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昊福（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阔阔真与成宗朝政治

葛昊福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后宫参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元朝也不例外。阔阔真是一位参政、预政的蒙古女性，她助子登基，又尽心辅弼，对成宗一朝的守成政治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阔阔真；争位；成宗；参政

对于阔阔真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所涉及。胡务指出阔阔真在忽必烈去世后稳定了局面，为成宗继位铺平了道路［1］。周良宵则认为成宗铁穆耳之立，阔阔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薛磊强调了阔阔真在皇位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成宗得立，伯颜等权臣的作用远远大于他的母后阔阔真［3］。纵观以上研究，前辈学者主要强调了她在皇位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且持不同观点。笔者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拟进一步厘定阔阔真在皇位继承中的作用，并在其它方面做补充性研究。

一、阔阔真生平

阔阔真，弘吉剌氏，真金太子妃，成宗登基后被尊为皇太后。虽然在世祖朝已经崭露头脚，颇受重视，但真正地参预政事、发挥作用则是在忽必烈去世以后。

阔阔真乃世祖皇帝钦定的太子妃，但并非出自权贵之家。相关史籍对其身世的记载甚少，《元史》中载有一则她与世祖结缘的小故事：“世祖出田猎，道渴，至一帐房，见一女子缉驼茸，世祖从觅马湩。女子曰：‘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须臾果归。出马湩饮世祖。世祖既去，叹息曰：‘得此等女子为人家妇，岂不美耶！’后与诸臣谋择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尝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许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纳为太子妃。”［4，p2898］阔阔真由此得以嫁入皇室，登上历史舞台。从史书记载来看，阔阔真系弘吉剌部旁支，门第并不高，但她通达情理，表现不凡。

成宗即位以前，关于阔阔真的记载并不多见。只载：“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4，p2898］可见彼时她在政治上并无多大作为，基本上是安守本分，侍奉舅姑。忽必烈去世后，才是她在政治上的高光时刻。

二、皇位纷争期间的阔阔真

世祖之前，蒙古汗位继承缺乏固定的制度。建元后，为规避争执，忽必烈吸收汉法，预立储君。至元十年（1273），册立真金为太子。但不幸的是真金先忽必烈而去，此后世祖并没有明确立储。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忽必烈驾崩，其时忽必烈四位嫡子朵儿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均已谢世，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业也已故去，皇位争夺在真金长子甘麻剌①及三子铁穆耳之间展开。

铁穆耳手握皇太子宝，抚军漠北，在竞争中略占上风。甘麻剌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镇守蒙古本土，实力也不容小觑。《史集》载：“在铁穆耳合罕与他长几岁的（兄长）甘麻刺之间在帝位继承仁发生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人们着，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刺，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5］据此，一些文章认为太后在成宗争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业内意见并不统一，如前所述。

事实上，铁穆耳得位继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他在军事上的表现优于其兄，也得到了更多大臣的支持。其中，玉昔帖木儿和平宋功臣伯颜二人功不可没。玉昔帖木儿乃功臣博尔术后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因平定乃颜之叛有功，进封太傅。至元三十年（1293），皇孙铁穆耳接替伯颜统帅职务，负责对海都的作战，玉昔帖木儿以知枢密院事追随。由此观之，他对铁穆耳势必更加亲近和认同。伯颜乃蒙古八邻部人，长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见其体貌伟案，仪表不凡，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4，p3099］伯颜处事深沉有大略，被同僚们称赞为“真宰辅也”［4，p3099］，很快成为忽必烈左膀右臂。至元三十年（1293），伯颜奉命南归，是时“成宗以皇孙奉诏抚军北边，举酒以饯曰：‘公去，将何以教我？’伯颜举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成宗悉从之。”［4，p3115］可见，此时成宗对伯颜颇为敬重，在后来的皇位斗争中伯颜也倒向了他。忽必烈病危之际，曾与伯颜、玉昔帖木儿（《元史》写作月鲁那颜，乃其受赐之名，意为能官）、不忽木商议宗社大计，而丞相完泽不得与，完泽将此事禀告太后。太后旋即召见三人问讯，月鲁那颜（玉昔帖木儿）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4，p3171］至元三十一年（1294）春正月，世祖驾崩。四月在上都举行忽里台大会，商讨皇位继承问题。玉昔帖木儿和伯颜相互配合，软硬兼施，最终帮助成宗登基称帝。玉昔帖木儿劝说晋王甘麻剌曰：“宫车远驾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6］意即他应该主动退出皇位争夺，伯颜更是辞色俱厉地主张立成宗。《元史·伯颜传》载：“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4，p3115］从中可知，成宗即位与伯颜、玉昔帖木儿的推戴分不开。

阔阔真属意自己的幼子，并为其继统极力活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仅凭很好地诵读必里克就获取皇位，断无可能。世祖之后，忽里台大会已成摆设，强大的军事实力是获取皇位的保障。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4，p3116］，他手握重兵，又拥有强大震慑力，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拥护才是成功的关键。在商定皇位继承人的过程中，阔阔真未得参与，忽必烈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伯颜等人。当时身为真金遗孀的她要想帮助成宗只能借助伯颜等权臣的力量，因此伯颜等人的作用应在她之上。

三、皇太后时期的阔阔真

至元三十一年（1294），阔阔真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手授铁穆耳，自己则被尊为皇太后，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自此开始。阔阔真是一个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女性，她参与人事的任命、政事的决策、厚待有功之臣及其子女、关心皇孙的教育，很好地起到了辅弼君王的作用。

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自身素质非常重要，在这方面阔阔真堪称典范。她不贪图财富，“后院官有受献浙西田七百顷，籍于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妇人，衣食自有余，况江南率土，皆国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即命中书省尽易院官之受献者”［4，p2899］。《元史·张孔孙传》载：“有献故河堤三百余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谓宜悉还细民，从之。”［4，p4068］从此两条记载不难看出，阔阔真颇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并不竭力追求个人的享受。同时她也是一个颇为节俭的人，其所居隆福宫为旧太子府。阔阔真身居高位，但对自己的家人管制颇为严格，“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语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为之，勿以累我也’”［4，p4068］。贵为太后却拒绝为自己的家人求官做疏通，这在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对自身和亲属的严格要求是阔阔真太后能够参政预政，却少有负面记载的保障。

在廷臣任用上，阔阔真太后能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方便成宗的抉择。元贞元年（1295），“执政奏（不忽木）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谓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岂可出之于外耶！’帝复留之”［4，p3172］。同年五月，“以伯颜之子买的为佥书枢密院事。太后言其父尽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4，p394］。两次人事任免上，阔阔真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后由成宗皇帝做出抉择。这恰能说明她所起的是参赞政务的作用，没有越界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与答己太后频繁下内旨干预官员的任命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在处理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的时候，阔阔真太后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如在处理阿难答及其军队阪依伊斯兰教一事，在阿难答拥有众兵和大量支持者的情况下，阔阔真建议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并加以安抚，成宗才改变初衷，放弃压服之法，这样才避免了一场尖锐矛盾的爆发［1］。此事的处理充分展现出她的冷静与对时局态势的把握。

对于一些大臣，她常给以勉励和适当的赏赐，调动众臣效命皇室的积极性。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升遐，成宗嗣位，分院上都，制诰多公（王构）次定，徽仁裕圣皇太后知之，特赐楮币七千五百，复命撰世祖祔庙谥，册摄司徒以导礼”［7］。对于一些劳苦功高的人给以必要的赏赐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他们自身得到安慰，另一方面可以号召其他人更好地为自己效力。“元贞元年（1295），复授（陈元凯）龙兴路总管，龙兴，徽仁裕圣皇太后分地，陛辞太后，谕旨：‘汝旧臣，宜善抚治，赐锦衣以宠其行。’”［8，p5］朝臣外出任官能得到太后的勉励和赏赐，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能很好地提高为官的积极性。对于亡故的老臣给以追赠，对其遗孀、子女则给予适当安排。至元二十七年（1290），“公（高觿，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为真金太子所赏识）薨时，葛夫人方盛年，师颜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驿召母子以至，葛夫人习于诗礼，通古今，常以经义为女师宫中。太后命师颜学于国子，召其师而告之曰：师颜，故宫子，善教之以待用，赐衣酒而嘱勉之”［9，p80］。元贞二年（1296），“裕圣太后以（姚枢）尝侍讲裕宗言之成宗，赠谥荣禄大夫少师文献公”［10，p43］。阔阔真太后厚待大臣的做法俘获了人心，稳定了统治集团。元朝名臣张九思曾说：“人臣有汗马之劳，伐越之积，既老而衰得谢而乐，其余年，礼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报称之私，惟日不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9，p53-54］在封建社会皇帝居九五之尊，所有大臣都不过是他的家奴，但是阔阔真太后却能适当地给以奖励和笼络，调动他们的干劲，这也充分证明了她驾驭臣下的能力。

对于帝王家族来说，继承人的培养至关重要，阔阔真太后也非常重视，史载她先后延聘董文用和李孟为皇孙的老师。文用“每讲说经旨，必傅以国朝故实，丁宁譬喻，反复开悟，故皇孙亦特加崇礼焉”［9，p24］。李孟则是武宗、仁宗夺取帝位的重要谋士，两位师傅都对武宗、仁宗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受元代崇佛氛围的影响，阔阔真太后对佛教也很是信奉。曾建寺五台山，并拟往亲祝，此事影响颇大，引起了不小的反对声。元贞元年（1295），“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濂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4，p392-393］。可见，此工程颇为浩大，花费甚巨。元贞二年（1296），皇太后将临幸五台山，监察御史李元礼上封事止之，提出五条反对意见，其中一条指出：“夫财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调度，方之曩时百倍，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四也。”［4，p4102］也指出大建佛寺，确为劳民伤财之事。太后近侍王忱也反对其亲往五台山。其墓志铭载：“太后亲幸五台，大建佛宇，为民祈福，上敕中书遣官护作，工部司程陆信者驱民数千人，入山伐木，山险多虎豹，民被伤，死者百余人，公（王忱）曰：‘民未获福，已先受害，殆非国家建寺之始意也。’入言太后，太后命稍损其役，仍赐死者家钞人若干。”［11］虽然太后就此事做出过辩解，说建寺非她本意，“我非喜建此寺，盖以先皇帝在时，尝许为之，非汝（完泽）所知也。”［4，p4103］但是建寺五台山已成事实，劳民伤财也是事实，对于这个问题要客观看待。除了建寺五台山外，阔阔真太后还降旨将瑞州路北干明寺充于自己位下，给予优厚待遇［8，p139］，将报恩寺指定为魏王阿木哥的集禧所［10，p104］，可见其对佛教事业还是比较重视，并给以大力支持。

由此可见，阔阔真帮助成宗夺取帝位，荣膺太后桂冠后，对于一些国家政务能给出自己的意见，对有功之臣及其家属予以抚慰善待，并未有越界行使权力的记载，很好地承担起了一个皇太后的职责。虽然她也崇信佛教，并建寺兴佛，这主要受皇室崇佛氛围的影响，并不能以此抹杀她的成功和对元朝历史的贡献。

［注释］

① 《元史·显宗传》载甘麻剌为阔阔真太后所生，《元史》卷116《后妃二·阔阔真传》中只记载顺宗和成宗为太后所生。即使甘麻剌为太后所生，由于他自幼生活在忽必烈和察必皇后身边，所以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阔阔真太后倾向于幼子铁穆耳，这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胡务.蒙元皇后与元朝政治［J］.求索，1990（3）：121-125.

［2］ 周良宵.蒙古选汗仪制与皇位继承问题［A］.元史研究会.元史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1986：42-43.

［3］ 薛磊.元代宫廷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133-140.

［4］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拉施特.史集［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76.

［6］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姚景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6：43.

［7］ 袁桷.清容居士集［A］.四部丛刊初编本［C］.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25.

［8］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A］.四部丛刊初编本［C］.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

［9］ 虞集.道园学古录［A］.四部丛刊初编本［C］.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

［10］ 姚燧.牧庵集［A］.四部丛刊初编本［C］.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

［11］ 苏天爵.滋溪文稿［M］.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380-381.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Kökächin and the Politics during Cheng Zong’s Reign

GE Hao-fu
（Lanzhou University，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It is common that Harem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in China’s history， and the Yuan Dynasty is no exception. Kökächin was a politics and pre-politics Mongolian woman. She helped her son to the throne and assisted him in government affairs，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litics during Cheng Zong’s reign.

Key Words:Kökächin； fight for throne； Cheng Zong Empero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89-03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23

收稿日期：2015-10-11

作者简介：葛昊福（1990-），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蒙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