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晴 贾辛婕 张志娟 杨晓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 300060）

网络干预模式对年轻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自我形象的影响

王 晴 贾辛婕 张志娟 杨晓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 300060）

目的：探讨建立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网络干预模式，提高年轻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自我形象水平。 方法：选取2014年8月-2015年06月期间在天津肿瘤医院乳腺科即将出院的年轻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50例，对照组50例，对干预组给予6个月的网络模式的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分别于出院前、出院后2个月、6个月测评两组患者自我形象水平，评价干预效果。 结果：患者在羞耻感、身体关注度的时间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身体关注度、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及BIBCCQ总分的干预主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易感性、羞耻感、限制性、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及BIBCCQ总分的时间和干预方法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网络干预模式可增加乳腺癌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提高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进而提高患者自我形象水平，是一种科学的、有效的干预模式。

年轻乳腺癌；保乳术后；自我形象；网络干预

随着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现今手术方式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术治疗，同时普遍接受包括化疗、放疗、内分泌等综合性治疗手段。在治疗中通常会表现出比其他癌症患者更多的自我形象和性功能紊乱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乳腺癌患者[1,2]，严重影响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互联网为媒介对患者进行干预国外已有报道，本研究拟根据患者自身不同特点，探讨网络干预模式对年轻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自我形象的影响，为今后寻求并制定有效的、可持续性护理干预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8月-2015年6月期间在我医院乳腺科即将出院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年龄在40岁以下；②初中文化程度以上；③具有汉语听、说及语言沟通能力；④会使用互联网；⑤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⑥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⑦接受放化疗，且方案不限。排除标准：①患有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②乳腺癌复发者、远处转移者；③出现术后严重并发症者；④并发其它恶性肿瘤；⑤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家族史；⑥有严重智力或认知障碍患者。入组患者共计100例，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50例。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的传统教育方法 对照组于出院前接受常规乳腺疾病出院健康教育即定期复查、乳腺自查、患肢康复操、日常生活起居指导等，出院后接受患者及家属随时的电话咨询及返院答疑，接受医院乳腺癌术后每年1次的常规随访，并参加院方组织的不定期的公益活动。

1.2.2 干预组实施网络干预 干预前首先大量查阅文献资料，并结合实际临床工作经验，编制乳腺疾病相关知识及日常生活指导手册，并制作成ppt形式，内容涵盖从出院到治疗结束的全部知识、应对技巧、康复锻炼、饮食营养、药物管理知识、心理疏导方法等等，其相关内容经临床主任医师、专科护理专家、心理学家、营养师等审阅修改，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并就相关内容及心理治疗的技巧和方法对干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干预时间自患者出院后直至术后六个月末。利用我科QQ群及微信平台发布信息并进行彼此交流，实施具体措施如下：①与干预对象确立干预关系，建立网络联系，要求患者每周至少浏览学习1次，鼓励在线咨询及留言，交流心得，如:自我体会、心理感言等，并对正相信息给予分享；②QQ空间每周发布1次相关信息，每天干预人员1人在线值班，接受患者提问及咨询；③建立健康档案，了解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信息等，确定干预对象所处的治疗阶段并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据此上传相关信息，给予个性化指导；④通过微信平台反馈效果，并督促学习；⑤对于干预困难者请心理咨询师行心理治疗；⑥分享抗癌明星榜样事迹。

1.3 评价方法

1.3.1 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就业状况等。

1.3.2 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 (The Body Imsge After Breast Cancer Questionnaire,BIBCQ) 2006年由Nancy Baxter主编[3]，专门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形象而编制。该问卷有6个维度，53个条目，6个维度包括：易感性、羞耻感、限制性、身体关注度、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其中有6个可选择条目专门针对只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或乳房切除后做了乳房重建的患者选择。问卷采取五级评分法，每个维度都有自己的分数计算公式，分值越高，说明自我形象水平越低。

1.4 资料收集方法 两组于出院前分别进行BIBCQ基线调查，出院后 2个月末及6个月末在返院复查、治疗时进行再次现场问卷调查，分别测量患者BIBCQ的纵向变化，对不能来院者以邮寄方式完成问卷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填写方式，资料编号，让患者在20分钟内独立完成，收回并检查，如有缺失项与研究对象沟通确认后及时填补。在研究过程中，干预组出现术后并发症1例，失访1例，完成干预全过程48例，填写有效问卷48份，回收率为96%；对照组失访4例，最终完成研究46例，填写有效问卷46份，回收率为92%。

1.5 本研究的伦理考虑 为了本研究更符合伦理要求，在研究结束后，即干预后6个月末资料收集完毕，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家访1次，补发健康教育相关资料，建立网络联系，并组织护患联谊会1次，使对照组也能受益。

1.6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经统一编码后，由非参与干预研究人员进行，双人两遍输入，校对无误后建立数据库，确保录入数据的准确性。采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及分析。

表1 两组样本一般资料均衡性比较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BIBCQ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比较（±s）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BIBCQ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比较（±s）

1）为P＜0.05，2）为P＜0.01

?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病程分期等方面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

2.2 网络干预前后两组患者BIBCQ总分及各维度评分 由表2可见，干预前两组患者BIBCQ各维度及总分经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就BIBCQ各维度及总分的总体而言，干预组得分呈下降趋势，而对照组得分无明显差异，说明干预组患者自我形象水平逐渐提高，对照组患者则无明显变化。

2.3 网络干预对年轻乳腺癌患者BIBCQ的效果分析 将干预前后BIBCQ各维度及总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患者在羞耻感、身体关注度的时间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1），易感性、限制性、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及BIBCCQ总分的时间主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在身体关注度、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及BIBCCQ总分的干预主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易感性、羞耻感及限制性得分的干预主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在易感性、羞耻感、限制性、透视度、患肢关注度及BIBCCQ总分的时间和干预方法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身体关注度得分的时间和干预方法之间的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BIBCCQ得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网络干预模式对年轻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效果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干预2个月后两组患者BIBCQ各维度及总分得分均无明显差异，接受网络干预6个月后BIBCQ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患者对身体关注度、透视度及总分得分的干预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网络干预模式能够提高年轻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这与Vargas等[4,5]的研究结果一致。网络干预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权，互联网作为护理干预媒介，网络信息量大，根据互联网提供的人口分布情况，特别是对年轻乳腺癌患者且文化程度高、无配偶、在职、经济收入高、居住在城市及社会支持低的提供网络支持。干预期间患者多为居家生活，通过对患者实施为期6个月个性化的网络干预活动，提供丰富的专业信息、传播大量的健康知识，建立患者倾诉负性心理情绪及情感交流的平台，帮助患者解决康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超越了传统干预模式界限，陪伴患者共同度过她们最艰难的时刻，使患者感到心有所依，减轻对癌症的恐惧心理以及对癌症而引发疾病不确定感[6]，鼓励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形成了医、护、患之间的互动，从互联网中分享成功经验，病友间彼此相互关怀、关心、同情，相同的患病经历使彼此更易融洽交流，倾吐心声，宣泄负性情绪，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社会支持[7]，同时保护了个人隐私。与此同时也密切了护患关系，增强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更利于护患之间护理干预活动的实施。

但研究还发现，患者对易感性、羞耻感及限制性得分的干预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因为保乳术普遍较改良根治术患者治疗疗程长，且治疗剂量较大，保乳术患者因手术切除范围小自身更担心疾病复发、转移治疗疗程更长，痛苦的治疗经历让患者更是身心疲惫，且年轻乳腺癌患者正处在家庭及事业的上升阶段，经济及婚姻基础尚未牢固，又是家庭的主要成员，肩负照顾家庭成员和事业发展的重要责任，疾病使她们的社会角色由照顾者急转为被照顾者，这些问题使得干预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本研究还发现，对照组患者BIBCQ得分却有所提高，该研究结论让我们更充分的认识到对年轻乳腺癌患者实施网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这一特殊人群，网络干预在短期内不能达到满意效果，给予持续性干预措施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3.2 网络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干预过程中发现患者很难消除对癌症的恐惧心理，担心疾病的复发和转移，并存在社交活动减少等现象。对患者实施网络干预还处于探索阶段，网络干预虽给予了大量的信息支持，增加了患者抗癌信心，但患者依然存在着认知不足。因此根据干预对象的个体差异，可采取一种或多种干预形式，如增加电话随访、家庭访视等，提供更直接的、面对面的心理慰藉和健康教育，与此同时还能为主要家庭成员提供信息上的支持与帮助。另外，为患者营造社交机会，组织护患联谊会、文艺活动、体育锻炼等，丰富患者业余生活，同时鼓励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让患者在集体的大家庭中感受温暖和关爱。鼓励热心患者积极投身于抗癌志愿者活动中，以自己的抗癌经历感染周围人。建议政府、各媒体及企业单位共同扶持与帮助健全乳腺癌康复组织，规范康复管理制度，为这一人群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满足患者需求，提高年轻患者自我形象水平。

〔1〕Zimmermann C,Burman D,Swami N,et al.Determinans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J].Support Care Cancer,2011,19(10):621-629.

〔2〕Ho Soon Michelle Cho,Gail C Davis,Jae Eun Paek,et al.A randomized trial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supporting recovery of the postmastectomy patient[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2,22(10):919-929.

〔3〕Baxter NN,Goodwin PJ.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Body Image after Breast Cancer Questionnaire[J].Breast J,2006,12(3):221-232.

〔4〕林雪琴，杜酉寅，练涛峰，等.护理干预对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自我形象紊乱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14,20（4）：28-29.

〔5〕Vargas S E.Coping Resources and the Effects of a Cognitive-Behavioral Stress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Among Women at Different Points Breast Cancer Treatment[D].University of Miami scholarly Repository:University of Miami,2012.

〔6〕Jafari N,Farajzadegan Z,Zamani A,et al.Spiritu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Irania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undergoing radiation therapy[J]. Support Care Cancer,2013,21(5):1219-1225.

〔7〕Sojung C.K,Dhavan V.S,Kang N,et al.Predictor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Well-Being[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3,10(18):212-232.

（2016-03-02收稿，2016-06-27修回）

Effect of network-model intervention on self-image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fter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WANG Qing,JIA Xin-jie,ZHANG Zhi-juan,YANG Xiao-y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Tianjin 300060)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twork-model intervention on self-image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fter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Methods: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fter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were chosen from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4 to June 2015.The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50 cases)and control group (50cases).Patient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given a suppor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6 months,while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Thes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by the body image after breast cancer questionnaire(BIBCQ)before discharge，2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separately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Results: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1) in body stigma and body concerns.There were differences(P<0.05)in body concerns,transparency,arm concerns and the total scores of IBCCQ.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body stigma,limitations,transparency,arm concern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ime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total scores of IBCCQ (P<0.05).Conclusion:The network-model intervention is scientific and personalized,it may improve both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thus elevating their self-imaging level.

Young patient with breast cancer；Breast-conserving surgery；Self-image；Network-model intervention

R473.73

A

10.3969/j.issn.1006-9143.2016.06.005

1006-9143（2016）06-0482-03

王 晴（1979-），女，主管护师，护士长，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