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英语系，福建福州350001)



译者主体性在戏剧翻译中的体现
——以《推销员之死》两个中译本为例

陈晨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英语系，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译者的主体性是戏剧翻译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如原文的理解和阐释、翻译策略以及翻译风格的选择，这些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通过对比和分析《推销员之死》英若诚和姚克两个版本的译文，以揭示译者主体性对戏剧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戏剧翻译;《推销员之死》

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它涉及诸多跨文化因素，如源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者、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力等。其中，译者既作为源语言的接收者又作为目标语言的传达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等主体因素都会介入从理解到翻译的过程，使得同一源语文本能够有多位译者和不同文本。戏剧的翻译与一般的文学翻译不同，戏剧剧本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导演和演员表演的需要，还要符合目的语观众的审美习惯;既要注重戏剧翻译的口语化、动作化和个性化这些舞台性的特征，又要保留戏剧的文学性特征。因此，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在戏剧翻译中尤为突出。

一、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始终存在，每位译者对于原文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我国学者查建明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审美创造性［1］。杨武能认为，文学翻译家在翻译这个创造性的活动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人格心理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仲伟合、周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译者主体性的含义，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前提是尊重客观翻译环境，基础是充分认识并理解译语文化需求，在这些前提和基础之下译者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译者的主体性［3］。

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无一不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性，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译前准备、原文的理解和阐释、翻译策略以及翻译风格的选择，这些都是以译者为中心，通过译者对大环境的判断、文化价值的取向、意识形态的态度、翻译理念的渗透和实践，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再现［4］。译者的主体性，从对翻译原文的文本选择就开始了。在选择文本时译者首先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当然译者的个人喜好、目的、信仰和观念各不相同，必然会选择与其风格相似的作品。在翻译的准备阶段，译者也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了解原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审美价值、道德观念等，这样才有可能把原文的信息完整、准确、等效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在理想状态下，译者应该非常了解原作者和原文所处时代的语言特点、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除了翻译出语言文字上的信息，也要翻译出非语言层面的言外之意。要完全实现这种译者和原文作者思想上的对等是不太可能的，但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向这个目标无限靠近。在翻译的阐释阶段，也就是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发挥最具表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译者的宏观认识(包括对原语文化的认识、翻译的目的和态度等)、翻译思想和策略的选择以及译者对语言的操控能力，极大地影响译文的翻译风格和翻译质量。

二、国内外译者主体性研究概况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受语用学转向( thepragmatic turn)和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的影响，开始从译语文本研究翻译。美国翻译家Robinson Douglas在其翻译研究的巨著《译者的转向》( The Translator’s Turn )中指出，有才能的译者能够灵活应用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来处理译作，因此没有必要设立翻译规则让译者去遵守。我们必须要承认，译者在一个目标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情感、动机、态度和身体体验［5］。Lefevere在其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中，分析了“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6］。女性主义翻译论将翻译视作重写的过程，认为译者可以利用其主体性在译文中强调女性的地位，揭示了性别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7］。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文与原文关系不再是从属关系，译者也是自由写作者，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完全有可能通过译者的译文得以实现。

中国的翻译活动起源于佛经的翻译，历史悠久，从东汉时期到唐宋，大量的佛经译作和古翻译学家的翻译思想不断涌现，但是在那时译者的主体地位是失落的，原文始终处于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地位。直至20世纪，翻译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中国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并研究翻译的主体和译者主体性。在国内，杨武能是较早注意译者主体性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文学翻译是阐释、接收与创造的动态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家的作用和地位得以体现［2］。田德蓓认为，译者具有读者、创造者、作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身份［8］。袁莉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也是翻译的唯一主体。她认为翻译并不仅仅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过程而且还是创造性的体现:译者和原文之间存在互动、协调和融合［9］。谢天振高度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提出了“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概念［10］。韦忠生认为，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使译学研究从原作者独白、文本独白、无限度的读者阐释以及译者主体的凸显走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11］。因此，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文化身份、文化取向、赞助人的主导以及对读者审美的迎合都体现在翻译的各个环节上，原作作者应该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度，理解译者主体的行为［12］。

三、译者主体性在《推销员之死》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戏剧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种，然而它又与一般的文学翻译不同，其译文不仅需要文学性，也必须具备戏剧性。同文学翻译一样，译者在进行戏剧翻译时必须要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诗学差异，译文的诗学取向也要接近于原文，同时，译者还需要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力求戏剧性能在其再创作的译文中传递给读者。在戏剧翻译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译者作为一个读者去阅读作品，读者因为所处的时代、民族、阶级的不同，在理解作品时自然而然地就会融入自身的想象、情感和生活经历，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作品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戏剧语言存在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地方感，译者们希望能创造一个有说服力的语言环境，把观众带进他们所希望的境界，因此，译者会有意识地进行“重写”，而这个“重写”的过程就是译者自身“创造性”的体现。下面对由英若诚和姚克翻译的《推销员之死》两个中文译本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揭示译者主体性对戏剧翻译原则和策略产生的影响。

(一)《推销员之死》的两个中文译本

美国作家米勒写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是一本揭露美国梦瑕疵的戏剧，在纽约剧院连演742场，被称为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老推销员威利盲目估计自己的能力，幻想通过推销商品能够使自己功成名就，每天处于自我吹嘘、盲目膨胀、谎话连篇之中。这部戏剧刻画了40年代美国小人物的悲剧性的一生，被许多翻译名家译成中文，搬上了话剧舞台。本文要分析的是其中两个中文版本:一是英若诚先生所译，1999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3］;一是姚克先生所译，1991年由台湾英文杂志社出版，后著名翻译家思果对其译作进行选评，并于2004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4］。

(二)译者主体性在原文阐述上的体现

译者的文化水平、个人经历、出生年代、地域等因素，都会使译者在源语文本的理解上产生差异，译者作为原作的特殊读者，是带着主观性去阅读原作的。而这种差异性不仅会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阐释上，而且会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文学再创作上。下文以a指代英若诚译本，b指代姚克译本，举例分析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请看以下例子:

( 1) LINDA:You didn’t smash the car，did you?

a.林达:你不是把车撞坏了吧?［13］9

b.林妲:你是不是把车给砸了?［14］7

例( 1)中，英若诚先生将smash译为“撞坏”，姚克先生的版本，没有按照单词的原义来翻译，而是直接此处改译为“砸了”。从译文来看汽车“撞坏”的情况多处于意外，主人公的妻子林达表达担忧的情绪更多;而如果译为“砸了”则体现了主人公的主观能动性，似乎有些故意而为之，我们可以从此译文中看出林达的言谈之间似乎有些许埋怨的情绪。两位译者不同的选词反映了他们各自对原文的侧重点不同，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 2) WILLY:I’m tired to the death.( The flute has faded away.He sits on the bed beside her，a little numb.) I couldn’t make it.I just couldn’t make it，Linda.

a.威利:我累得要死(笛声逐渐消失了。他在她身旁床上坐下，木木地)，我干不了啦。林达，我就是干不下去啦［13］9。

b.惟利:我累得要死了。(笛声已寂，他挨着床沿坐在她身旁，稍微有些麻痹的感觉。)我不会开车了。我简直不会开车了，林妲［14］7。

例( 2)中，英、姚两个版本将“I couldn’t make it”分别译为“我干不了啦”和“我不会开车了”，此处两名译者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明显不同。原作中的“I couldn’t make it”从字面上看，的确可以做不同的理解，两位译者按照自己的不同理解给出不同的译文，这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根据此部戏剧中威利和其妻林达的前后对话我们可以得知，此段话之前是林达询问丈夫身体是否舒适，之后威利主动提出了开车不顺利这件事。因此，如果把威利所说的这段话解读成与上文一个意群，那么英若诚先生的翻译则更加准确;若是把这句话与下文关联起来，则姚克先生的译文更为符合情境。

( 3) WILLY:That funny? I coulda sworn I was driving that Chevvy today.

a.威利:你说怪不怪?刚才我可以发誓说我今天开的是那辆雪佛兰［13］27。

b.惟利:你说好笑不好笑?我敢打赌，今儿我开的仿佛就是那架歇浮莱［14］18。

例( 3)中“That funny”从字面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然而两位译者却给出了不同的译文，姚克版本中“你说好笑不好笑”基本上是忠实于原文的。英若诚的版本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的内容进行翻译，但是结合前文的内容来看，这个译文也符合逻辑，准确表达了威利的情绪。这是译者在对原作理解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了“重写”，以期待能带给读者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语境效果。

从以上的译文来看，两位译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判断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并据此来选择合适的译文，这便是译者主体性在原作阐释上的体现。

(三)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上的体现

《推销员之死》不管是英若诚的版本还是姚克的版本，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英若诚的版本于1983年被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而思果称赞姚克的译文“尽善尽美，一丝不苟”，“既可以诵读，又确切表达原文的情意”。通过对比两部译作，两位作者在翻译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首先体现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对外来词的翻译，例如对于人名的翻译。原作中出现的人物有“Linda，Willy，Happy，Biff，Howard”，英若诚的版本直接音译为“林达、威利、哈皮、比夫、霍华德”，而姚克的版本译为“林妲、惟利、海庇、弼甫、小后无德”，则更像中国人的名字，是一种更加“归化”的翻译方法，其中姚克先生把“Howard”译为“小后无德”，因为从后面戏剧发展来看，Howard把对公司有功劳的老员工开除了，的确没有德行。姚克的版本这样翻译的好处是，可以让中国的读者更容易记住剧中人物的名字，让读者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更加亲切。英若诚的版本则保留了美国戏剧的“洋味”。

( 4) LINDA:I’ll make you a sandwich.

a.林达:我给你做点三明治［13］15。

b.林妲:我给你做个面包夹干酪吧［14］17。

“三明治”是“异化”的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异域性”，“面包夹干酪”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弱化了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因为姚克先生的译作是1971年译成，英若诚先生的译作是1983年译成，就那两个年代的时代背景而言，英若诚先生的译作发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于“三明治”已然不陌生，而姚克先生“归化”的翻译方法则更能够让70年代早期的中国人淡化对原文的陌生感。

( 5) A melody is heard，played upon a flute.It is small and fine，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

a.可以听见用长笛演奏的一支旋律。乐声低微而优美，使人想到草原、树木和一望无际的天边［13］3。

b.横笛吹来优雅的曲子，述说着芳草，佳树和天涯［14］1。

例( 5)从原文的单词和内容上来看，两个译文都是准确的，但又各有特点。英若诚的版本基本保留了原文中的句式结构，将各部分意义对等译出。姚克的版本则合并了原作中的停顿，为了译文句式更加对仗工整，省略了“small”这层含义，增加了形容词“芳”和“佳”，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是归化策略的体现。

( 6) LINDA:Yeah，like being a million miles from the city.

WILLY:They should’ve arrested the builder for cutting those down.They massacred the neighborhood.

a.林达:是啊，好像离开城里有一百万里远似的。

威利:那个包工的把那两棵树砍掉了，应该把他抓起来。他们把这片地方毁了［13］23。

b.林妲:嗯，好像离开城市十万八千里似的。

惟利:政府应该把建筑公司的人抓起来，谁让他们把这两棵树给砍了?他们该把这一带的都斩尽杀绝［14］26－27。

例( 6)中，两个译文从句子的结构上看都与原文较为接近，但在某些词语的选择上则不同。原文中“a million miles”和“massacred”分别译为“一百万里远”“毁了”和“十万八千里”“斩尽杀绝”。英若诚版本选择的是直接按照原文对等译出。姚克版本选择的是具有中文风格的成语，使译文更倾向译文读者。

总而言之，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可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但是失去了原语的异域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但是异化的语言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可谓有得必有失。译者通过综合考虑，选择了某种翻译策略，则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四)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风格上的体现

译者的翻译风格是经过长期翻译实践形成的，它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译文的语言特征则反映了译者的翻译风格。

在两个版本的译文中，两位译者都意识到主人公使用的是40年代末纽约的中下层社会语言，因此在译文中也都相应地增加了一些北京土话，以求中国读者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小人物的色彩。例如，姚克的版本中将“suddenly”译为“猛狐丁”，“morning”译为“早晌”，“disgrace”译为“现眼”，“terrific”译为“倍儿亮”等;英若诚的版本将“job”译为“差事”，“You take it too hard”译为“你太认死扣了”，等等。这样的翻译风格选择让译文更加符合中国小人物的语言习惯，但是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有些译文的选择太过地方化，如果是南方的读者阅读译文则不容易看懂，容易产生误解。

( 7) Only the blue light of the sky falls upon the house and forestage; the surrounding area shows an angry glow of orange.

a.可以感觉到这个家背后和周围四面都是高耸的见棱见角的建筑。照耀着这所房子和舞台前部的只有从天上来的青光，周围区域则笼罩着一种愤怒的橘红色［13］3。

b.背景巍峨崒削的大厦，依稀可见，俨成四面包围的形势。只有高空的霁色俯映着这屋子和台前方;四边的地区可透露着一片橙黄的怒焰［14］2。

在例( 7)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两位译者在翻译不需要考虑人物性格和阶层的旁白时:英若诚先生倾向于采用更加口语化的语言，使读者特别是拿到剧本的演员一目了然，简单易读;姚克先生倾向于采用更加书面语的行文风格，体现了姚克先生西学修养饱满，文学功底深厚，值得广大译者学习。

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从20世纪就开始了，经历漫长的过程，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地位由幕后走到了台前。在戏剧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译者对原作的理解、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风格都受到了译者主体性的制约。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比对，分析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戏剧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和体现，希望能够帮助译者平衡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正确处理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异，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参考文献:

［1］查明建，田宇.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 1) :19-24.

［2］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中国翻译，1987( 6) :3-6.

［3］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 7) :42-46.

［4］曾祥宏.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3-8.

［5］Robinson，Douglas.The translator’s turn［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22-260.

［6］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1.

［7］马福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136-137.

［8］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 6) :20-25.

［9］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3) :74-81.

［10］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23-76.

［11］韦忠生.主体间性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策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 10) :88-93.

［12］周莹，南方.走向成熟的译者主体性理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 9) :117-121.

［13］英若诚.推销员之死［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50.

［14］思果.推销员之死(选评)［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35.

Manifesta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drama transl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Death of a Salesman

CHEN Chen
(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of Fuzhou College，Department of English，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to be exhibited in different steps of drama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context，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styl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rama translation.After a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Death of a Salesman，the author hope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s which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as on drama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s well as strategies.

Key words: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rama translation; Death of a Salesman

作者简介:陈晨( 1982－)，女，福建福州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科研项目“戏剧翻译中以译者主体性角度为基础的翻译跨文化现象之研究”( JB13343S)。

收稿日期:2015-09-18;修回日期:2015-10-27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1.014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 2016) 01-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