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41）

清代学者陈澧指出：“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1]这里的“训诂”，就是语言文字学。

语言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产生古今语和方俗语的不同，文字同样如此。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一样，本身存在着整理四难：一是其中的俗体别体多，错字借字繁，造成辨认难；二是其中名物术语、文体套语、口语俗语、文言古语多，造成理解难；三是当时语境特殊且纷繁复杂，造成领会难；四是这些文书有许多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造成把握难。因此，要整理、研究、传承千年以前的吐鲁番文献，必须具备语言文字学的扎实功底，把文献中的字词认准、读准、释准。现在我们从十个方面来谈谈语言文字学与吐鲁番文献整理的密切关系。

一、明术语

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行政、法律、军事方面的实用型文书，其中的术语很多，必须认真训释，将其讲透，兹举一例：

Дx.02947号V《开元十四年七月八日买田契》：“□元十四年七月八日赵迁妻随 □□□□□苏息黑奴买常田十七亩，贾交□□□□□张，贾即毕，田即。□□道人沙□□□□□□□□□。西与王泄分畔。□□□□□□□□□□□□□□□更□。”①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7年版，第10册第136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