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上书”及骈散朝廷文字刍议

2016-02-15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韩愈

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韩愈“上书”及骈散朝廷文字刍议

熊礼汇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韩愈倡复古文，虽不偏重诏令、奏议，必求为朝廷文字，但其所作朝廷文字却多达40余篇。此类文字或骈或散，其特色值得注意。韩愈上书(启)固有上行性质，并非献言于君，而和“与书”同类，不能称为朝廷文字。其书写策略，则可概括为“自占地步”四个字。其骈体朝廷文字受陆贽文风影响，既保留了骈体朝廷文字的传统特点，又有新变之处。最突出的是以散行之气运偶对之文，变潜气内转为辞气浑浩流转而有动荡之势。其散行朝廷文字分为专体奏疏和经济奏疏两类，前者行文真气坌涌，古致淋漓，古文艺术特色显著;后者讲究实用，多用浅近通俗语言径遂直陈，或条陈其事，或随条分析，指事尽意，不为波澜，不向字句上争奇。

关键词:韩愈;上书;朝廷文字;潜气内转;古文艺术

所谓“朝廷文字”，即施用于朝廷的公文，如制诰、奏议等。有一种观点认为:“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一则韩、柳并不刻意子史著述，必求为学术专家。二则韩、柳亦不偏重诏令、奏议，必求为朝廷文字。”“韩、柳古文之所实际用心努力者，主要仅亦沿袭东汉乃及建安以下社会流行之诸体……如碑志与书牍。”“韩、柳之大贡献，乃在于短篇散文中再创新体，如赠序，如杂记，如杂说。”［1］52其说甚是。韩、柳，特别是韩愈，虽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但年轻时就对内竭外侈的骈体文风不满意，对写作各类骈体文字有一种排斥感。自谓“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2］292，明说“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2］404。纵然如此，但凡唐宋文士，一入仕途，就难免应事要作骈体公文。韩愈身为官僚，曾在朝廷多个部门担任要职，而且在元和九年( 814)冬至十一年( 816)春以考功郎中知制诰，专掌纶诰之职。故其倡复古文，固然“不偏重诏令、奏议，必求为朝廷文字”，而在其官宦生涯中，所作朝廷文字不少。制诰虽仅存《除崔群户部侍郎制》1篇，奏状却有26篇，表文有17篇。其中，骈体、散体大约各占半数。研究韩文，应对上述骈散朝廷文字的修辞特点、文风走向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而讨论其骈散朝廷文字，须先对其“上书(启)”文体性质与书写策略做必要的辨析。

一、韩愈“上书(启)”的文体性质及修辞策略

古者献言于君，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异。韩愈今存“上书(启)”12篇，因其上行性质，有人也将其列入公牍类。韩愈上书(启)对象职位最高者为当朝宰相，其次为朝廷部门首长或地方长官(含韩愈所依幕府之幕主或为官所属之上司)，无一上呈君王者。其书多为行卷、干谒、求人援引之作，如《上李尚书书》《上兵部李侍郎书》《上贾滑州书》《上考功崔虞部书》等，皆是，而以三《上宰相书》最有名。其《上郑尚书相公启》自请调换职事，《上张仆射书》实借言难能“晨入夜归”而欲张公厚遇之，皆因私事而作。《上襄阳于相公书》说读于乐辞、诗、文感受，评语精彩，对于而言，却有过誉以至阿谀之嫌。唯《上留守郑相公启》辨军人为恶事于郑相公(余庆)，《上张仆射第二书》谏张仆射(建封)勿耽于击毬，均系言事之文，但所言之事亦非朝廷之事。故韩愈所谓“上书(启)”，算不上言事于君王的朝廷文字，其文体性质实大同于与书(与书为平行之文，受书对象多为地位、身份与作书者相近或低于作书者)，和《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与祠部陆员外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孟尚书书》《与郑相公书》《与袁相公书》《与鄂州柳中丞书》《与华州李尚书书》等，基本上同属一类。之所以称“上书(启)”而不称“与书”，盖因受书对象当时地位高于韩愈而已。

讨论韩愈“上书”的修辞策略，可按其功用特点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干谒、求人援引之作，此类上书言事、说理的修辞策略，就是“自占地步”。由于求人荐拔、丐贷，事涉攀援、乞怜，往往眉欲扬而神丧、口将言而嗫嚅。为了把握话语主动权，把意思说透，而且说得理直气壮，说得对方心悦诚服，非应允不可，韩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修辞策略，即“自占地步”或“高占地步”。何谓“自占地步”?谢枋得说:“昌黎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要在平处行，要在阔处坐……韩公之所以自处者可谓高矣。”［3］837意谓作文“自占地步”，就如同人或立或行或坐，要选择“高处”“平处”“阔处”那样地势优越、便于活动的所在一样，言事说理能有一个有利于发声的突破口，能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对话平台，能有一个舒展自如的活动空间。关键是持论自处要高，只有在理论上居于上风、高占地步，方能说话主动、放言、尽言，且出语不亢不卑，以免骄、谄之弊。谢氏说韩愈作文“专占地步”，有些夸大其词，还是过珙说得准确，所谓“退之上诸当事书，皆各有自占地步处”［3］840。

的确，“自占地步”是韩愈自举自进或献文干谒的上书(启)和部分与书通用的修辞策略。如《上贾滑州书》，用丰山之钟，“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这一物理现象来“自占地步”。说自己献文干进，是因“悚慕”贾耽“昭融古之典义，含和发英，作唐德元;简弃诡说，保任皇极”，是“焉得不感而鸣”的举动。用一比喻说事，借抬高对方，把干进之事说得冠冕堂皇。

《上李尚书书》，先盛赞李实政绩、品德，然后以“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的道理自占地步，见得献文干谒，乃极自然之事。

《上兵部李侍郎书》，用“宁戚之歌、鬷明之言，不发于左右，则后而失其时矣”为喻，既抬高李巽，又自占地步，不失自家身份，使得逞性自道学问、文章修养和献文以求荐拔、以求“知己”，理由十分充足。

三《上宰相书》，可谓韩愈干进之代表作。储欣说三书行文特点，云:“第一书引经以告之，再则陈情以感之。经之所不能悟，情之所不能动，此书(指《后廿九日复上书》)直击之而已。义正词严，气盛而法立。”［3］678其实，三书干进而能言之滔滔汩汩，气壮词直，在于各有高占地步处。第一书自举自进，能振振有词，盖因先引《诗》及注说出“长育天下之人材”“教育天下之英材”唯“吾君与吾相”一番道理，来高占地步。然后趁势细道自己学养之正、文风之正，正堪造就，却不遇之甚;“吾相”尽“古君子”为相之道，“长育之使成材”“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就显得自然而然。除前面引经引注阐发“吾相”职责为高占地步外，书中四“抑又闻”云云，亦为自占地步处。作者正是以其所言为前提，既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举自进的正当性，又巧妙地强调了“吾相”荐我用我的必要性。第二书开篇所设比喻，谓“蹈水火者求免于人”不择人“呼而望之”，“闻其声而见其事者”无论与其关系如何都会“救之而不辞”。即为书中自占地步处。自己“望救”，宰相应当“赴救”，循此思路，自然引出作者“其势”之“急”“其情”之“可悲”，以及对宰相欲救而“时不可”论的反驳。第三书侃侃言之，实于“吾相”之不闻不问有责怪意，有愤恨意。本来话很难说，“忽乃托笔周公，便乃无所不言”［3］678。这托笔“周公”，乃说周公为辅相“吐哺”“捉发”以见贤者事，即作者高占地步处。然后将时相所为与周公之事反复对说，出言愤激、词锋犀利，却句句在理。其妙处或如林希元所说:“以周公来立说，自是压倒人，后面明说当时不如周公，人亦不敢怪。意复婉转，令人都不觉。末虽有求乞之态，要其自处亦甚高。”［8］677林氏说书末致意“自处亦甚高”，盖指所说“所以重于自进”之理而言。

从上举众书“自占地步”处可以看出:( 1)“自占地步”几乎是韩愈上书干进、说理的一种习惯性做法，目的是为了便于陈情干谒，改变“意所欲言而不便得言”(林希元语)的难堪处境，以取得话语主导权。( 2)所谓“自占地步”或“高占地步”，主要是在构思时找到一种道理、一种史实、一种古训、一种成规、一种人情世故、一种物理现象，甚至是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既与自己处境、行为和欲言之事、干进之意相近、相似，又能引发话题、提升其言行境界，为其行文放言、尽言提供高的起点。与径遂直陈相比，上书“自占地步”以陈情干进，本属曲折道来一路，文风当与和婉相近。不过韩文有些例外，作者充分利用“自占地步”因而底气十足的优势，真能做到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行文胆气开张，气盛言宜，尽显倔强兀傲之天性。

韩愈言事之上书(启)，内容有二:一向长官提出私人要求，一对长官所为提出批评或加以劝阻。两者皆自占地步以得义理之正，而出语则婉顺有之，激切有之，直言、婉言兼而有之。前如《上张仆射书》，表面上是要求张建封改变对自己上班“晨入夜归”的要求，实则希望对方厚待自己。即将为人分为“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两类，自谓己乃“直己而行道”“好义者”而非“随行而入，逐队而趋，言不敢尽其诚，道有所屈于己”者，自是“高占地步”。同时，文中又分几层反复叙述改变要求的意义和坚持旧规的负面影响。故其书在显露风骨的同时，还有恳切、委婉的一面。

后如《上留守郑相公启》，辨军人恶行于留守，有为受军人辱骂者鸣不平之意。元和五年( 810)冬，韩愈因论事忤留守而改任河南令，今为令又言留守处事之不公，实难着笔。启文便在两处高占地步:一是“劈头便言‘事大君子当以道’，已有千斤力量，挡他责备”［2］231;一是末言去官“不啻如弃涕唾”，“能弃官如屣，而后气壮，而文无沮词”［2］231。虽然两占地步，行文却并非逞性急言竭论，而是于留守错误举动或加以开脱，或加以回护，归咎于“诸从事与诸将吏”对“真情状”的“盖覆黤黮”。因而启之文风，具有寓峻切于和婉之中的特点。这一特点也表现在另外一些言事而事涉私人性质的上书(启)中，如《上郑尚书相公启》要求郑尚书为自己调换职事，两用《诗》义叙说理由，不但取义尔雅，而且语气委婉。《上张仆射第二书》以击毬事谏张建封，先借马设喻，从详言以马“驰毬于场”，“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入手，简说击毬对人健康之危害，已令人意动神悚;又引《春秋传》语启迪对方深长思之，语语婉切，足以感动其心。

韩愈上书(启)与其他书牍散文一样，皆为其古文之一部分。单句散行，自不用说，就是行文运气，其词随气涌、气盛言宜，亦大不同于骈文的“潜气内转”。由于其上书(启)惯于、善于“高占地步”，故言事说理往往放得开，说得明白、透彻;即使意欲言而不便于言说者，亦能把握话语主动权，甚或理得而气壮，文势有如高屋建瓴。前人从它们文气疏宕、文章尔雅、文辞峻切、文法井然等特点出发，谓其如西汉之文，正是对其古文特性的体认。

二、韩愈骈体朝廷文字的传统特点和新变之处

韩愈骈体朝廷文字，多为制诰、论谏状、举荐状(含举人自代状)、庆贺状，以及请劝表、庆贺表、让官表、谢上表、慰安表。从骈文体制、文风、表现形式、文章风貌等方面看，它们既保留了骈体朝廷文字的传统特点，也产生了一些新变之处。

先说前者。制诰，如仅存之《除崔群户部侍郎制》。该制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十一句说崔群品德修养、宦途履历，续以八句愿其尽职有为。言简意赅，可谓辞尚体要。内容设置及其表述层次，亦与传统制诰程式相合。全文除一联为六言相对外，其余均为四言偶对句式。出语平和、用词雅而不俗，符合制诰“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真德秀语)的基本要求。再如举荐状(含举人自代状)，开头必引“建中元年( 780)正月五日制，常参官授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以为依据。其下即以称许口吻叙说所举之人品性之正、才德之高、能力之强，亦有言及政绩之优者，篇末总以“若以代臣，实为至当”一类语词作结。其称所举之人长处，必用骈句言之，虽也铺陈形容，但有所节制，能做到勿冗、勿滥、勿浮。又如言事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韩愈与同署名者张署、李方叔皆因此状贬往南方，想必言辞激切，不掩锋刃，令人难堪者多。相反，此状虽痛陈关中夏旱百姓为税重所苦的惨状，而言及德宗，却出以回护之词，加以开脱。所谓“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提出“停征”“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建议前，又将德宗颂扬一番，言其必有救民之心，所谓“怜念黎元，同于赤子。……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云云。一切都出语平和委婉，皆“巽与之言”而非“不入耳之谈”。韩愈如此行文，亦可视为对骈体奏疏不可无温和敦厚之气这一书写原则的遵循。又如骈体贺表，极力称美其事、颂扬君王之德，以至谀辞不绝于口，而华藻繁缛，偶对工致，为其基本风貌。韩愈《为宰相贺雪表》《贺册尊号表》《贺皇帝即位表》《贺赦表》《贺册皇太后表》《贺庆云表》《贺雨表》等，亦有上述特点。只有作于潮州、袁州的几通贺表，说到自己谪居远州的处境，于喜庆气氛中平添几分哀愁情绪。而《贺册尊号表》，依《易》《书》之义逐字诠释宪宗“尊号”内容，然后分类“坐实”以称美其“众美并俱，名实相当，赫赫巍巍，超今冠古”。看似颂扬至极，总显得实诚不足，有恭维之嫌。而变句式偶对为长排，有骈体新变趋向。又如请劝表之《请上尊号表》，则充分利用骈文便于美化、修饰事物的功能和擅长描写、渲染事物特征的修辞手段，形容、譬喻，实写、虚拟，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又如韩愈所作《为韦相公让官表》《为裴相公让官表》，其行文思路，皆先说承命惊惶之态，再说自己才德、学识、智慧、能力难任其职，最后说所授官职重要，当择贤臣授之，请陛下改授他人。虽言让官而心存感激，自谦自抑却语含至诚。他如句求偶对，以显恭敬;结构文章，不废程式，以及起结用语雷同(如“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或大同小异(或谓“伏乞特回所授”，或谓“乞回所授”)，都说明他在为时相(韦纯和裴度)作让官表时，为满足骈体让表文体、文风基本要求做了很大努力。从上述情形可知，韩愈虽厌弃当时骈体文风，一旦要作骈体朝廷文字，必先辨其体制，熟其程式，知其风格走向暨常用修辞手段和专用语词，故其文保留骈体朝廷文字传统特色较多。其自谓“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即就其骈文“得体”而言。

陆贽为唐代撰写骈体朝廷文字的高手，对中唐以后骈体制诰、奏议文体、文风的演变影响极大。陆文概用骈体，出于实用需要，对其体制、文风等多有突破。特别在句式的散化或骈散交相为用方面，做过多种尝试。故有人说“陆宣公之奏议，间于不骈不散之间，善以偶语寓单行者，实为自辟畦町，而为宋四六之滥觞”［4］6617。“其所作制诰章奏，排比之中，行以灏瀚之气，于骈体文为别调，然不可谓非以辞胜也。”［4］8162黄震甚至把苏轼启中“皆散文之句，语相似，而便于读耳”［4］708，也说成是“陆宣公奏议体”的特征之一。受陆贽尝试的启发，韩愈撰写骈文，也有以散文为骈文或谓以古文为骈文(即在骈文中引进散文或古文文学元素)的倾向。

韩愈骈体新变，总的特点是以“辞事相称，善并美具”祛除时文内竭外侈的通病。具体做法则是在保证文有“美实”的前提下，在表现艺术方面做新的开拓。最着力处，大体有四:

一是所用骈语，文辞质直。叙事说理，或镕经铸史，或取譬形下之物，皆能辞尚体要，既繁简适度，又说得明白切当，而无不得要领、徒求藻饰的绮靡之习。虽为上行之文，亦不务求深湛典雅，语皆浅显而不俚杂。如《为韦相公让官表》云:“臣闻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焘之恩，下遂群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时，澄其源而清其流，统于一而应于万。毫厘之差，或致弊于寰海;晷刻之误，或遗患于历年。”［5］665其言宰相职责之重要，可谓简练精核。《贺庆云表》云:“五采五色，光华不可遍观;非烟非云，容状讵能详述;抱日增丽，浮空不收;既变化而无穷，亦卷舒而莫定:斯为上瑞，实应太平。”［5］699言庆云之状及其祥瑞之意，语皆明朗畅达。体物而从观感入手，不单拓开想象空间，还使浅近之语意味陡增。

二是为改变通篇皆骈的现象，大量使用纳骈句于散句中的长句。骈文通篇皆骈，易生文辞板滞单调、文气壅塞之弊。张说、苏颋作骈体朝廷文字，已注意用散语疏宕辞气;陆贽造句，力求对偶，也常寓偶句于单句中。韩愈骈文有通篇皆骈者，但更多的是骈散兼用，纳偶句于散句中，或谓使诸多骈句在散句的推动下运行。如《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云:“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说，周文王之举太公，齐桓公之拔宁戚，汉武帝之取公孙弘。清闲之余，时赐召问，必能辅宣王化，销殄旱灾。”［5］654所用长句，即寓骈于散，或者说是以骈句组成的散句。又如《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5］655“至闻”云云承上句“犹甚”而来，其为长句，实由寓于散句内的两组偶句所构成。又如《为韦相公让官表》云:“臣本非长才，又乏敏识，学不能通达经训，文不足缘饰吏事。徒知立志廉谨，绝朋势之交;处官恪恭，免请托之累。因缘资序，骤历台阁，蒙生成于天地，无禆补于涓尘;忝冒以居，涯分遂极。常以盈满自诫，方思退处里闾;何意恩泽益深，猥令超参鼎铉:窃自惟度，实不堪任。”［5］665不唯亦骈亦散，且以单词“臣”、散语“徒知”引出若干偶句，如“常以盈满自诫”上下两联即大体相对，四句依次以“常以”“方思”“何意”“猥令”领起，散文味浓。又如《贺皇帝即位表》云:“臣闻王者必为天所相，为人所归，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后奄有四海，以君万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圣之丕绩，当中兴之昌运;爰自主鬯春宫，齿胄国学，孝友之美，实形四方;英伟之姿，久动群听。及初嗣位，遐迩莫不欢心;爰降诏书，老幼或至垂泣。举用俊乂，流竄奸邪，虽虞舜之去‘四凶’、举‘十六相’，不能过也。”［5］696此段颂词，亦骈散兼用。或以散句包容骈句(即寓骈于散)，或以散句引出骈句以为长句，或用散句句式构成偶句，或直接续以散句。如此造句，便使文辞疏密得当，有灵动之美;文气流走无碍，少抑遏闭塞之弊。

三是使用逐句相类的排比句。这也是陆贽奏议常用的做法。排比句的使用，实可视为对骈文概用偶句的变通，或者说是对偶句句式的扩充(句子由两句到三句以上，句长由四言、六言到不拘长短，句式由两相对偶到多句句型大体类似)。排比句用得好，能增强骈文的表现力和艺术美。韩愈爱用排比句，所言有句式雷同者，如前引《论今年权停举选状》“殷高宗之用傅说”四句，即是。《贺赦表》“惧刑政之或差，怜鳏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虑法讹之益奸”［5］697，亦是。有句式大体类似者，如《贺册尊号表》“体仁长人之谓‘元’，发而中节之谓‘和’……道济天下之谓‘应道’”八句、“子育亿兆，视之如伤，可谓体仁以长人矣……国内无饥寒，四夷皆朝贡，可谓道济天下矣”［5］698八句，皆是。显然，前八句是以单句作长排，后八句是以复句作长排。又句式大体相类，甚至仅为逐句字数大体相同者，可见其句作排比、语随意出的灵活性。

四是以散行之气运偶对之文，变潜气内转为辞气浑浩流转而有动荡之势。这是韩愈古文创作以气为主、气盛言宜修辞策略和表现手法在骈文写作中的运用。储欣高度评价韩愈这种以古文为骈文的做法，认为是对骈体文风的重大改革，谓“江河浑浩流转之气，行于四六骈俪之中，亦厥体一大变也”［3］3152。其所以如此，似乎与他有意学陆分不开。前引陈康黼语，即谓陆贽“所作制诰、章奏，排比之中，行以灏瀚之气，于骈体文为别调”。韩愈以散行之气运偶对之文，可分两类言之。一类是叙事纯用骈句铺陈渲染者，一类是寓骈于散、委曲以道胸臆者。前者如《请上尊号表》“今天子整齐乾坤，出入神圣;经营乎无为之业，游息乎混元之宫;不谋于廷，不战于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章亥所步，禹契所书，四面辐辏，各修贡职”［5］703，何焯谓其“势如涌出，雄伟非常”［6］卷1，成因即在于行文能以浑浩流转之气运偶对之句。具体说，由“今天子”领起的十组偶对之句，语意承续，关联紧密，此伏彼起，形如鱼贯，势若流水。关键是文气强旺，贯穿其中，既筋连脉注，不可断绝，又激荡有力，促使雄词峻语，络绎而出。像一般时文营造骈句，仅知“抽黄对白”“宫沉羽振”，唯求偶对之精巧美丽，或任意铺陈，散漫不收，全不顾及前后各联之间的联系，显得文气壅塞以至“断气”，自难与韩文行气于骈句中同日而语。后者如《为裴相公让官表》，本借“让官”以谢恩，说宦途以表衷情。通篇文气疏宕，流转自如，除偶句连出、一气呵成外［3］3153，句式骈散结合、寓骈于散也起了很大作用。像“臣少涉经史，粗知古今;天与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无惮杀身;慕当官而行，不求利己。……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论事过切，为宰臣所非……陛下恕臣之罪，怜臣之心，拔居侍从之中，遂掌丝纶之重，受恩益大，顾己益轻:苟耳目所闻知，心力所迨及，少关政理，辄以陈闻。于禆补无涓埃之微，而谗谤有丘山之积。陛下知其孤立，赏其微诚，独断不谋，奖待逾量。臣诚见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圣之姿……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责，更极宠光……圣君所厚，凶逆所仇;阙于防虞，几至毙踣。……未知所措，只自内惭;岂意陛下擢臣于伤残之余，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圣明”［5］665。所用散句不单有整句一散到底者，还有以散句领起若干骈句(以骈寓散)者，而骈句常以散句惯用的虚字或其他名词、动词、连词作为偶对成分，故其叙事以抒怀抱，纵然委曲道来，承转不一，却意接词续，脉络清晰。

三、韩愈散体朝廷文字的古文本色和实用特点

本来，表、状二体，汉、晋多用散句，唐、宋多用俪语。故韩愈所作表、状，既有以骈句为主者，也有以散句为主者。无疑，韩愈散体表、状，皆因言事而作，贺表(状)、荐表(状)、谢表(状)，进表(状)，概莫能外。其艺术特色最为显著者，实有两类文字。一类可勉强称为专题奏疏，如《复仇状》《论捕贼行赏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荐樊宗师状》《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等，其艺术风貌，大都保持古文本色。一类是所谓“经济(经国济世)奏疏”，如《论淮西事宜状》《黄家贼事宜状》《钱重物轻状》《论变盐法事宜状》等，出于实用目的，写作多用条陈其事、逐条论析的手法。欲知其详，当从分析作品入手。

先说前者。此类文章都具有古文以儒学为本的文化精神。就立意集中、论题单一而言，也符合古文篇各一事、主题不二的要求，因而构思、选材、用语、修辞，以至锻字造句，以气运文，皆有义法可言。他如行文词随气出，或雄直之气，一贯到底;或顿跌有致，伸缩自如，亦从古文中来。如《复仇状》，所议之事为子复父祖之仇而杀人当如何处置，结论是不立或杀或赦之定制，而是事发则“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论述则围绕《周官》《公羊传》所言展开辨析、推断。

《论捕贼行赏表》，言宪宗当兑现当日诺言，重赏刺杀武(元衡)、裴(度)凶手之人。前言时事，语不离“信”;后引史事，亦以“信”字为关锁。说理观点突出，详尽、明白。言时事六用“斩(缚、致)……收……”句式，长短不拘，似对不对，似排不排。又说守信可成大业，“如乘快马行平路，迟速进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无不可者”［5］681。譬喻形容，以成长句。又细说秦孝公重赏南门徙木者故事、周成王桐叶封弟故事、汉高祖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故事。曾国藩言其“引用太烂漫”［3］396，其实，此与上述特点，均为古文家的惯用手法。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满纸谦词巽语，却显出碑文的重要、难得。先引古例说神圣之君纪述其殊功异德卓绝之迹，不可轻以属人，方有经典之作。如“其载于《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于《诗》，则《玄鸟》、《长发》，归美殷宗;《清庙》《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5］677。自是韩愈古文说理遍引实例以助其说的做法。后说“淮西之功，尤为俊伟”、能撰文者亦多，所说“刬刮群奸，扫洒疆土”用字之奇，“词学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师，磊落相望;外之则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之则翰林禁密游谈侍从之臣”，所用字数大体相当、句式大体相似之对法，也是韩愈古文所用“偶语”的特点。

《荐樊宗师状》，文字不多而语语由衷。所用语词，最重要的就是介绍樊氏的三句话:“孝友忠信，……可以厚风俗:勤于艺学，……可以备顾问;谨洁和敏……可任以事。”［5］675三句长短不一，句式也不完全一致，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排比句。其语简而情真，句随意出，不拘格式，正是古文区别于一般骈文的地方之一。

《论佛骨表》，先针对宪宗佞佛，意在祈寿求福的心态，罗列史实［7］卷6，“证明”佛法未入中国之时，先王、百姓皆“安乐寿考”，而自汉明帝“有佛法”以后，国家“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君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8］5259。叙说急言竭论，语直气激，足使宪宗为之震怒。再说高祖本有除佛之心，而宪宗即位之初亦有禁佛之诏，故谓其“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林纾说:“‘未能即行’者，咎上之不能法祖也;‘恣之转盛’者，咎上之自行食言也。……有此两句，作一锁纽，以下则言舁迎佛骨之非，几使皇帝读之发愧。”［9］卷3同时林纾也说，此句是“用婉转之笔”，“稍为宪宗回护”;“复大加回护”［3］3233的，是对宪宗佞佛而“不惑于佛”，意在为京都设一“戏玩之具”的解释。其实所谓“婉转之笔”乃藏针于绵，于宪宗有非难意。“大加回护”亦话中有话，下言百姓奉佛不惜身命的种种愚昧、疯狂行为，皆因相信宪宗“真心事佛”所致，看似指责“百姓愚冥”，实以宪宗为批评对象。故宪宗读表恼羞成怒，既在于前幅的“过于激切”，也在于后幅的“不胜委曲”。显然，从奏疏进言当气婉言巽以为君王所用的角度看，其书写策略(包括立意所在、话语选择、风格取向、修辞手段等)似应调整，但从韩愈倡复古文的主张看，此表文辞质直，不加粉饰，真气坌涌，一味痛快，而法度齐整，叙次论断，简明扼要，却是他古文中足以与西汉之文媲美的代表作。

《潮州刺史谢上表》，为韩愈极用意文字，吴阖生即言:“此篇公贬斥后，要结主知之作。竭尽平生材力为之，其经营之重，盖不减《平淮西碑》。”［3］3258韩愈上表目的不单是为了谢恩，还意在让宪宗了解自己学问、文章之杰出，贬潮处境之险恶，以及对他的无限忠爱之心，希望对方能将其召回朝廷。观其立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谢恩涉及对“犯罪”之事的检讨，韩愈只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都是讲错在出言不妥，并没有否定对宪宗佞佛行为的批判。二是与《论佛骨表》不同，此表采用的是和立意相应的书写策略和表现方式。首先，尽管文中有“硬语相接，雄迈无匹”者，但总的风格偏于哀婉，情哀词迫，语带悲怆，以至伤心号呼，求君“哀而怜之”。悲情易动人心，据说宪宗读表即有“复用”韩愈之意［10］4202，文风哀婉当为其动因之一。其次，出于立意需要，当寻一话题言之，劝君“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即是。对此，前人或以为迎合宪宗之“谀悦之计”，大不可取;或以为宋以前儒者多以封禅为盛事，倡导其事，亦非全属阿世谀君之举［3］3248。从选材以突出立意的角度看，自是选择得好。既能前用铺陈手段叙说宪宗功德，对其高自称誉;又能后以伤感语气极写“自拘海岛，日与死迫”，不能参与盛会、为陛下所用的悲哀。再次，此表文风哀婉，但文中不乏词气奔放之处，显得笔力雄大，气势雄壮。之所以如此，与作者从立意出发，有意以贬潮处境险恶，学问、文章杰出，宪宗功德伟大，“自拘海岛”可悲为主要内容，大有关系。因为这些内容适合用铺陈渲染手法逞兴而言，加上隐然两相对比(才能杰出与处境险恶对比、宪宗有功德可颂与自己没有机会颂扬对比)，故行文易得气涌情溢之句。或为硬语，或为劲词，可谓力透纸背。张裕钊即称其“四字句一气直下，读之止如一句”［11］卷16。吴阖生则谓其“全运以汉赋之气体，如铸精金纯铁，如驱千军万马，山起潮立，坚刚直达，山岳可穿”［3］3258。最后，受立意支配，用语有明言以求复用者，也有微言以讽者。后者如说宪宗“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吴阖生即谓“此述到州宣慰之词，而以微词讽动天子，冀其怜己。言在此而意在彼，遂觉意味无穷”［3］3239。又句式以散语为主，也有间用偶语者。偶语如云“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5］690，即是。又爱用纳偶句于散句中的长句，如“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即是。爱用句中自对的四字句，如“狂妄戆愚”“正名定罪”“破脑刳心”“威武慈仁”“亲疏远迩”“早朝晚罢”“兢兢业业”“飓风鳄鱼”“涨海连天”“毒雾瘴氛”“孽臣奸隶”“忧惶惭悸”“蠹居棋处”“以祖以孙”“旋乾转坤”“雷厉风飞”“负罪婴衅”“戚戚嗟嗟”“穷思毕精”等，皆是，其自对有不求字叶平仄者［12］37。韩愈句用偶对，有对宪宗表示恭敬之意，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作古文纳骈于散的习惯。

总之，此类专题奏疏，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具有以儒学为本的文化精神;行文真气坌涌，古致淋漓，以气运文，气盛言宜;使用单句散行、间用偶语的句式，文辞质直，不加粉饰;说理广征博引以助其说，且引经悉数罗列，用事展开来说;叙事辞事相称，丰约适度，体物写情概言者多，且多以四言为句;章法严密，布局、措辞、用字皆有法度，特别讲究修辞手法的巧妙而富有变化。这些可以说是韩愈古文的基本特点。事实上，韩愈撰写此类奏疏，既承续汉、晋同类散体奏疏(汉、晋古文之一部分)的写作传统，又运用其古文艺术经验，因而它们能跻身于韩愈古文之林。从此我们也明白一个重要事实，即韩愈倡复古文，虽“不偏重诏令、奏议，必求为朝廷文字”，但并不等于韩愈没有用古文艺术经验介入朝廷文字的写作。

韩愈“经济奏疏”，皆就当时政治、经济紧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奏状剖析情势，利害较然，至明至尽;所陈机宜，洞中时弊，皆可施行。由于所论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又务必陈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故多采用条举其事的写法。如《论淮西事宜状》，实际论述的是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方略。《状》中“条次平贼事宜”六条，其实最重要的是六条以外、前言所说的宪宗皇帝的态度。意谓淮西可平，关键在于宪宗当机立断，“先决于心，详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图功”。尤其不能因战事持久、所费甚多而误听“异议”“半途而罢”。下言六条，如说就与淮西边界相连各县招募兵员，分四道集中屯兵，对蔡州士卒慎杀戮而“贷以生全之幸”，陛下不可未能速胜“便议罢兵”，下诏警告淄青、恒冀两道不得救助淮西，皆为具体措施。它们都极具深刻性及可行性，如其“第三条，即宋太祖谕曹彬下江南之意”，“第六条，异时李德裕用以制泽潞，为古今所称”［3］3359，“所陈征兵、守隘二款，可谓料敌如神，非文士纸上谈兵套语”［3］3358。

《论变盐法事宜状》。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张平叔上疏请官自卖盐，诏令公卿详议，韩愈与韦处厚条诘之，事遂不行。韦氏发“十难”以折之，此状即韩愈“条诘”之文。状词分十三件，随条分析、驳斥张氏所改盐法十八条(张氏十八条，状中可见者十六条，其中第五件含三条，第六件含两条，余皆一件一条)，件件条分缕析，不避糜碎，弊端所在，清清楚楚。

合而言之，此类经济奏疏实用性强，除所言能解决实际问题以外，一定要把道理说透彻，把利害说清楚，把措施说具体。韩愈的方法是用浅近通俗语言径遂直陈，或条陈其事，或随条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说得集中，说得详细，说得深刻，说得明白。方苞谓其“指事尽意，不为波澜，尚近汉人”，又谓“语皆通俗而不俚杂，是公天授耳”［11］。储欣谓其“指陈利害，一一如画宫于堵”［3］358。林云铭谓“其文以明切为主，如说家常话。经济奏疏，原不待向字句上争奇耳”［3］3358。这些评语正概括出韩愈经济奏疏与古文的区别(“不为波澜”“不向字句上争奇”)，及其指陈利害，明白切当，用语如说家常话，通俗而不俚杂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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