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业

当代马克思主义阐释：詹姆逊如是说

杜明业*

詹姆逊终生致力于“社会形式诗学”的建构，关涉文学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詹姆逊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主导论，坚持意识形态分析，坚持辩证法和历史主义，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旗帜鲜明地反对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歪曲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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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被普遍认为是当代用英语写作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是美国公认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给予富有远见的分析与批判，具有明显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分析和结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歪曲和抛弃。

在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研究中，他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著作通过特定的文化客体把深刻的理论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他的早期学术研究是以文学为基础，后期主要转向文化研究，举凡影视、音乐、绘画、广告、建筑、后殖民理论等多种文化客体均有所涉猎。其著作论述了从中世纪至今的欧洲经典文学，西方美学理论，欧洲、北美和亚洲的电影，科幻小说和乌托邦，瑞典的犯罪小说，雷姆·库哈斯的建筑，李斯特的交响乐，现代中国诗歌，魔幻叙事，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等。

在他的文化和文学批评中，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主导论，坚持意识形态分析，坚持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在不同的场合以讲学的形式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并将自己的理论用之于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实践。在具体的文本阐释过程中，他坚持“政治阐释的优越性”。他在《政治无意识》（1981年）中毫不讳言政治视角在当代众多阐释符码中的位置：“本书将论述文学文本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补充的方法，不把政治视角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有选择的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域。”①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这种“绝对视域”（Absolute Horizon）即是“政治视角”；对詹姆逊而言，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视角。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地解决了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②同上，p.19。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可逾越的视界”（Untranscendable Horizon），另一方面，他也结合后现代时代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予以新的阐释。当然，这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质，即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是贯穿詹姆逊著作的一条主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③王逢振：《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针对部分学者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论和死亡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的科学体系……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项科学研究，马克思仍生机盎然。”④《访谈录：詹姆逊—李泽厚—刘康》，《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53页。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有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且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唯一的有效工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仍是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利刃。剩余价值理论把世界市场当作最终的理论视域，以此来解释诸如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超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等现象。当然，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的新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带来了新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自身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当资本主义发生新的变化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由此后现代时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而詹姆逊所坚持的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后马克思主义，或是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在《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条提纲》（1996年）一文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五条论纲，它们分别是：（1）理论的历史性反思；（2）社会主义或社会前提；（3）革命或政治前提；（4）共产主义或经济前提；（5）资本主义或文化前提。上面五条纲领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革命的概念有关。詹姆逊把这些理论框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论述。毫无疑问，詹姆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之下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在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析范畴的同时，尝试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广泛的对话，这对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不能不具有重大意义，也颇具挑战性。

詹姆逊坚持历史主义。他的著名格言是“永远历史化！”①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他在重新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时，总是把文化制品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理解。他拒绝把每一部作品仅仅看作是社会语境的表达，而是试图找出作家或其他艺术家企图“回避历史”的范围。不过，詹姆逊的历史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区别的。人们既把他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家，又把他看作是阐释学的激进批评者；既把他看作是解构主义批判者，又把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他的批评理论一度被视为“元批评”，他的历史主义观点也被视为“元历史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当代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对当代社会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认识。而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结合现时代的特点而提出了他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论述。《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年）明确指出，后现代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他在《侵略的寓言：温德姆·刘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现代主义者》（1979年）、《单一的现代性》（2002年）和《现代主义文选》（2007年）等著作中曾不懈地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进行不断探索，进而形成了对后现代性的论述。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与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时代。他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发展：第一次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是如列宁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如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看来，他的这种分期法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思考，具有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特色。

詹姆逊终生致力于“社会形式诗学”的建构。他的研究关涉文学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他在2008年获得路德维格·霍尔堡国际纪念奖（The Ludvig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Fund）。这是对他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并且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褒奖。

责任编辑：沈洁

*杜明业，男，1969年生，安徽省萧县人。文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