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文

中国儒学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方汉文*

在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诠释与新建构必然成为中国理论话语的中心。中国儒学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才能得到新生，形成现代儒学，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儒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儒学，它把传统儒学的“仁道”和“中庸之道”转化为现代儒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中国儒学 马克思主义 阐释 仁道 中庸之道

一、中国儒学为什么能为马克思主义所阐释？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在新世纪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诠释与新建构必然成为中国理论话语的中心。

用马克思主义对儒学诠释存在不同见解，反对意见认为：儒学是一种封建思想体系，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从孔子“仁义礼智信”到宋明新儒家的“心学”，儒学统治的封建社会2000年使中国成为贫穷落后的弱国，因此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不相容的。

这种看法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不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念认识不足。恩格斯说到工业革命的意义时，曾经指出：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人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①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陆梅林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唯物论：任何文化都是在前人的精神与物质生产的遗产之上的继续，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传统文化是社会的共同创造，是宝贵的“共同财富”。中国文化传统也不例外，儒学就是这种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之一。

二、儒学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的主流人文学说

儒学创始人孔子整理了中国古代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经典与基石。这就如同基督教的《圣经》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的价值是一样的。如果说基督教文化能适应现代化，基督教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为什么中国儒学就不能呢？所以对儒学的诘难其实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实际上历史已经肯定：儒学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已经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儒家学说的成功，因为“亚洲四小龙”基本上是以中国儒学为传统的。21世纪中国复兴，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完全可以现代化，并且更为马克思主义阐释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与理论依据。

儒学的现代化并非偶然，因为儒学“六经”具有世界其他经典所不具有的特质，“六经”是一种人文经典。也是世界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不以一神教神学精神为主体的经典。“六经”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既不是多神教，也不是一神教。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传统的价值相当突出，当代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斗争中，儒学传统的中国实际上并非如亨廷顿所说陷入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以“协和万邦”的儒学精神成为世界文明生态发展的推动力。毫无疑问，如果“亚洲四小龙”不是以儒学为传统，而是陷于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甚至“圣战”之类的斗争之中，那么当年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这也需要我们对儒学特别是现代儒学思想进行反思。

儒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儒学是汉代之前的儒学；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与子张、子思等人。《论语》是子思记载的。第二阶段从司马谈、刘歆到韩愈，称为汉儒，主要是体系化了的儒学。第三阶段是宋明理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二程提出了“理”，朱熹发展了理，从太极以及心性来论理。以后有陆九渊的心学，到王守仁的明德、良知等概念。

当代中国儒学，就是现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儒学或是大儒学，笔者近年提出的“中国传统文明现代儒学”，是总结了中国复兴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实践后，认为现代儒学是全球化时代，与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儒学。

因此当海外“新儒学”理论家们在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儒学时，我们更有必要主张科技文明时代的中国儒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来阐释中国儒学。

恩格斯说：“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集合）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①恩格斯：《致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

由此而论，现代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思想理论，必然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才能得到新生，这是儒学阐释的前提。

三、儒学的本体论：仁道

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一种古代文明的思想体系，儒学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阐释，扬弃旧观念与体系，才可能为全球化时代所用。

如詹姆逊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儒学与西方思想体系的对话不断增加，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说明，全球化时代必须有多元文明的融合才可能创新，因此对西方文明的借鉴必不可少。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以后进入转型，经过启蒙时代，建立了西方文明体系。其中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科学思维方式、法制与民主社会理想都是对中国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道是中国儒学的核心观念，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论语·述而》。所谓“志以道”就是以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本体论。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②《论语·里仁》。可见孔子重视道的程度，视其为生存本体的价值。儒学的道包括丰富的伦理所指：首先是指仁，孟子曾经阐释孔子学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③《孟子·尽心下》。与此同时，孔子的道也包括“礼”的观念，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④《论语·尧曰》。宋明理学家则将“道”发展为心之道，二程以理为道，王守仁则说“心即是道”，这两种观念是儒家思想的历史范畴。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主义本体论是我们阐释儒学之道的方式，这种方式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所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阐释。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强调：一切必须历史化！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一种历史主义阐释学，是认识真理的方法。

从马克思辨证唯物论来看，儒学的道是从封建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但是其价值是本体性的，在新世纪仍然具有应用性。当代世界文明之道就是孔子的“仁道”，即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异存，各民族文明都有其独立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并不会在全球化时代被消灭。民族主体性是世界文明之异，而世界文明具有共同发展道路，这种共同道路就是同，在全球化时代中，同与异俱于一，就是世界文明的辩证之道。同与异俱于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中心观念，也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

四、儒学的认识论：中庸之道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⑤《论语·先进》。孔子的德与道同，都是本体论概念，这里又将中庸作为德之“至”，也是一种终极标准，可以看作是儒学的方法论。

什么是中庸？《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曾经解释说：“《中庸》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著作，其中当然有些封建的杂质，剥去这些杂质可看出来，它所讲的中庸之道，既有不少的辩证法因素，也有不少实践价值。”⑥《冯友兰选集》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5页。大约是《中庸》中引用了孔子的“（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两端就是过犹不及，可以看作辩证法的对立统一，首先是一分为二，一个统一体一分为二，分成两个对立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关联，这就是所谓的一分为二。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另一方是次要矛盾，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其次是转化。矛盾双方必然互相转化，量变时保持相对平衡，就是常态，即所谓的“庸”。当矛盾力量到一定程度，达到转化，要改变为一种新事物，这就是一个限度，称之为“中”。

历史发展是中庸之道的实践，毛泽东说过：过犹不过，“过”即“左”的东西，“不及”是右的东西。就是在事物发展中发现合适的尺度。这是相当伟大的思想，如果我们以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例，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这种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式是相适应的，但是，如果过度追求速度，就会产生不平衡，可能形成经济指标虚高，产生经济泡沫，因此需要提出“新常态”。新常态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所提出的一种辩证思想。毛泽东也批评过孔子的中庸观念，说其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好好解释一番。”①《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6-157页。

所谓“中”并不是指距离的中间点，而是一种适合的中度。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②《中庸》“时中章”。

孔子说过：“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③《中庸》“行明章”。为什么要说知者过之，贤者过之，这很难理解，但是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一位院士有重大发现，创造了巨大财富，当地市长毅然决定重奖，将50%的股份给这位院士。但是这位院士却拒绝领取，市长觉得很奇怪。院士说，如果因此使我成为巨富，这对于民众是一种误导，以为科学工作的价值是用钱来衡量的。与我反对金钱崇拜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位市长是知者，贤者，但他的作为是过者。这就不是中庸之道。他作为普通的市长，当然是知者，但是不为庸，也就是中。所以不能从一个方面看事物，如果看到一个方面，就破坏事物的平衡，就失去了中。再从世界历史来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某个国家实行改革时，断然决定将所有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混乱，这是一种“过犹不及”，既不合中庸之道，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

但恰恰从这里，我们也要看到中庸的认识局限，如看不到事物的变化运动等。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使得中庸之道如何对待事物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必须要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来改造、应用中庸之道。

*方汉文，男，1950年生，陕西西安人。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历史哲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