

三、柳青在长安特别是在皇甫村的深入生活,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这就是对于当时的生活尤其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他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热情参与者。他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又身兼长安县和王曲区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在柳青看来,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将要展开的全面的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事物的诞生”,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实现发家致富梦想，同时也是改造小农经济思想的最切合实际也最有可能实现的道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是为了记录这个伟大的历史实践,所以他命名他的作品为《创业史》,是“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创业”之“史”,而不是一部什么小格局的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为了突出说明《创业史》在柳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完成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以后,深感于当时现实中一些老干部思想感情的变化,曾经写了一部反映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形势下思想问题的长篇小说,但不久后毅然决然地废掉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他曾构思很久,1953年3月借住常宁宫的时候,写的就是这部小说。到了1953年底,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好,但是面对更新的形势,特别是翻天覆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柳青决定放弃已经写好的这个长篇,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计划,以全部精力来写农业合作化,以全部热情来歌颂“新事物的诞生”。所以,他对这个“新事物的诞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他不仅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展开进行方向和政策上的指导,还下功夫培养农村基层干部,教育群众的思想,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上一些具体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他把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与所生活和工作的对象融为了一体。

所以说,柳青在这样的“深入生活”之后,他是了解生活的,知道生活真相的。这一点很重要。

四、他写入《创业史》中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当时是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开展和即将全面展开的一个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运动。现在看来,柳青的创作,没有与其描写的对象拉开必要的距离，而是紧跟时代的脚步近距离地描写生活。《创业史》第一部写的是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的是试办初级社。动笔写《创业史》的时间是1954年春。1952年底, 皇甫乡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还处在互助组的最初阶段。1954年3月10日,柳青所生活的长安县王曲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才宣告成立,这是在《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也是长安县第一批建立的第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看到,柳青基本上是紧跟生活的脚步写作的,几乎没有时间的沉淀。生活中刚发生了什么甚至有的事情正在发生,他就写什么。这样写的优势是作品有比较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但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某些“新事物”未经过岁月的沉淀，艺术表现不可能没有局限，特别是小说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歌颂“新事物的诞生”的基调,人物的性格特别是“新人”的思想风貌在第一部中也已大体成型,仿佛往后的历史将按照预先的规划和想象运行,套用当时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未免显得太过冒险。对于历史来说,“新事物的诞生”可能暂时让人感到有其可喜可贺的一面,但是历史的运行有其规律,“新事物”的发展更有其逻辑,它们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能很清楚地知道后来的生活和“新事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和意外呢?时移势变,时过境迁,《创业史》在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批评,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柳青这种紧跟时代脚步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既有其不能不承认的意义,也值得反思。

柳青计划写作中的《创业史》总共四部,他要描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前后大致有两个大的内容构想。一个是“文革”前的构想,这个构想大约形成于他创作《创业史》之初至第一部写成;一个是后来的构想,这个构想最早可以考证到1960年的七八月间。第一个构想,见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版说明”,这个“出版说明”为柳青亲自所拟,其中有这样的介绍:“《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全书分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第二个构想,一是见于他的一次谈话,1960年7月22日到8月13日,柳青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开会期间,与编辑家和评论家江晓天谈话时,谈到《创业史》四部的创作,他对江晓天说:“第四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写了。”[2]另一次见1973年他的一次公开讲话。在这一年的2月27日下午,在一次受邀为业余作者谈创作的会上,柳青是这样谈《创业史》四部内容构想的:“《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第一部大家已经看见了。第二部试办初级社,基本上也快写完了,没有多少了;第三部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3](P810)前后两个构想,最大的区别在第四部:原来准备写的“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变成了“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人民公社”没有了或者说被取消了。

可以看出,柳青当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即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还是认可的,而对“人民公社”则保留看法。也就是说,柳青通过对《创业史》所写内容的构想,透露出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认可,止于高级社成立,也就是止于1956年。后边的“史”,他就不想写了。笔者这样认识柳青,不全是凭以上所引文字的推测。据柳青的忘年交李旭东对笔者所谈,柳青认为从高级社起至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冒进,违背了党最初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计划。包括农业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最初的计划是用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完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在左倾方针指导下急躁冒进,贪多图大,农村基层干部在没有得到有力培养和整体素质没有得到充分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在没有得到集体化带来的好处而缺乏自觉自愿的情况下,硬性以运动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对农民、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伤害很大,由此带来的许多弊病和问题影响深远。这当然是柳青后来反思的结果。他当初紧跟时代的脚步近距离描写合作化运动时,并没有想得这么远。今天,对柳青紧跟时代脚步近距离描写运动的创作态度和方法，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理性的态度给以充分认识。

五、《创业史》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柳青深入当时的农村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中,从生活和运动中直接撷取创作素材。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不仅是叙事的,更是写人的。《创业史》所叙之事,是以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过程为故事和情节原型,所写之人,大多也都有生活原型。在作品中起着结构性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作用的主人公梁生宝更是有生活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柳青在当时一些散文和报告中反复提及的王家斌。王家斌是一个沉稳、实在、肯干也听话的农民,但是不识字,没有文化,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梁生宝这个文学人物,则是当时被柳青刻意塑造的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不仅是“新人”,而且是“新英雄人物”。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总编辑陈伯达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是陈伯达在毛泽东于当年二三月间与他一次谈话的启发下写的一篇文章,是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对当时社会和当时的人提出的一个理论概括和理想要求。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人民公社”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中亮相。按陈伯达提出的这个时代概念,梁生宝无疑也是这个即将诞生的“全新的社会”中的“全新的人”。问题是,依文学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新英雄人物”也罢,还是依社会概念中的“全新的人”也罢,都是一种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是新时代文学家和政治家一种热切的呼唤和理想的期待,生活中未必真有。柳青在王家斌这个原型人物的某些基础上，按照他的艺术理想重新创造或者说虚构了梁生宝这个人物,这是毫无疑义的，更是小说艺术允许的。

六、此一阶段,引起我特别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柳青居然在1954年放弃了前述的一部已经写好了的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而把创作的方向调整到写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上来。放弃一部已经写好的作品甚至是长篇作品,对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难的,甚至有点匪夷所思。而柳青毅然决然地调整创作方向,可谓意味深长。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柳青于1953年3月在借住常宁宫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部他构思了很久的反映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问题的小说,同年底已经写完,却决定放弃。为什么放弃?柳青1956年3月20日于皇甫村写的《自传》(可能是一份上呈有关方面的材料,而非真正的《自传》)中是这么说的:1952年5月，“我到西安后,在党校住过一个半月,了解整党学习情况,想写老干部的思想”,“后搬到常宁宫住了二年,写了四十来万字。其中二十万字的关于老干部的思想的小说,撂下不写了”。[4](P7)令人深思的是,在1953年底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写作方向也就是写什么有了明确的规划,并进行了角度很大的调整,从某种程度的揭露和反思,调整为反映和歌颂。如果不调整,不“撂下”那部已经写好的长篇,而让反映老干部思想问题的小说出笼,柳青将不是现在这个文学形象的柳青,至少不完全是。能以二十万字容量的长篇小说来反映新形势下“老干部的思想”,想来作者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出于较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来又突然放弃,确实“突然”。背后有何玄机?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感觉不满意,还是此种写作透露出去后得到了高人指点,得到某种信息,抑或自己根据形势有了什么预感?皆不得而知。总之,柳青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成为后来的柳青。假设这个长篇小说未放弃,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题材内容,我们似乎可以说,柳青将有一部刘宾雁或接近于刘宾雁式的作品。这一类作品那时被人称作“干预生活”的作品。“干预生活”这个概念来自苏联文学。大约就是1953年前后,这种文学思潮进入中国,1954年后更蓬勃兴起,此后成就了刘宾雁、王蒙、耿简、李国文以至刘绍棠这样的本来只是对乡土感兴趣的作家。柳青显然有先见之明,于1953年底就与刘宾雁们分道扬镳了。这一点不能不特别注意。

第四阶段,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柳青的晚年。这十二年,是柳青从人间到地狱的十二年。他作为一个名作家、“黑权威”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和“四人帮”的覆灭。“文革”开始后,柳青被打倒,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黑权威”“特务”“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身心备受折磨,妻子马葳自杀身亡,他本人自杀未遂,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造反派“解放”一次,被“专案组”“解放”一次。1970年从“牛棚”出来以后,开始读书,主要是历史书,包括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在读书中开始深刻反思。应该说,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中,在“文革”的炼狱中,思想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阶段,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但都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创业史》第二部以残稿在艰难中面世,后两部计划最终付诸东流。尽管《创业史》未能如愿完成,但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与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写下的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复杂未必是贬义,复杂的往往是深刻的。柳青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柳青。

这一阶段,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点。

一、柳青在“文革”中的态度,一是不惹别人,不揭发批判他人；二是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柳青有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名言,说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像赶集卖鸡蛋的,担了一担子鸡蛋,别人敢碰他,他不敢碰别人。此话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态度:明哲保身,过关了事,只有别人寻咱的事,咱不寻别人的事。同时,在经受各种批判和迫害中,也死死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保持自己能够坚持的人的尊严。

二、读史与反思。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队伍中,柳青算是一个文化相对比较高的作家。但是他的读书,五十岁以前,多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读过一些理论和历史,但也多是当时流行的或时髦的书,如领袖著作和《联共(布)党史》一类,阅读视野不够开阔。“文革”后期,从1970年开始,他开始重点读历史书。五十岁以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的柳青,虽然也参加革命斗争二三十年,经历过诸多的艰难困苦,人生之路虽也不十分平坦,但总体上还是顺风顺水的。这样,他的思想也就无暇他顾,精神比较放松,一门心思创作。“文革”几年中,他的灵与肉都在现实的烈火中备受煎熬,不能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能不思考许多以前未曾思考的问题。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往往需要在历史中寻找解答,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也能照亮未来。他说：“去年、前年(指1972年、1971年。引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历史,家里成了历史研究室了。”[3](P814)他读中外古代史,重点读现当代史、二战史、苏联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读史论也读史料。读史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过去太无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过去一天就是写东西。”读了一些史书以后,“对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3](P806、807)。一个敢于创作《创业史》歌颂“新事物的诞生”的人,能在读史之后慨叹自己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责备自己“太无知”，该是何等的沉重，也是何等的清醒!读史之后,柳青必有许多心得体会,必有许多醍醐灌顶和大彻大悟。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读史的焦点是解读现实,反思现实,思考未来。柳青不愧是一个深入生活的作家,不愧是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他的反思,带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和深沉的生命体验,绝非纸上谈兵。他反思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反思纳粹的崛起和灭亡,反思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思考“文革”,思考民主与法制,思考党的建设,思考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思考当代文学包括他的创作,也思考如何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以及一些省地的行政区划如何划分更好更为有利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文革”几年的读史和反思，使他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可惜的是,这些反思和思考,未能形诸文字,他的绝大多数反思和思考,只是以谈话的形式,以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遗言的方式,说给了他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当时身边几个信得过的友人。当然,也有未及言说的思考。他在晚年，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三、在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柳青对自己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几个信得过的友人,私下谈了许多关于政治、历史、文化以及自己的创作等方面的真实想法和思考。这些谈话,既是当时的思想交流,更是为了长远,为自己和为历史负责。他是具有历史意识的人,他意识到时间是最无情的,历史是最公正的,而历史是以真实的资料为依据的,一些真相也许会因某种需要被遮蔽、被过滤甚至被涂抹,但真的东西终究不会被埋没。

在他意识到写不完《创业史》并且来日无多的情况下,他想让女儿刘可风写他的传记,把他的一生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特别是把他晚年的一些反思和思考记录下来。柳青当时可以在私下真正谈心的对象,据笔者所知,还有李旭东和金葳。刘可风写有《柳青传》和《九年日夜》,传记第十三章写的是“文革”中的柳青,《九年日夜》是刘可风从1970年到1978年在父亲身边陪伴父亲最后九年生活的记录，其中记有柳青的大量谈话。

纵观柳青一生四个阶段,似乎可以用起、承、转、合来概括。第一阶段,起,思想左倾,爱上文学。第二阶段,承,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学为自身工作。短篇小说集《地雷》和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可以视为《创业史》的艺术准备。第三阶段,转,结束东奔西走的生活,定居皇甫村中宫寺,一边深入当时的农村生活,一边创作反映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创业史》成就作家自身。第四阶段,人生由天入地,作家由人变魔,灵与肉接受生活的洗礼,思想拓展,精神升华,完成“大写的人”。起、承、转、合是柳青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作家的自我完成过程,而伴随其成长并促使其精神蜕变和完成的,是文学这颗种子。文学是精神的种子,它不属于一个人,它是世代流传下来的已然成为传统的精神和意志。这是笔者在完成《柳青年谱》之后获得的关于柳青的总体印象。

[1] 柳青.艺术论[M]∥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2] 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1).

[3]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柳青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4] 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赵琴]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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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9

邢小利,男,陕西长安人,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书院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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