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明

“有容乃大”：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结缘

殷国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接、交流和交融，走向世界的历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浴火重生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的显著标志，就在于公共场域和视野的扩大，文学批评的社会性越来越突出，包容性和延展性也越来越大，中国文化以自己有容乃大的胸怀拥抱了世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缘的真实成果。

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 公共场域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孙中山用“天下为公”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接、交流和交融，走向世界的历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浴火重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以自己有容乃大的胸怀拥抱了世界，同时，世界也把其博大、丰富的思想文化创造馈赠给中国。

文化和学术，自然是记录和践行这一历史过程的载体和见证。可以说，学术为天下公器——这不仅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更是一种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即中国文化开始敞开胸怀，吸纳世界文化的一切优秀遗产和成果，以创建一种符合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平台和家园。在这里，“天下”是一种跨文化的空间意识，也是一种无畛域的文化胸怀，其所导向的是一种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语境。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所追寻的是文学趣味、悟道的心得与个人的情志，重在个人的阅读和感悟的话，那么，新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则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与要求为标尺，更加倚重公众的接受程度与传播效应，重视文学的现实力量和社会效益。

但是，学术要成为“天下公器”，或者要做“天下公器”的学问，首先就要有“天下”的空间，有共通的公共概念、语言和话语，有公众可以分享、共享的文化权力——这一切不仅把批评推到了时代变革的前沿，也为西方文化的引入、继而为新的理论范式和观念体系架设了桥梁，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当是起到了冲破旧有文化场域的界定和限制，创造新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引领作用。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首先所面临的就是公共性、公众性和人民性的缺失，旧文化固守着传统疆界，不仅表现在思想和观念上，而且积淀和落实在既定的语言和话语规范及方式上，以方便少数人占有和享用属于全社会的文化权力与资源。

显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仅由于现实需要，而且还在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度结合和契合。这种深度结合和契合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超乎寻常的胸襟和包容性——尽管这种胸襟和包容性明清之后一直没能找到释放的机运，且在社会和文化腐败中有所收缩和收敛，但是始终留存于历史的文化遗存和记忆之中，一旦激发，就会焕发出磅礴意境和气势。

实际上，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人一直在追逐着“天下为公”的梦想，但是一直未能找到通向现实、符合世界潮流的路径。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梁启超阔大的学术情怀之中，也表现在康有为的《大同书》、王国维关于学术和文学境界的论述之中。关于前者，康有为所憧憬和想象的“大同世界”，不仅超越中国3000年传统的“小康”境界，而且其宏大的人类性和世界性构想，不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任何“乌托邦”想象和建构：

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公政府既立，国界日除，君名日去……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

公，是谓“大同”，此联合之太平世也。①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不能不说，这是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②同上，第5页。的结果，此中既有中国道德文明中强调的“人人相亲”的和谐思想，亦有西方人人平等的文化诉求，同时还包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的社会理念，为中国未来发展勾勒出广阔的发展愿景，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其历史变革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与康有为相通，王国维也是一个生活在患难与悲苦之中的学者，用夏中义先生的话说，他后来之所以一度倾心于叔本华哲学，完全出于一种“灵魂之苦”，而这种“苦”不仅来自生活之艰辛，更是“天才激情与人生境遇的严重失衡”的表现。③夏中义：《王国维：世纪的苦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不过，王国维并没有由此投入社会变革的政治潮流，而是期待在文化学术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以克服和超越内在极度悲观的情绪，由此，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正统儒家文化，在体察、理解和解释人类痛苦和悲苦心理方面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众多的中国文化思想的资源中，他又发现了与西方文化相通的情愫和因素，从而造就了其打通中西文化场域的学术意识，于是，在其《〈红楼梦〉评论》中，出现了中国的老子、庄子，与西方的叔本华等人，一起坐而论道、相互对话的场景，意味着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突破单一文化的畛域，不再仅仅满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的“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方法，进入了中西互注的跨文化时代；而在其《〈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又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和“学无有用与无用”之分的观点，把学术和文学批评推到更大场域之中：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①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求善·求美——王国维文选》，徐洪兴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此处可见，中国20世纪文化变革的显著标志，就在于公共场域和视野的扩大，文学批评的社会性越来越突出，包容性和延展性也越来越大，并且不断打破旧有的思想界说，呼唤跨学科、跨国界、跨意识形态的学问出现，再建一种新的属于全球、全人类、全民参与和共享的公共文化场域。

正是在这种情景和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进入中国，而且完成了与中国文化的深度结合和融合，并成为这个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大国的指导思想。

而经历了百年来的碰撞、磨砺和革新，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学术，也进入了一种新语境和新时空。回首20世纪，尽管经过了很多曲折和反复，但是从总的趋势上看，它以文化上的开放性、现代性和创新性为特征，不仅继承、发展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成果、经验、经典和境界，而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为21世纪的学术发展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铺垫。无疑，无论从论题、问题层面，还是从开拓、延伸和拓展维度，都不意味着世纪学术的终结，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延续和创造性发挥，继续延续着一种尚不能、不敢言终结的探索、反思和创新过程。

也许正是由此出发，笔者把中国20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称为一个“空间拓展的时代”；大而言之，这是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向世界，向全球化、人类化和世界化拓展的时代；小而言之，也是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在一种开放的、与外国文化及学术密切交流和碰撞的语境中生发和变迁的；从价值追求方面来讲，它与中国人民冲破禁锢，面对挑战，在新的历史时空中追求自由、民主和幸福的心理欲求与精神蜕变过程密切相连，紧密相关，也是后者的精神展现和学术见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学、外国文化及学术的影响和中国的当代生活和意识，构成了中国20世纪以来学术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源流和精神动因；而它们三者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造就了中国学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丰富多样的景观。

因此，“有容乃大”乃是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最难得的文化景观之一，它所期盼的不仅是中国学术和精神意识的某种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变化，进入一种传统意识与现代性文化交汇融通的格局，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向开放性、多元化和民主化发展的趋向；而且由内向外体现出一种包容世界文化的博大胸怀，容得下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容得下生老病死，容得下整个世界。

*殷国明，男，1956年生，祖籍江苏常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