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森

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也是作品原作者与目标读者、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媒介，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译者主体性使得译作都不可能完全忠于原文，都会或多或少地体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及译者的个性特点。本文以《呼兰河传》和《染布匠的女儿》为例，从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层面，比较分析葛浩文的这两部作品，以供翻译研究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葛浩文；《呼兰河传》；《染布匠的女儿》

1 引言

翻译就是用译语传达原语所表达的意思，是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在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翻译起着非常关键的桥梁作用。通过译者的语言转换，目的语言的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源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状况、文化发展、精神启迪等内蕴，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民族，可以畅通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可以说，翻译活动密切了世界各国、各地域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译者、文本与读者是翻译这一动态活动的三大主要因素，但是，长期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主体作用及其意识形态活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文化地位也往往被边缘化。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语言学研究的推动下，翻译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7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关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从此，翻译的主体性开始得到翻译研究界的关注。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往的“忠实”、“对等”转向译者主体地位的发挥。译者在翻译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倾力研究的热点，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全盛的时期。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也是作品原作者与目标读者、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媒介，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译者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主体能动作用，进行选择与适应，其个性特点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译作中，这些都使得译文不可能绝对忠于原文，而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发挥和创兴。译者主体性这一点，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呼兰河传》和《染布匠的女儿》是葛浩文早期和近年的两部译作，前者出版于1979年，后者出版于2005年，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层面，比较分析葛浩文的这两部作品。

2 葛浩文及其翻译观概述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当代文学翻译家、汉学家，被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是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翻译家，翻译了包括萧红、杨绛、冯骥才、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毕飞宇、姜戎、王朔、莫言等几十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萧红的《萧红小说选》、贾平凹的《浮躁》、李锐的《旧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苏童的《米》，以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和《酒国》等，都是其非常卓越的译作。在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葛浩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葛浩文的翻译严谨而讲究，清晰而准确，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原作的灵魂和神韵，在翻译的选择与适应中，充分发挥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他注重从文化角度出发去进行翻译，在他的翻译笔触下，中国文学拥有了当代英美文学浓郁的色彩。葛浩文在长达三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翻译观。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应做到的就是忠实，应尽可能地将原文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其次，背叛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就像读诗，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选择观、经历与知识，没有哪个翻译能够与原文完全一致，只要是翻译，都会对原文有所背叛。但是，这些对于作品的变动和调整，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译作的可读性；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译者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作品中的文学精髓呈现给目的语读者，以此来激发目的语者的感情共鸣，促进不同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译者可以变动和调整作品的某些地方，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顺利达成翻译的目的。从葛浩文的翻译观可以看出，对于一位优秀的译者来说，无论其那个阶段的翻译作品，都会受到其主体性影响，都不会完全忠于原文。在翻译这一动态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可以说是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有机的、动态的统一。

3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中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

3.1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概述

《呼兰河传》是将萧红推向创作巅峰的著名长篇小说，这部回忆体小说，也代表了萧红的杰出文学成就。对此，葛浩文认为《呼兰河传》充分体现了萧红最具个人色彩和艺术性的创作，展现了她卓越的艺术天赋，“In the final analysis，Tales of HulanRiver must stand as Xiao Hong，s representativework；it is her most personal and artistic creationand is a lasting testimony to her artistic genius.”。于是，衷情萧红作品的葛浩文，成为《呼兰河传》的不二翻译人选，而其翻译的版本——Tales of Hulan Rive，也成为这部优秀作品的唯一精致唯美的译作。该译本最早出版于1979年，此时学术界刚开始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因此，译本还极大地体现出传统的翻译理念。《染布匠的女儿》是葛浩文在2005年翻译的《染布匠的女儿：萧红小说选》中的一篇作品，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研究。在前者的翻译中，葛浩文基本是忠于原文，并尽力再现呼兰县当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但是，在研究与理解原文原语的前提下，葛浩文也发挥了译者主体地位，对译文进行了适应于选择，以满足目标读者和西方主流世界的需求。例如，他只翻译了《呼兰河传》的前五章，作品的第六章、第七章都省略未译。第二章跳大神部分，对于大神和二神的一些唱词，也进行了省略。《染布匠的女儿》是作者成名之后的译作，葛浩文在翻译中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其译者主体性地位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该部译作的反响比较平淡。

3.2 葛浩文在《呼兰河传》中的忠于原文的翻译标准

萧红的《呼兰河传》首次出版于1942，葛浩文的翻译开始于1975年，也就是尼克松首次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的三年，并在1979年出版。同年，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在访问美国。这些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人民对于中国这个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葛浩文的《呼兰河传》译本就这样诞生。《呼兰河传》充分贯彻了忠于原文的翻译理念，在所选的翻译章节中，葛浩文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力图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精髓。

正如葛浩文在《呼兰河传》序言中，所说的那样，“the foremost consideration has been a faithful rendering of the unique writing style-simple yet precise，intimate without being gushy”（Goldblatt，1979：xi）.（“忠实而独特写作风格、简洁而精准的描述、真实而不造作，是首要考虑的”）。

3.3 葛浩文在《染布匠的女儿》中的翻译经济性选择

《染布匠的女儿》是2005年才翻译出版的，需要以当今的文学作品翻译主流价值观来评判。此时，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二战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吸引了更多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化。但是，在西方国家，其价值观与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宗教思想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西方读者的需求，葛浩文在翻译中，积极践行了译者主体性的理念，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融入自己的主观理解和个性特点，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处理，其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

3.1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译者主体性对比

在《呼兰河传》中，“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Then when men hit their wives they can say：“The Immortal Matro is supposed to be in constant fear of being beaten by the Patriarch，so what makes a gossipy woman like you different？” It is obvious that for a man to beat a woman is a Heaven-ordained right，which holds true for gods and demons alike.No wonder the idols in the Temple of the Immortal Matron have such obedient looks about them—that comes from having been beaten so often.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obedience is not the exceptionally fine natural trait it has been thought to be，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being beaten，or perhaps an invitation to receive beatings.）

在这个例子中，萧红表达了她对性别歧视的不满，服从只是被殴打的结果，也是继续遭受殴打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正风起云涌，葛浩文忠实地再现了萧红作品中对女性歧视的不满，从而达到了主体完美契合社会需求的目的。再如，“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This place，Hulan River，was much too closed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and there wasnt much culture to speak of.Nonetheless，the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were in the main satisfied，and a Hanlin Scholar of the Ching dynasty had been asked to pen a lyric about the place，which went：Natural forests along the Hulan，Since antiquity the source of remarkable timber.）

在这里，关于timber，葛浩文在该页进行了注释说明，但是，在2002版中则删除了注释。究其原因，一是注释太多会影响小说的可读性，二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大，注释太多h会影响文学翻译的效果，因此，对于此处，葛浩文进行了删除。另一个变化是“Ching”、“kang”、“Hsiao Hung”都采用了“Qing”、“kang”、“Xiao Hong”，

葛浩文非常注重对读者的研究，他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关注读者，而不是译者。在《染布匠的女儿》的译作中，葛浩文基于出版商的要求和读者需求，对于翻译策略进行考量，并根据增强作品的故事性和西方读者阅读便捷性，删掉了每章开始部分的史料内容以及小说结尾的大部分评论，这也是导致该部译作反响平淡的原因之一。

4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化，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为了让译者能充分理解原文，译者需要忠于原著，最大程度地还原源语言作品内涵与文化，但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也会受到其翻译观、翻译目的影响，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和策略进行适应于选择，同时，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和出版商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受动性和为我性，这三者是辨证统一的。译者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合理的彰显与遮蔽，采用更加恰当的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以提高译作的可读性和文化传播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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