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民

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

李伟民*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在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有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表现为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中介实现中国语境下的莎学批评，它试着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莎作，从将莎剧纳入社会学意义的理解到美学与文艺层面的认识，从而使中国莎学研究构建了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莎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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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批评（以下简称莎评）成为世界莎士比亚学（以下简称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而且在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莎学仍然是莎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话题，包括即将举办的第十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也多次将马克思主义莎学列为会议讨论的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强调要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王朝时代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进程看待莎氏，把莎氏视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具有非宗教和唯物的人生观。在革命的年代里，马克思在阶级斗争的事业中，把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他所赞赏的作家当作武器。受俄苏莎评的影响，20世纪中国莎学的发展，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译介与研究有密切联系。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科学研究中从始到终的最好伴侣。马克思、恩格斯论莎士比亚是马克思文艺理论及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出现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就可以领会到马克思将其作为评断当代与夏洛克类似的人物的标准。由苏联莎学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莎评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把莎士比亚定位于“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理想代表”①A.A.斯米尔诺夫：《莎士比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杨林贵译，张泗洋、孟宪强编：《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研究演出教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刷新和丰富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莎学研究，其影响遍及英国、美国、中国，以及东欧。俄苏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对中国莎学所产生的影响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紧密相关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莎评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纳察尔斯基、葛兰西、弗里契、莫洛佐夫、斯米尔诺夫、阿尼克斯特、考德威尔、拉卜金、凯尔特和安奈特·鲁宾斯坦、魏曼等。

尽管马克思主义莎评本身也存在着不一致的观点，各有侧重，但却在莎学研究上呈现出比较一致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莎评学者往往把莎作同历史、现实生活和人性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莎评学者试图在莎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常常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其社会意义；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莎作看作有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因素的继承；在强调莎作“人民性”的同时，联系意识形态斗争的具体语境，着重阐释莎氏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有深刻影响。

20世纪50—90年代，中国莎学研究搬用苏联莎学研究模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重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作出自己的阐释，马克思在莎氏剧本中看到了与现代资本家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在莎学研究中强调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则被看作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武器。这些观点构成了那一时代中国莎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和主流话语。研究者认为，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能够超越与克服西方莎学的弊端。

在中国莎学批评中，由于苏联莎学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西方莎学批评及新的文学方法论的译介，俄苏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失去了昔日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莎学批评强调借鉴西方莎学理论，在研究中往往以多元化的审美力图消解莎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我们的莎学研究在有意识地建构当代中国特色中，尚缺乏对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本质区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莎学观点的认识，没有对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西马”学说中涉及的莎学批评进行仔细梳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就是人性、人道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莎学研究对“西马”缺乏应有的对话和批评，故我们的莎学批评也多从人性、人道主义入手，而不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和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研究莎作，弱化或抛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张扬人性、人道主义，于有形与无形中受到“西马”文学批评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莎学研究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和学习，使中国的莎学研究者看到了不同于英美莎评的崭新理论资源。而马克思主义莎评中的唯物史观和人民因素，对于在当前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莎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莎评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论现代化的方向。而马克思主义莎评中所涵盖的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研究方法，以含有特殊时代特征的“人民性”作为评判标准，在联系中国语境，反对侵略、压迫，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来分析主题、人物，既不能剥离意识形态因素，也不窄化审美和批评视野，亦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莎学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指导原则。中国的莎学批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莎评具体应用到自己的莎学研究中，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20世纪50—90年代中国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莎学批评开始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是否准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及莎评中左的倾向，简单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将莎士比亚纳入特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

茅盾是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莎氏的评价，并将莎氏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论述“莎士比亚化”的第一人。杨晦的《〈雅典人台满〉序》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企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莎士比亚的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卞之琳、孙家琇、张泗洋、赵澧和孟宪强等人，而同时代的吴兴华、陈嘉、李赋宁也在自己的莎学论文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莎学批评实践中。安奈特·鲁宾斯坦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书中指出，莎学研究应联系莎士比亚生活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以及莎氏反对封建内战、主张民族统一，反映君主职责、个人野心与政治、宗教与政治等诸多层面，否则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卞之琳在他的一系列长篇莎学论文中认为，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在莎学研究中，也看到了莎氏对阶级的划分，并以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来理解莎士比亚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卞之琳将莎士比亚定位于能发扬本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思想，在揭发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的同时，也揭发本阶级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倾向。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不但反对封建罪恶，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罪恶倾向。莎士比亚不但是本阶级的叛逆者，而且是本阶级的掘墓人。卞之琳发表的长篇莎学论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导言》、《共产党宣言》、《六月十八日失败》、《德国农民战争》、《列夫·托尔斯泰》、《给拉萨尔的信——论革命悲剧》、《给明娜·考茨基的信——论倾向文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文艺》等。卞之琳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莎学研究，他明确提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莎氏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基础崩溃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文艺复兴的交替时代，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精髓。时值晚年，卞之琳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化，为了当时政治领域的运动，不加思考地认为莎学批评必须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莎剧，不可避免地深受时代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影响，存在着机械、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莎学指导莎学研究的弊病，将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视为唯一正确的莎学研究方向，禁锢了研究者的视野，也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经典价值。

马克思曾经提出包含对人的感觉、情欲和需求的肯定，通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的学说体现了马克思美学思考的现代性。马克思乃是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的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孙家琇在莎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莎氏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形成了她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观，也是她一贯的指导思想。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对莎士比亚创作经验和创作特点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普遍的意义。莎剧所反映的欧洲封建社会的阶梯和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历史现实、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极好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张泗洋的《莎士比亚引论》，被认为是在我国近一个世纪的莎学史中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全面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这部著作强调要深入研究莎氏，必须注重历史和社会背景，必须放到“国家的背景”中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并看其最终对时代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和戏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是在问题意识中展开的，即在资本现代性原则的社会中，确认莎作的经典价值的。莎士比亚深刻、多方面地描写了他的时代。他的戏剧创作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最充分的艺术反映。赵澧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莎学研究，在研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注重影响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和环境因素，进而把握莎士比亚的总特征和重点莎剧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并对西方莎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的偏颇提出了批评。吴兴华发表的莎学论文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观点，从阶级斗争角度解析莎剧，对西方资产阶级莎学提出批评，对莎作批评提出了符合当时意识形态语境的研究。孟宪强晚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哈姆莱特》进行了全面研究。

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表现为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中介实现中国语境下的莎学批评；或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与莎作文本分析相结合；或试图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莎评。著有《莎士比亚和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功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要挖掘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发展关系，并以他的“文学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理论之后的理论”等对莎作的评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詹姆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解释学，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些理论显然可以运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建构中。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的“人民性”也是一个包含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我们不难从他们的莎学论述中觅到其踪迹。但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当我们重新审视“人民”的概念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民”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莎学的“人民性”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的莎学批评。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强调不能脱离文本语境研究莎作，更不能无视唯物史观，如果我们的莎学批评不加扬弃地运用各种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莎学学说，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哲学基础，就会将莎学研究引入歧途。例如，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肖瓦尔特对《哈姆雷特》的解读提出“奥菲利亚历来被批评界所忽视不是偶然的，而是男权争霸的结果。在这个主观预设的指挥下，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被彻底颠覆。奥菲利亚头戴野花被赋予双重的象征：花是鲜花，意指处女纯洁的绽放；花是野花，象征妓女般的被玷污。她死的时候身着紫色长裙，象征‘阴茎崇拜’。她蓬乱的头发具有性的暗示”。①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而马尔库塞则通过对马克思美学的批判，“有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说成是完全否定艺术形式的美学”。②方汉文：《西方文艺心理学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

改革开放以来莎学批评者已经清醒认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应该在莎学批评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莎士比亚评述与在他们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进行严格区分。诚如张永清所说：“我们丝毫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与有机整体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①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出路》》，陈奇佳、张永清：《文学与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9-90页。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述与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莎氏论述，不能简单地与后来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画等号，而后者在阐释过程中往往被极端地单一化、政治化、阶级化、狭隘化和倾向化了，与此同时，对西方当代莎评中冠以各种主义的研究也要看到其偏颇之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莎学研究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中将哈姆雷特定位于人文主义者艺术典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明确提出了哈姆雷特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具有中世纪思想的封建王子，就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反思。因此也才有在90年代个别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缺乏历史认识的学者，对异彩纷呈的莎学研究提出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方向的质问。

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时代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莎学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活力，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剧作仍然在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认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对中国莎学研究有其巨大和积极作用。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莎学等非东方与非西方莎评的“异质性”的差异，才导致了中国莎学批评的“现代性”的形成。中国的莎学批评也在其发展过程中试着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莎作，从将莎剧纳入社会学意义的理解到美学与文艺层面的认识，从而使中国莎学研究构建了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莎学批评。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兼收并蓄，有选择地汲取西方莎学理论、批评流派、现代以及后现代文论和舞台演出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对莎士比亚进行全方位考察的格局。

*李伟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