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瑶

（1.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互联网平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媒体回应

孙瑶1，2

（1.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40）

〔摘要〕互联网平台不仅是技术和媒体，更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平台，其在大幅提高政治信息传播速度、深化扩展政治信息传播空间、激发普通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热情的同时，也使政府舆论引导的效果受到制约，信息控制容易失效，有可能引发网络侵权和犯罪。为此，新媒体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培养网络时代的“笔杆子”，强化舆情监测的公开透明，完善网络化参与制度，将国家治理简化到指尖，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互联网；国家治理；舆情监测；网络化参与；大数据时代

当前，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动员和舆论传播的沃土，是知民情、汇民意的崭新平台。那么，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如何在当前的网络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便成为目前学者们探讨和思考的新课题。

一、互联网平台是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重要平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传统管理平台相比，互联网平台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是一种发展和超越，在诸多方面提高了治国理政的效率和质量。

（一）大幅提高政治信息传播速度

相较于传统的报纸、电视媒体而言，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借助光纤和卫星信号作为传输媒介，其数字信号可以在瞬间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且不受传统交通手段的局限，在技术上保证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方便和快捷，提高了政治信息传播和政治参与的时效性。同时，这一信息传播新特征也对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政府部门从缓慢应对民众的政治信息需求到及时回馈和主动公开信息，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如2015年12月的深圳山体滑坡事故，事故现场和附近的市民不断通过更新微博、微信上的文字和图片对事故进行现场报道，很多媒体更是直接从民众的微博中获取信息。民众的信息参与在突发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变“慢”为“快”是“执政为民”的执政要求，更体现出治国理政的危机意识。在网络舆论场中，能否驾驭互联网平台上的这些迅速、锐利的执政工具，也是政府正在面临的全新考验。

（二）深化扩展政治信息传播空间

根据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从2011年起，微博就已成为社会舆情的第一大信息源。不仅如此，一些社交网站、QQ、Skype等互联网通信工具均在各类社会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一些网络平台每秒传播几千条信息，包括各类紧急电话线路、自然灾害预警、交通工具行程更改以及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和寻亲的信息等等。同时，当一些自然灾难发生、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损毁时，社交网络平台往往成为“生命线”，为灾害现场提供准确的救援位置和大量的受困人员信息。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当面临如民生、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种问题时，互联网平台以其特定的传播特点，增加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

（三）激发普通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

互联网平台在治国理政的运用过程中，因其准入“门槛低”、易操作，唤醒了很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和热情，使得他们在传统媒体下对政治事件事不关己的冷漠心态得到一定改善。2012年公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亿网民，近90%的人年龄在10-39岁之间，涵盖大部分70后、80后和90后年轻人，年轻人已成为互联网平台上人数最多、最活跃的群体。不仅如此，我国的年轻网民往往具有一定的学历和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随着网龄的增长，收看网络新闻和发表政治观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热情逐渐显现。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所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将深刻地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二、互联网平台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压力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提高了我国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挑战，给国家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政府舆论引导的效果受到制约，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

网络作为一种空间供给，为普通民众发表意见和进行国家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平台，在此平台上形成的网络舆论也给政府带来很大的执政压力和挑战。尤其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社会分化严重，在舆论上表现为官方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平台上的意见分歧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传统媒体的信息是自上而下、垂直传播的，社会公众就信息获得而言是被动的。而互联网平台的便捷使用使得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信息的交互使用、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交换空间以及平等的交换主体地位，使得民众能够自由挑选所需信息并通过跟帖、微博等形式随时发声，但同时也容易形成一些对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网络社会是一个舆论更分散的社会，按照诺依曼的理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这意味着，舆论的过于分散不利于社会的整合，舆论的极度混乱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崩溃”〔1〕。互联网平台的虚拟及隐蔽特征使得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一些缺少网络自律意识的网民在“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下采取偏激态度进行情感宣泄，尤其是当前有很多民众因为贫富差距拉大而感到失落，再加上对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和腐败现象不满，更易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损害政府合法性存在的群众基础。

（二）信息控制容易失效，引发网络侵权和犯罪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平台，具有“去中心化”的传播效能。互联网传播具有即时性、自由性和海量性的优势，但也使其有效的信息控制因为这些特点的出现而面临把关和控制的失效，导致各种虚假信息、谣言充斥其中，使得理性的公共意见表达和探讨无法展开，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犯罪行为，给国家治理带来难度。如人肉搜索，类似此种侵权行为取证困难、破坏性强，如不及时控制易对社会造成弥漫性影响，使得公众产生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从一系列网络侵权事件来看，多数人的意见淹没少数人意见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别有用心者甚至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践踏个人权利，进而形成舆论压力。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网络侵权和犯罪不受时间空间和区域的限制，隐蔽性强、智能化程度高、影响范围广，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往往波及大面积地区和很多领域。

（三）网络消极动员力量挑战政府治理能力

消极动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某些网民缺乏责任心和道德感，为发泄极端意见和情绪，在舆论表达中呈现非理性状态，亦或是为了牟取某种利益，故意散播虚假消息，误导舆论走向。而在网络平台中，极易出现“群体化”效应，即个人意见会随着群体讨论的方向和结果发生转移，强化群体结果，容易走向极端。传统传播方式下，信息的占有和传播呈现“倒金字塔”型，即级别越高，掌握的信息越充分。而现在通过互联网平台，民众成为第一信息发言人，信息来源广泛多样，政府的任何一个政令、决策都会在网上引起探讨和评论，传统政府管理方式受到挑战。尤其是消极的网络动员，会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当前形势下，民众的不满往往与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相关，若处理不当，将会消解政府权威。同时网络消极动员存在很大的突发性，配合网络的快速隐秘传播，政府控制很困难，也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不仅如此，一旦网络消极动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也会加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威胁意识形态安全，挑战政府治理能力。

三、新媒体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对之策

新媒体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引导、利用好互联网平台，适应大数据时代，建立健全网络化参与制度，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培养网络时代“笔杆子”，建立互联沟通统一战线

据统计，在新媒体的运行过程中，10%的意见领袖吸引了90%的点击率，网络“笔杆子”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引导、培养意见领袖，在新媒体中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网上建立发展如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统一战线，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化解社会隔阂。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舆论是执政党执政表现和政府是否作为的晴雨表，政府要根据互联网反映出的社会舆情迅速作出研判，把握网上舆论走势，发挥知识分子“笔杆子”的作用，对舆论进行积极引导，避免消极动员的出现。由于网络传播的隐秘和迅速，各种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见在网上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政府要以问题为导向，本着公共利益第一的原则，利用舆论平台回应网民诉求，保障网络舆情健康发展。

（二）舆情监测公开透明，提升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许多社会热点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伴有一定的网络谣言传播。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下所形成的仇富仇官心态又影响了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正确解读，同时谣言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触动着人们的敏感神经。民众如果在第一时间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就极容易被那些虚假且带有煽动性的信息所左右，因此，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公开发布信息，遏制谣言弥漫。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尊重网络民意，还原社会舆论的真实构成，推动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结合，崇尚制度化建设，建立网络舆情分析的监测和分析的日常工作机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判断和预测，做好相应的处置和引导方案。同时，还应把政府的信息发布和收集工作转到互联网上，畅通信息发布沟通渠道，使舆情监测公开透明，不给谣言以土壤。

在互联网时代，民众离政府如此近，政府能迅速便捷地借助互联网接收各类政治资讯和民意、民需；但民众又离政府如此远，一旦政府在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方面反应迟缓、表现逊色，就会失信于民众，造成疏离。因此，政府应加强信息的发布和管理，保障公众知情权，在舆情公开透明的基础上，推动舆情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

（三）建立网络化参与制度，将国家治理简化到“指尖”

公民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网络民意调查、网上听政、网上监督等网络化参与形式在我国已经得到初步体现，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从效果上看，大多数网民的政治参与次数和问题解决的效率较低，网络参与还缺乏制度化的规定。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平台推进民众政治参与，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笔者认为，在具体操作上，应将“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政府应通过网络渠道向民众提供参与决策的途径和信息，例如政务微博、官方微信、政府政务APP以及各类监控系统的使用，引导各方积极参与，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质量。同时，对于公众通过官方APP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对政府提出的建议或质疑，政府应及时、公开作出回应，并且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为制定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此外，应将国家治理过程和决策过程简化到民众的指尖，让政府和民众形成“意见共同体”，不断凝聚社会共识。

（四）不断拓展新媒体平台，适应大数据时代

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科技的不断进步，4G信号的普遍覆盖和使用，使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新兴媒体，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很多极具影响力的群体性事件就是通过手机来进行动员和组织的。政府在高度重视手机网络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式与民众进行网络舆论互动和沟通，如政府网站的手机版或政府官方微信微博的使用，利用“小服务”平台，可获得“大服务”效果。不仅如此，在自然灾害等抢险救灾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些“微媒体”常常成为连接政府和民众最“接地气”的力量，使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得到了最全面的展现。在“刷屏+搜索+截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和参与模式的时候，政府必须革新传播意识，拓展传播平台，从新媒体中谋求改革的路径，获得思想解放的空间，以适应当前的大数据时代。

〔参考文献〕

〔1〕蔡文芝.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5.

责任编辑李雯

〔作者简介〕孙瑶（198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共中央党校2015级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6-02-08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2-00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