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鑫

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尤鑫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受历史和地理的综合因素影响，中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绿色发展转型机遇和挑战，通过分析其历史和目前发展现状，提出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路径：一条思想路线，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思想，调整思路，定位新发展；从三个维度着手，绿化环境，调整结构，培育新经济；制定两个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路线；以四个方面政策制度建设，保障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全面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经济发展模式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里约环发大会”）确立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涉及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等广泛的问题，全面审议1992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面向行动的战略与措施计划。从“可持续发展”提出至今已近30年。环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发展的主要发展模式仍没有偏离工业化发展的老路。发达国家在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加大技术改良探索破除资源限制；而发展中国家仍在追寻并重复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老路，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仍在加剧。［2］应对资源紧缺威胁和遏制环境持续恶化，我们必须转变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012年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里约+20”）总结以前可持续发展道路探索历史和经验，形成《我们憧憬的未来》，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

一、绿色发展的实质核心要义

2012年“里约+20”会议确定的方向就是经营地球，明确提出各国要将目前的经济社会转轨到绿色发展，“里约+20”提出了“绿色发展”，给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可以引导行动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里约+20”是成功的，这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远比“碳减排框架”、“循环经济思维”更有价值的发展方式或者模式概念。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的创新，必然会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带来冲击和改革，会逐步引导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和自然资本价值（NCV Natural Capital Value） 在内的 “绿色国民核算体系”［3］。“里约+20”会议议程中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绿色发展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不可违逆、不可扭转的历史发展方向”，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自己可以改变的选择，不转变发展方式，必定会面临被淘汰和压榨的厄运。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道路，而这一途径必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需要转变现有的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其实质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我国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目标的要求。绿色发展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是限于“资源枯竭紧箍咒”“游离于资源限制边缘”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投资自然资源资本和资源技术开发，产生新的资源利用技术，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让技术和可更新的自然资源担当起永久规避“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陷阱和局限”的盾牌，在保护现有自然环境不破坏的基础上创造财富和福利，增进区域内人类的幸福福祉，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逐步转变目前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重点是提升工业、能源行业的绿化发展。要做到这些，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和工业新技术的应用，淘汰落后产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学技术扭转乾坤。作为中西部地区组成的各个省份就需要做好新技术开发和应用，包括旧生产工艺的淘汰、新技术承接、运营、技术产品出售，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资源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由资源和劳动力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通过以上转变解决目前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对发达国家来讲，这是一个既有工业设施和技术的绿色化改造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绿色化。

二、中西部地区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我国中西部地区国土总面积784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81.7%，中部6省，西部12省。其中，西部地区土地面积681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中部地区土地面积103平方公里，占全国的国土总面积10.7%。中西部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点而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地理单元，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生态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4］中西部地区承担着我国主要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任务，保障着我国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保障着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和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资源供给区域，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提供产地如稀土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承担着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任务：西电东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煤东送等，保障我国现代化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世情和国情，确立了按照“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发展目标。第一个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地区均衡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发展区域经济的经验教训，在第二阶段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式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两个“顾全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5］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距明显拉大，中央开始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第三个阶段：地区经济非均衡和均衡相结合的协调发展战略与西部开发。“九五”计划以来，［6］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扶贫的投入，但截至目前，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距仍然在拉大。

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各省平均 GDP为32225.8亿元，广东省GDP最高，海南省GDP最低；中部地区各省平均GDP为21217.5亿元，河南省GDP最高，山西省GDP最低；西部地区各省平均GDP为10522.7亿元，四川省GDP最高，西藏GDP最低。

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全国社会固定总投资：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1.714倍，是西部地区的1.653倍；其中第一产业总投资：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0.94倍，是西部地区的0.85倍；第二产业：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1.45倍，是西部地区的1.73倍；第三产业：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2.03倍，是西部地区的1.65倍。2013年第一产业的社会固定投资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为最低。农业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业机械综合利用水平达到59%，机械作业质量的科技含量不高。［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社会固定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第二产业的投资中，东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2012年为44.5%，2013年上升为45.7%；中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2012年为29.8%，2013年下降为26.66%；西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2012年为25.7%，2013年上升为27.64%。2013年制造业固定投资占第二产业总投资的80.02%，其中东部地区38.37%，中部地区25.95%，西部地区15.69%；其次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10.87%，采矿业占7.38%，最后是建筑业占1.73%。制造业仍是第二产业投资之首。制造业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投资等资源性行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

在第三产业的投资中，东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47.68%，中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23.46%，西部地区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28.86%。其中，房地产固定投资占第三产业总投资的48%，占固定投资最大；其次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15.78%；再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总投资的13.99%；第三产业中卫生、信息服务（互联网+）、科学研究、金融、便民服务行业固定投资小于1.5%。房地产仍然是第三产业固定投资之首，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

数据表明，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投资，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均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在加大。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形成我国少数先进的城市经济和多数落后的农村经济同时存在，少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广大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格局，［8］集中反映了我国政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这种发展格局严重制约着中国现代化进程。

我国建设发展初期整体战略政策，成就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目前发展状况和格局，也造就了中西部地区与东西地区区域极差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极差化发展带来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使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区域经济无法平等对等地参与全球化竞争、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的有形和无形主权被剥夺。中西部地区不仅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危险，而且还要面临与东部经济发展差距和工资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问题：中西部人力资本流失、中西部社会资本弱化、经济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导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内部的对抗性冲突。

三、中西部地区实施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及对策建议

根据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历史和目前发展现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提出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

（一）中西部地区必须掌握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方向，转变传统发展思想，定位新发展，制定经济发展新战略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进程的历程，能够明显发现经济的新增长趋势和特点：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体现在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中的创新思想和技术；不断创新、迅速发展的高新科技信息公司成为经济发展依托。［9］知识信息技术成为一种产品，投入少、产出多、升级快，使经济发展呈现信息化、技术化、网络化、服务化、轻型化；资源可反复使用和复制，信息作为新型产业逐步替代原材料投入多、能耗高的重化工业；以高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科技进步的高集约度使产品的附加值成倍提高，经济的外溢效应增加，并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西部地区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不可能断裂，但却可以跨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站式”跨越发展赶超是不切实际的，短时间内的崛起也是不现实的，但却可以借助“知识和思想”，形成进步性政策，引导和推动中西部地区旧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经济产生和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要做好服务转型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引导，抓住转变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结合十八大的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干部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经济整体发展动态趋势，抓住西部大开发、主体功能区战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机遇，针对中西部区域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方向战略；借助智库，找出制约区域发展的关键瓶颈，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引导，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与稳定和旧产业的改造升级；分重点，分层次，切实行动，依次解决存在的问题，突破瓶颈，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0］2014年西部地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二）中西部的绿色发展必须中央支持，地方努力，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证明，推进绿色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初始阶段，特别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志，一个国家重点投资的转向，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11］要促进中西部的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必须有顶层设计，中央必须对中西部地区给予明确的“倾斜”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引导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防止其再走“先工业——后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在制度安排和制定中，干部考核制度一定要优先考虑。干部考核制度直接关系到区域领导干部工作方向和工作方式，而且直接关系领导干部对于经济社会建设实施方案和途径的选择；中西部地区要尽快制定绿色考评标准和制度，上报中央。中央要实施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将中西部地区独特文化价值结合文化发源地域的独特自然条件转变为发展的优势。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修复力度，鼓励多途径多方式融资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和修复，鼓励土地的集约化开发利用。同时中央需加大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力度；对资源型工业企业提升生产工艺和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给予政府补贴和财税优惠，坚决关停三高企业；引导高新技术产业落户中西部地区，支持战略型新兴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输出技术信息附加值高的产品。

（三）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要从三个维度着手：绿化山河，改造旧产，培育知识技术新经济

基于中西部地区承担“保障我国生态安全”重要责任，基于其目前的环境现状和经济发展情况，中西部绿色发展要从三个维度着手：

一是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央要根据中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投资标准，实施生态工程生态成效实施监测和定期上报制度，形成“工程实施到位，成效责任到人（岗）”，保障生态工程“绿化”成效和成果。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的生态地理格局决定了中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必须以集约化利用为主。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中西部土地集约化开发利用可以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构建高铁与动车为主的快速交通轨道，以交通轨道为纽带，连接各省区产业集聚发展区，促成区域经济发展快速联动，打开经济发展格局。

二是全面启动资源型产业改造升级任务。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密集区。到目前为止，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仍然保留着20世纪50～60年代旧生产工艺，［12］仍然存在“遍地挖山开矿”现象，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由中央和地方共同配合，针对性实施资源生产工艺流程改造升级，进行样板示范和推广；同时鼓励企业自行产业升级改造，对于自身实施资源型产业升级改造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和财税优惠。其次，对于无力解决环境污染的企业坚决关停，实施企业环境污染“一票否决连带责任制”严苛的环境考核制度，即发现一次环境污染既关停企业，同时对其企业所在区域党委书记实施党内记过惩罚。在保证国家安全、国家掌握资源控股权的情况下，引导国内和国际企业参与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品的生产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市场竞争，提高产品附加值，打开资源产品的销售渠道。

三是培育知识技术文化新经济。知识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全国甚至是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无限制地扩大有形贸易市场和无形贸易市场。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培育知识技术文化新经济，建设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体系，促进知识技术新经济发展，以发展知识技术型经济为先导，提升地区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应用和知识技术的自主创新，鼓励和支持中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以集成电路、软件、元器件、军工企业、电子专用材料和电子专用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链发展区；同时辅以生态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物联网、虚拟金融业产业发展，增强自身能力建设，协同区域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协同效益的带动性。

（四）以国家重要战略为基础，结合省内自身情况，推进省区内空间发展布局，重点做好“绿色空间规划”和“经济发展方式和方向转变规划”

中西部地区要紧紧围绕“十八大”的核心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包括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保障；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即转变不可持续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国家长期的战略规划，做好两个规划：“绿色空间规划”和“经济发展方式和方向转变规划”。“绿色空间规划”，以国家主体功能区主体战略规划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为基础，结合区域自然环境现状，进行环境生态修复、保护和重建。“经济发展方式和方向转变规划”，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和西部大开发规划为基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结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储备经济发展人才，提升地区“内生增长力”，依靠区域经济系统内部作用获取经济增长的动力，［13］促进生产力技术水平，结合区域特色，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绿色转型”。

（五）强化政策保障，保障两个规划顺利实施，保障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有机融合，夯实绿色发展根基

绿色发展转型已经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依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的理解分析，区域竞争力直接涉及区域的“人才、资源、商品、知识技术流、制度”，即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14］区域人才资源数量是发展的根本和前提，资源是区域的天然优势，地区生产的商品市场需求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知识技术交流是促进资源进一步优化分配和提升生产力的外在动力，创新性的引导政策制度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保障制度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在“创新性的引导政策制度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保障制度”的重要杠杆和引导作用下，将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有机融合。中西部地区做好“转变思想，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制定相关的政策保障制度如人才资源引进政策、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政策、自由而充满竞争性工作空间的保障政策，以确保经济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实施。中西部地区目前的创新性政策制度要集中在新技术的引进，鼓励并支持自主创新和知识技术输出，以发展知识技术型“轻型经济”为先导，以生态旅游业、物联网、金融业、电子元器件等轻型知识技术产业优先，调整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期，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带动新经济的发展。在发展机制制度框架内，放开县级发展行政管理权限，鼓励县级城市发展的能级不断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顺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1］［2］［3］侯元兆.“里约+20”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展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6）.

［4］［13］刘纪远，邓祥征，刘卫东等.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

［5］［6］［8］王海光.中国现代化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西部开发［J］.党的文献，2001，（3）.

［7］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 space&uid=1208826&do=blog&quickforward=1&id= 796344.

［9］肖炼.美国新经济与美国经济［J］.世界经济，2002，（3）.

［10］李跃华.新经济革命中政府职能的再定位——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2）.

［11］刘厚俊.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体制、政策与实践［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3）.

［12］谷树忠，耿海青，姚予龙.国家能源、矿产资源安全的功能区划与西部地区定位［J］.地理科学进展，2002，（5）.

［14］李娟.国家竞争力视角下中国绿色发展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1）.

责任编辑：钟晓媚

F205

A

1673-5706（2016）02-0114-05

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的制度创新研究”（20121BBA10045）阶段性成果；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2012年）规划项目（12YJ62）阶段性成果。

2015-10-13

尤鑫，江西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