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禅佛视阈下宋志军小说的文化解读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摘要:宋志军以禅佛为文化背景创作出的小说在新世纪文学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宋志军对佛教文化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独到的理解。他的小小说以禅佛文化为底色，表现出作品精神容量的宏大与宽广。《上天堂》是宋志军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性空来否定人的情欲，并以空性思想劝导世人，彰显并升华了小说的寓意。以禅佛文化为背景的文学写作既是宋志军文学创作的着力点，也是其将来应该坚持的精神向度。

关键词:宋志军;小说;禅佛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本土，影响到中国文学的主题思想、文体结构、语言修辞、审美意象、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以及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以至20世纪40年代，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而一度沉潜。新时期以来，佛学方始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杜运燮、汪曾祺、马丽华、史铁生、贾平凹等少数作家的文学作品中［1］。除此之外，几乎很少有作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有意识地以佛教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因为作家对佛学与佛教文化的理解所限，另一方面也与文学作品追求故事感受而忽略深度体验相关。在这种文学背景下，宋志军以禅佛为文化背景创作出的小说也就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

一、平常心态与顿悟思维:宋志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在宋志军的小说、博文及其他文字材料中，可以见出其对佛教文化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独到的理解。《鸿鹄焉知燕雀之乐也——小小说创作谈》是宋志军谈创作经验的一篇文章，文中他谈到自己对小小说的创作兴趣、自己的创作道路以及创作心得。但文中之意不尽于此，他还由文学创作感悟出诸多关于自我、人生、生命、命运等方面的大道理。在文中，他思考人该如何活好每一天、过好这一辈子。但无论如何，人的生命也不过是区区百年。这不过是往古、现在、将来芸芸众生的存在事实，没有人能超越这一生命边界。但在这区区百年中，人又有诸多的痛苦烦恼，这确实是人生的大问题，也是各种哲学试图解决的基本命题。宋志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贪嗔痴所致。

佛教中贪、嗔、痴为有害众生修行的“三毒”。其中“贪”是欲望，是对于外界一切可欲之物追求、占有的利欲之心;“嗔”是憎恨，是对不顺己意的人、事、物生起的愤恨、恼怒心理;“痴”是愚昧，是不明事理而起的人生种种烦恼。在佛家看来，贪欲、怨愤和痴愚是人类苦难及一切恶行的根源，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而不能超脱。尽管佛也开出了“戒定慧”的方子以熄灭“贪嗔痴”，但明白此事理且身体力行的实在不多。越是物质发达的时代，“贪嗔痴”的“毒”“火”便越难祛除。毕竟对于人来说，感性的身体享受比理性的自我修养更有诱惑性，也更容易轻松地做到。但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滚滚红尘中仍葆有净化身心的形而上冲动。换句话说，物欲化时代，若能勘破种种生命实相、明白事理因果，凡事凡物以平常心态对待，便是显现智慧、解脱苦厄的开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志军对于生命的认识便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他认为，生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却因为人们想升官、想发财、想长生不老、想成佛成仙、想拥有一切等太多的贪欲而变得复杂。人生百年，终日忙活，想的是立德立言立功、齐家治国平天下，却忽略了吃喝拉撒、谈情说爱的日常生活。这种拂去了生命的意义附加、还原生活本色的“平常心态”，对于沉溺于物质追求的人们来说，其警醒和启示意义毋庸置疑。

当然，宋志军对于禅佛的理解不仅是知识性的宣介，而且还有深刻的感悟。《和作家陈世旭的一次对话》讲述的是自己对禅佛感悟的几件事情。一是他对僧人“三戒”的称赞，认为他戒化缘、戒讲佛、戒占名山实是秉持修道之心、崇敬佛祖、不受外惑的高僧风格。二是对作家陈世旭所说的画家不为寺院作画后回家手疼的解答，在维护佛的慈悲宽厚的同时也指斥了寺院住持斤斤计较的凡俗心态。三是在少林寺参观时抽中一下下签，于是以“天降之福，不可趋之;天降之祸，不可避之;福祸无门，唯自招之”的平常心态坦然对之。四是与汝阳观音寺住持释恒乾议论“四大皆空”。释恒乾认为，“四大皆空强调的就是一切皆幻象，不可执着，最要紧的是看透、放下”。宋志军以屋为喻，论述了“空”与“不空”的辩证关系:“尽空非空，尽不空亦非空，所谓四大皆空，当是空余、空下、空出，是容纳、容忍、容让。”这段偈语式的话里满蕴机锋禅趣，看似偶然得之，却是多年研读佛理的顿悟结果。五是与陈世旭谈因缘、善恶，认为世间万物因缘而聚散生灭、世事轮回。缘虽然有万千种，但归根结底是因善恶而生。作为普通人，应当惜缘修福、消恶积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么世风会日渐向好，而社会也会日渐和谐。

除了以上直接参禅悟佛的文字，宋志军还有一些随感性短文及诗歌也涉及佛教文化，如诗歌《感怀》《写给大师》，短文“感悟”系列(《不要恨那些伤害你的人》《要善待每一个人》《要注重亲情》《不要急着成功》《关于死亡》《要善待各种动物》《要相信灵魂的存在》《要感谢你那久病床前的父母》《要同情那些犯了错误的人》等)。可以说，佛理禅意构成了宋志军的人生底色。在生活中，他也时时有意或无意间以佛家眼光看取人事物理。杨晓敏是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百花园杂志社的总编，也是《小小说选刊》《小小说出版》的主编。因为他20多年持之不懈的努力，“郑州小小说”成为文坛热点。也因此，小小说跻身于“鲁迅文学奖”的行列。这一成就的取得也与杨晓敏帮助培养一批小小说作家相关，其中就有宋志军。在多篇文章中，宋志军以“佛”或是“菩萨”称颂杨晓敏的舍己度人精神，认为杨晓敏是一位有菩萨心肠的人，热心、善良，并且常有悲悯的心怀。宋志军回顾了杨晓敏之于小小说兴盛的意义，认为他不仅致力于小小说这个文体的振兴，而且培养了大批小小说作家、出版了很多小小说书籍，所有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大善事。他以小小说这种方式给人以自信、开启人的智慧、发扬光大小小说的事业、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而这些做法也正是四大菩萨之所为，行了四大菩萨的心愿。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教人积极入世、奋发进取，佛道文化则使人消极避世、无所作为。当然，这只是就其主体精神而言，具体到实践中，儒家文化也有诸多鄙陋，而佛道尤其是佛家文化那种舍身饲虎、普度众生的勇猛慈悲、自我牺牲精神，也许更多地体现出人性光辉和生命智慧。困顿于现代生活的人们，灵魂的撕裂和精神的焦灼更需要利物济生、自度度他精神的佛家的引导、庇护与安慰，以和谐地处理好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政府官员的宋志军能够在公务繁忙之际亲近佛理、感悟人生，更能见证出佛教之于人类的家园意义以及拥有一颗平常心的可贵。

二、孤独存在与悲悯情怀:宋志军小小说的佛教文化底蕴

有学者在谈到宋志军的小小说时，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词是“悲悯”“大情怀”。宋志军也认为小小说的写作应戒除功利心、拥有大的胸怀，小小说是“悬思—苦索—顿悟”的结果。从这些评述和自语可以见出，宋志军的小小说铺垫的是佛教文化的底子，以悲悯的眼光看其笔下种种人物并以慈爱心境予以同情和关爱是作品的主要文化向度，表现出作品精神容量的宏大与宽广。

宋志军在小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普通小人物形象，他们或者卑微地生存，如《两个陌生人的情人节》中的“他”和“她”、《老人和狗》中的老栓;或者是有着软弱、自私、狭隘等性格缺陷，如《三婶》中的三婶、《金钻和石头》中的金钻;也有道德理想化的人物，如《王大志的远大理想》中的王大志。无论何种类型，宋志军总是以悲悯的心态给予人物以温情的理解。

从哲学角度来说，悲悯产生的根源是人类先天性的苦难和人性缺陷。当意识到人类处于一种悲剧性存在，并且这种悲剧性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时，悲悯之心油然而生，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拯救众生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看起来渺不可及，却反映出主体精神不断超越自我的本性。在宋志军的笔下，人类最大的不幸也许是那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孤独感。《两个人的村庄》中的刘根柱和牛百成年轻时因为名字的称呼互不服气了几十年后才握手言和，最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两个人做了儿女亲家，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曾经热闹非凡的村庄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就这篇小说的现实性而言，表现出对留守老人深切的人文关怀。留守老人出现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乡村的老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越来越空虚。尽管这一问题正在引起政府、学者等各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留守老人”这一现象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作者以轻喜剧的叙事方式写出了刘根柱和牛百成围绕名字明争暗斗一辈子的喜剧性人生，但结尾的一句却陡然为全文抹上沉重的一笔:“他们不再在意对方怎么称呼自己，都是直呼对方的名字，‘根柱’‘百成’地叫着，他们生怕没有人不断地叫上几次，他们会把自己的名字都给忘掉喽。”［2］102－103这是村里两个最有能耐的人，“刘根柱一手好泥瓦活，又喊了一口好夯号子，整年带着十几口人为周围十里八村的人家盖房子，响得如同唱戏的大锣一样。而牛百成却会一手好厨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是请他去掌大勺，好烟好酒地伺候着，临了还要恭恭敬敬地奉上红包”［2］98－99。年轻时的风光随着村庄的空落黯然失色，他们和村庄一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靠名字才能提醒自身的存在。当读者唏嘘着风光不再、物是人非的时候，难免会产生设身处地的悲悯之情，既是为刘根柱和牛百成，更为包括自我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孤独感到伤感和悲凉。

在《两个陌生人的情人节》《少年秋》《鬼屋婆婆》《池塘边的马老三》等小小说中，人物的生存体验也是孤独感。“他”因为女友的抛弃而对生活有了“一种幻灭的感觉”，“她”因为男友的欺骗而做了妓女，丢失了灵魂而麻木不仁。秋是一个在特殊年代追寻生命的绿色的少年，病态的环境使他在孤独恐惧中死去。大奶奶则是在人性的执拗中自我封闭在老院子里，“平时从不和人来往”。马老三独自一人生活在村头池塘边的小屋里，生活简化为回忆:“一老一小两个人影在他脑海里浮现，似乎那就是他这一生的全部。”［3］98－99孤独的产生并非始自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但在后消费时代特别明显，人们在追求刺激性的感官化体验中成为一个个互不交集的原子式单体。技术重塑了人的感觉，却封闭了通往灵魂世界的朝圣之途。该如何化解这种僵化的孤独外壳?宋志军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他”和“她”在对性爱的极致体验中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她”要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好好地活，活出个样子来”;“他”“要找一个喜爱的女孩，好好地爱，爱出个结果来”。这种温情化的处理，赋予人物以救赎的可能和生活的亮色。但更多的情况下解决孤独的路径却是死亡，就像少年秋、鬼屋婆婆、马老三那样，也许在另一个非物质的世界，灵魂与灵魂之间可能更容易沟通。

有学者在论述到“悲悯”时说过:“悲悯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人伦之爱，也不是对于正面价值或者说人类之优点的喜爱。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指向个体或人类之缺陷、不足，甚至于‘罪恶’的”。那么，对于这些缺陷、不足甚至是罪恶行为的主体表示怜悯，也即宽恕，也是悲悯的内涵所在［4］。《三婶》中的三婶年轻丧夫，抚养幼子长大成人。媳妇秀秀容貌秀美、勤快善良:“过了门她就没闲着的时候，家里地里活都干，每天三顿饭都是做好了端给婆婆丈夫。”但即使如此，秀秀还是有让三婶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不能生育。含辛茹苦养大儿子，就是希望他能延续香火。知晓儿媳不能生育，三婶让儿子和秀秀离了婚。再娶的金桂倒是生了个男孩，却对三婶百般责骂。还不到60岁就死去的三婶临死时嘴里嘟嘟哝哝不停念叨的是秀秀的名字。从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看，三婶为了要个孙子而摔断腿以及受尽责骂而死是因为她对秀秀的态度所致，属于罪有应得。但作者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写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诫故事，而是让三婶临死时表露出忏悔之意。三婶受到儿媳的责骂、饱受折磨以至于抑郁而死是对她对秀秀不好的还债，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现世报。既然已功过两销，作者也就以佛家的慈悲给予三婶道德的宽宥。

这种宽恕同时也投射在另外一些人物身上，尤其是这些人物本身就是受害者，当他们做出宽恕这一行为时，受损的灵魂笼罩着佛性的柔光。《后羿射日》是对神话故事的想象性重述。后羿和嫦娥尽管恩爱有加，但嫦娥却在月圆之夜偷吃了西王母送与后羿的仙丹飞到月宫。愤怒的后羿要用箭把月亮射下来，却遭到仰慕嫦娥的太阳十兄弟的阻拦。于是后羿搭箭在弓射落了九个。就在他将要射向第十个太阳时，感觉到嫦娥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那眼泪既有后悔，也有对他深深的爱恋”。从狂怒中清醒过来的后羿幡然顿悟:“如果自己射落了所有太阳，月宫里从此就再没有光亮了，他的妻子嫦娥就要永远生活在一个没有光亮的地方。”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既然他还深爱着妻子，为什么不就此放下呢?于是，“后羿扔下了弓箭，转身向远处走去”［5］。

王大志是宋志军笔下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从佛教的角度而言，王大志就是现实生活中“佛”的隐喻式在场。王大志存有一般人性上的缺点，但优点更多:重情义、讲诚信、有理想。如果抛开世俗性的生活情境，王大志的所作所为就是佛陀自度度人的红尘历练过程，就像他帮助昔日的学生肖玉洁及其母亲、对岳父的临终安排及关怀、给伤害过他的谢海子的报酬一分不少、最终画作获奖并来到北京继续深造。他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济世精神，比如假扮死人救治疯妇;也有对终极价值的思索与顿悟，比如以鲜血作红日完成《泰山日出图》;更有对自我人格的超越，比如他对肖玉洁心猿意马的悟解。因为王大志的存在，肖玉洁从堕落的泥淖中自省，谢海子一直未泯灭正义，张桂花恢复了对父亲的亲情。佛语说人人皆可成佛，那么王大志的所作所为展现的不正是佛的大悲悯、大智慧、大宽恕?这样一来，王大志的“大志”则别有深意，蕴含的实则是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与关切。作为佛教文化的现实镜像，王大志的“远大理想”所寄寓的也许是宋志军的终极信仰。

在谈到当下的小说创作时，学者贺绍俊说过一段话:“当下的一些小说，虽然故事讲得很流畅，很吸引人，在叙述上和结构上也无可挑剔，但读完了总觉得逼仄，总觉得少了一口气似的。为什么?多半都是由于作家缺乏大的精神容量，因而把作品的人物和事件局促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更重要的是，把思想境界局促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作品也许写得很动情，甚至令人感动，但这种感动不过是在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是在小水池里扔进一颗小石子，泛起了浅浅的涟漪而已。”［6］从宋志军的创作来看，禅佛的介入不失为扩大文学作品精神容量的最佳方式。

三、欲望、救赎与劝诫:《上天堂》的寓言化书写及人文关怀

《上天堂》是宋志军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小说。《上天堂》这个题目本身就具有佛教色彩。“天堂”是一个宗教性概念，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有对“天堂”的想象及其职能的描述。但无论有何差异，“天堂”都代表了“彼岸世界”的圣洁与美好。佛教中的“天界”和其他宗教概念里的“天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宗教的“天堂”皆由上帝、神灵所造。人一旦进入天堂便意味着永生不灭、永享快乐，并且除非拂逆上帝或神灵的旨意，否则便再不会堕入凡尘或地狱。而佛教“天界”是“六道中的一个众生界，上升下降，均靠自己业力因缘，不是靠上帝的意志和神佛的安排”［7］。因此，佛教的天堂并非一个恒定不变的处所，而是一种与个体德行修养相关的生存状态。德高行善便在天堂，否则，便是地狱。超越这种命运轮回的，是涅槃，也就是了生脱死、超越时空、泯灭人我、物我融合的圆满光明、自由自在、本性清净的生命状态。无独有偶，在《上天堂》的封底，徐坤说过一段话，也以“涅槃”指称小说中的痴男怨女:“爱情‘天堂’里一个个有情有义的男女，为‘情’而迷，也终于因情而殇，在各自命运的昭示中获得涅槃。”

《上天堂》的故事情节不算复杂，讲述的是中江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欣翰和妻子明月、情人单雪、红颜知己叶知秋之间的情感纠葛。钟欣翰是一家大型公司的总经理，性格成熟稳重，事业蒸蒸日上，但在情感生活方面却是风流多情。尽管妻子明月善良温柔，在见到歌厅小姐单雪后还是不顾一切爱上了她，与此同时，他还与房地产商叶知秋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暧昧。当然，钟欣翰并非一个追新逐奇的猎艳高手。他清楚地意识到对于家庭所应承担的责任，明白自己和单雪之间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与叶知秋也始终保持着“精神恋爱”的底线。但他还是克制不住自我，按照小说的说法，这几乎是一种“天性所赐”的本能性的欲望冲动。他认认真真地谴责自己没有道德，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带给他人那么多的伤害。最终，妻子远走他乡，情人不辞而别，知己自杀身亡，钟欣翰则客死他乡:“难道这不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吗?”［8］

钟欣翰的一生可以说是对佛教教义中人生实相的最好演绎。所谓的人生实相也即四种真实:苦、集、灭、道四谛。具体而言，人生皆苦，无时不挣扎于忧患顾虑之中;究其根由，则是各种各样的欲望求之不得使人烦恼;只有进入涅槃境界，烦恼方能解决;那么断除执念、消除恶业则是终极的解决之道。再来看钟欣翰，其家庭、事业、生活几乎完美无缺——但一个“情”字，将其拖入烦恼的境地。当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悟出了“情”不是占有，而是放下:他不愿将病情告诉明月，“欠她的太多”，无颜面对，“也不愿意再让她为我伤心和操劳了”。他也不愿将病情告诉单雪，“让她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钟欣翰希冀在“安静”中度过，并且希望自己的死“能赎回一些我犯下的错”。

那么，这样一个给他人带来伤害的人，换句话说，这么一个有“恶业”的人，有没有救赎的可能?有没有“上天堂”的资格?从上文可以看出，钟欣翰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他只是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在追逐情爱的过程中，他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而是伴随有愧疚和犹疑。他希望以自己的死弥补犯下的过错，既是对他人的抵偿，也是自我救赎。佛教与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别的宗教将救赎的任务赋予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而佛教认为救赎只有靠自身。所谓的“宇宙万物生于业”，自己造下的善业或是恶业都由自己承受。从钟欣翰由“欲望”到“救赎”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苦”与外界无关，完全是欲望作祟的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够戒除欲望的，除了自我，别无他人。

读了《上天堂》，人们难免会产生一种命运无常的唏嘘以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人生感悟。“性空”是佛教的基本思想，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因缘而起。缘合则生，缘离则散。因此世间万法，也即“色”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性空”并不是说空洞无物，也不否定事物的存在，只是告诉人们应该认识到“物无自性”。条件具备则显为“色相”，条件失去则是“空相”。“色相”具有偶然性，“空相”才是事物的实相。明白“性空”，便能明白所谓的永恒常在只是虚妄。认识到这一点，便是悟“空”，便是佛性的显现。能够窥破所谓的“情”也不过是空、是幻，钟欣翰也就在自我修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那么，他最终能够“上天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以性空来否定人的情欲，并以空性思想劝导世人，彰显并升华了小说的寓意。

也许作者担心这一意旨不明，于是在《尾声》中直接点出:一幢不朽的建筑总会因为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艺术成就，或者因为其他的机缘而成就的。同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样也要有其永恒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正如赞扬人世间的真善美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它一样，揭露人世间的假恶丑也同样是为了弘扬真善美。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展示给人们，可以让人们从中汲取教训，让正在打算或已经走上错误之路的人们可以幡然醒悟，这比有时候告诉人们该怎样去做的效果可能会来得更好一样。本书作为一本描写婚外恋情的书，其最基本的意义就在于此。尽管它把婚外恋情描述得很感人，但它绝不是要人们重蹈主人公的覆辙，而是悬崖勒马，回归到正路上来。就像书中章小倩一样，重新回到她大学男友身边去。我们从书中所有人物的结局中可以看出这些。

作为创作初衷来说，《上天堂》并非在意于叙写一段三角恋爱或是一段情欲史，而是着眼于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希图达到警示劝诫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上天堂》的寓言化叙事特征就非常明显。所谓的“寓言化叙事”，“第一，就主题表达上而言，‘寓言化’这一审美方式不是追求对生活内容的简单再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居高临下的形而上效果，使文本获得一种社会生活实体之外的更高价值;第二，就叙事的手法而言，‘寓言化’这一审美范式固然可以有种种具体的艺术手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以简驭繁，尽可能利用简约的内容传递出丰富的意义”［9］。佛教在其初入东土的时候，为了能在底层民众中产生影响，经常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佛理。中国古典文学如《金瓶梅》《红楼梦》也都有寓言化特征，通过对世俗生活无价值一面的揭示以警醒世人现实生活中终极价值的缺位。

宋志军的多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寓言化特征，如《悲哀的驴》《屁事》等。在向《金瓶梅》《红楼梦》隐喻式写作的回归中，体现出作家介入现实的人文情怀，告诫着那些迷失在金钱、性爱、权力等欲望中的人们如何体悟自性、明辨本性。当然，佛教不是以“空”否“色”，而是辩证地认为“空不离色、色不离空”，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此，佛教对世人的劝诫不是否定人的现实性，并非将人的世俗旨趣导向虚无。佛教并不否认此岸的旨趣，只是提醒人们勿执念于此。在宋志军最近刚刚刊发的中篇小说《万木春》中，位居高官的任朴对于性爱的看破，可以看作是《上天堂》中钟欣翰直观体悟却未得言说的补充，其劝诫意味更浓:任朴由此又想到这世间许许多多风流的人们，有几人会想到老了以后的景象。他从一本书上读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情人无非是性能量的交换，说白了不过是追求性的欢愉。他不敢确定这句话对的成分有多少，但他想如果一个人为了身体的欢愉而把名声和家庭甚至事业葬送掉，实在是太愚蠢的一件事儿，他想到了这些，所以就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总的来看，宋志军将自己对佛教文化的体验与感悟融会到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其作品的独特价值。尽管在叙事结构与思想主题之间的结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圆融通透，但在过于注重消费的时代，宋志军的作品已经彰显出浓郁的人文情怀，预示着当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是宋志军文学创作的着力点，也是其将来应该坚持的精神向度。

参考文献:

［1］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90-312.

［2］宋志军.两个人的村庄［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

［3］宋志军.乡村人物［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127.

［4］胡伟希.论悲悯与共通感:兼论基督教和佛教中的悲悯意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4) :53-54.

［5］宋志军.后羿射日［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73.

［6］贺绍俊.悲悯与精神容量［J］.小说评论，2006( 6) :17.

［7］多识.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几个重要特点［J］.西北民族研究，2006( 2) :87.

［8］宋志军.上天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84.

［9］姚晓雷.“寓言化”的高度与限度:关于当下乡土中国叙事中的“寓言化”追求的审视［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4) :77.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NG Zhijun’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en Buddhism

LIU Chengyong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 466001，China)

Abstract:SONG Zhijun’s novels are based on the backdrop of Zen Buddhism，which embody special and textual mean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century.He not only has been interest in Buddhism culture，but also has unique opinions，his mini－fiction are on the basis of the Zen Buddhist culture，showing the vast and broadness of the spiritual value.Go to Paradise is a long novel which denies human’s lust by the idea that all dharma is empty.In addition，it also persuades common people though the idea of emptiness，which manifests and sublimes the moral of this novel.The writing based on the Zen Buddhism culture is both SONG Zhijun’s writing point and his spiritual orientation that he should insist on in future days.

Key words:SONG Zhijun; novel; Zen Buddhism culture

作者简介:刘成勇( 1973—)，男，河南潢川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5-20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1.003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 2016) 01-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