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雅敏，黄敏凤，苏军露，李房英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环境行为驱动机理的探讨

郭雅敏，黄敏凤，苏军露，李房英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环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行为的实施不仅受到自身主观的控制，还受到他人、情感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研究通过对环境行为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了4类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并从个体、管理、公众参与以及设计四个方面提出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相关策略，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环境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环境行为；心理因素；情感因素；背景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休闲的需求愈加强烈，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建成环境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便开始反思个体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说“人们塑造了环境，环境反过来塑造了人们”，环境和行为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本文旨在探讨驱动环境行为的因素，为后续景观环境建设和改造提供指导原则。

1 环境行为的概念

环境行为这一概念从提出至今还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不同领域对环境行为的称呼不尽相同。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中，环境行为的定义可以归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其中与环境行为相类似的研究术语主要有环境责任行为、环境行动、积极的环境行为、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等等[1-2]。

图1 环境行为概念的狭义和广义区别Figur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cept of narrow and broad environment behavior

不少研究者提出涵盖范围较广的环境行为，国内学者王芳于2006年提出，环境行为主要是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行为以及各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3]；随后陈奉伟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广义的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的行为”[4]。广义的环境行为可以是积极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既包括游憩者对景区设施的维护行为，也包括在景区大声喧哗、破坏景区设施等负面行为。

环境行为旨在研究环境与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其间的作用必定包含了正向和负向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对环境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行为。其中，“负责任的环境行为”被Hines和Hungerford等学者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1]。Stern从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出发，其中影响导向强调行为的实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意向导向则强调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即使“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2]。孙岩根据中国的情况对Hines等人的环境行为界定进行了修正，并指出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实施的对环境具有正面影响和意义的行为[5]。这些研究者对于环境行为的界定仅仅是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有积极作用的行为。

2 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因为驱动环境行为的因素在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效果的评估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意义重大。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大量的探索性研究和实例研究对不同情境下影响个体实施环境行为的因素进行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人口统计特征层面、社会心理层面、情感层面和背景层面进行考究。

2.1 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包含了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等，这些经济社会基础背景对社会群体中个体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国外学者Stats等人的研究所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体在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行为意愿上的差异[6]。而国内学者孙岩、罗艳菊等人从性别角度做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4-7]。在教育背景方面，国内学者朱宇巍则以海岛旅游者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海岛旅游者的环境行为模型，发现环境教育对海岛旅游者环境行为意图和环境行为影响最强[8]。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对人口统计特征这一因素的研究多为探索性研究，其对环境行为影响结论尚有争议，尤其在性别和年龄这两个维度，甚至出现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研究行为的情境不同、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二是在环境行为的概念化操作过程中，调查问卷问项的一般化和笼统性也可能引起研究结果的差异。前者是客观的因素，不同的情境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是不能通过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改善的，但是环境行为的概念化操作过程是可控的，这使环境行为的研究问卷成为研究进行的关键。

2.2 社会心理因素

影响环境行为的另一大要素是社会心理因素，包括了行为态度、道德规范、一般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其中道德规范主要从社会群体的规范制度和个人的内在道德素质两个方面影响个体行为，而消极的环境行为更是受到两个方面的道德规范的制约。Bamberg等研究者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对驱动个人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证实了行为态度、道德规范、一般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社会心理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影响，发现了预测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意愿最稳健的直接因素包括了行为态度[9]。

一般认为，如果个体对某一行为持有积极的态度，那么个体就越倾向于实施这一行为，所以行为态度对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意愿具有积极的影响。不仅如此，环境知识和接受环境教育的程度均能对个体环境行为的实施起到促进的作用。因此，不少学者从行为态度、环境知识和环境教育三大方面入手研究环境行为的驱动机理，均得出环境行为和行为态度等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甚至发现环境行为和行为态度的部分因素间还存在回归关系[10]。

2.3 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影响因素，但是它在个体决策实施环境行为时仍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在情感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个人的情绪、情感状态会对环境行为的实施产生影响。简单来说，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其态度和行为都会有差异，因此情绪和情感的状态应当被列入驱动个体行为的研究之中。例如Ferguson等人从情感的视角出发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究和验证，结果表明个人一般性情感、情绪因素对个体环境行为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11]。

另一方面，个体与特定事物之间的情感连带对特定的环境行为意愿会产生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都聚焦于人、地关系这一影响因素，将地方依恋这一情感性概念纳入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的考虑中。地方依恋主要包括了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地方情感这三个维度，但是由于地方认同包括了认知和情感的属性，因此已开展的研究中大都从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方面开展，国内学者周玲强等、赵宗金等学者均对地方依恋和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环境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12-13]。邱宏亮等人通过构建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的模型研究，发现游客满意度在地方依恋和环境负责任行为关系中起到中介关系[14]。

2.4 背景因素

在环境行为的众多研究中，除了人口统计特征、社会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之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对环境行为的背景因素做了探讨。环境行为的背景因素是环境行为决策过程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它包括了那些能间接或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背景和情境因素，例如垃圾回收设施的设置、具有导向性的情景布置、便利的交通设施、环保产品的市场供应等。Steg和Vlek在其研究中不仅指出应该加强对情感、习惯等因素的探讨，还指出许多背景性因素对促进或阻碍环境行为的实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总结了背景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行为不同的途径，更加全面地解释个体环境责任行为驱动的内在机制[15]。

人口统计特征、社会心理因素和情感这些因素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背景情境因素则常常被研究者忽略，以至于很少的研究可以将背景限制性因素融入到已有的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去。从情境背景因素角度出发，环境行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理性评估下的决策，因此研究环境行为的背景因素可以为促进积极的环境行为的实施提供政策上的参考。

3 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策略

纵观国内外文献可知，个体实施环境行为主要从受到人口统计特征、社会心理因素、情感因素和背景因素这四个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又可以从个人特质、社会影响、情感驱动和理性评估决策等不同视角来解释环境行为的实施，由此可推导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策略。

3.1 提高教育水平，加强环境教育

从个人特质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教育在行为实施过程的重要性。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背景和收入水平等人口特征是个人特质的主要构成部分，除此之外，社会心理因素中所包含的环境世界观、价值观也属于个人特质的视角。一般认为，高学历的人群对实施积极的环境行为意愿较强，因此，促进积极的环境行为首先应该要从教育入手，提高教育水平，加强环境的教育，帮助人们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积极的环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增强个人的行为意愿，进而在根本上促进环境行为的实施。

3.2 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水平

从社会影响这一视角出发，个人规范和社会规范对环境行为起约束或促进的关键作用，环境中设置相关标语以及建立一套相关的规章制度能对个体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管理制度，加大正确价值观念的宣传，帮助个体树立正向的环境意识，从而减少环境中消极行为的发生；加强管理的水平，对性质恶劣的行为可以利用一些措施进行告诫，以避免因为类似行为频繁发生而造成环境破坏和体验水平的降低。

3.3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场所精神

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也是驱动环境行为不可或缺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情感这一驱动因素表明了提高“人、地”之间的情感连接和游人的体验情绪对积极环境行为的促进是有意义的。而公众参与制度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公共环境中个体的主人翁精神，有助于感知社会或者群体的规范，由此可以制约更多消极的环境行为，刺激积极环境行为的实施，以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从体验情绪方面，只有环境的建设满足了游人的体验需求，才能激发积极的体验情绪；从“人、地”情感连接方面，场地的特色和该地的文化景观均能加强个体对地方的依恋。因此，设计者可以通过特色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场所精神的建设，来激发地方和个人的情感共鸣，丰富体验者的情绪，以推动积极环境的实施。

3.4 建设设施完备的游憩环境，创造高质量的景观

理性评估决策是从管理者和设计者的角度出发，建设设施完备的游憩环境，创造高质量的景观是推动积极环境行为的必要手段。完备的设施、合理的设计布局可以引导人们的正面的行为，这就是环境对人的行为作用过程，只有在良好的情境背景下游憩者的行为才会趋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管理者和设计者应该要从环境本身出发，提高景观环境的自身质量，创造舒适的游憩环境，以引导正向的环境行为，促使更多的积极环境行为自觉实施。

4 总结

环境与行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驱动环境行为可以总结为两个维度，一是行为的主体即人本身，提高个人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积极的环境态度，增强环境意识，从个人规范约束消极的行为；再者是环境及其建设过程的大背景，环境作为行为的作用对象，是行为的背景，良好的环境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趋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其实也是对环境和行为关系的探究，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人口统计变量、环境态度、道德规范等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旅游体验、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地方依恋等因素与环境行为意愿相关。虽然研究众多，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在公园游憩方面的环境行为研究尚缺乏理论框架的整合，目前较少的研究者能够基于一般性行为理论的框架对影响景观环境行为的因素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探讨。

[1]Hines J M,Hungerford,H R，Tomera A N.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J].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1986,87(18):1-8.

[2]Stern P C.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3):407-424.

[3]王芳.行动者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问题[D].上海:上海大学, 2006.

[4]陈奉伟.森林公园旅游者环境态度与行为研究：以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D].湖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

[5]孙岩.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6.

[6]Staats H,Harland P,Wilke H A.Effecting durable change a team approach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household[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4,36(3):341-367.

[7]罗艳菊,张冬,黄宇.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的性别差异.经济地理,2012(9),9-14.

[8]朱宇巍.海岛旅游者的环境行为教育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

[9]Bamberg S,Moser G.Twenty years after Hines，Hungerford，and Tomera:a new meta-analysis of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7，27：14-25.

[10]邵立娟.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4.

[11]Ferguson M A，Branscombe N R.Collective guilt mediates the effect of beliefs about global warming on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itigation behavior[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0,30(2):135-142.

[12]周玲强,李秋成,朱琳.行为效能、人地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改进模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88-98.

[13]赵宗金,董丽丽,王小芳.地方依附感与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沙滩旅游人群的调查[J].社会学评论,2013（3）:76-85.

[14]邱宏亮,李镇华,翁栋.地方依恋、游客满意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J].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2）:36-42.

[15]Steg L.,&Vlek C.Encoura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9,29:309-317.

（责任编辑：夏婷婷）

Discussion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GUO Yamin,HUANG Minfeng,SU Junlu,LI Fangying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is interacting and mutual promoting.Behavior not only controlled by one’s own subjective,but also controlled by other persons,feelings and the impac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The stud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combin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summed up the four kinds of factors that affe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Then,presents releva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from the different aspects as individual,management,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sign,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sustainable landscap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behavior;psychological factors；emotional factors；background factors

F590

A

1674-2109（2016）12-0106-04

2016-10-18

郭雅敏（1991-），女，回族，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研究。

李房英（1971-），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园林植物与园林规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