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军

略论蒋孔阳美学的性质、意义及其他
——兼向阎国忠先生请教

刘阳军*

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这一本质地关涉其自身之理解和阐释取向的问题，是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蒋孔阳美学奠立在唯物史观这一革命性哲学根基之上，并由此获得和确立了基本取向甚至定向。由此哲学根基来透视和评估，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大致可从如下三个基本点来澄清和阐明：一、以马克思“存在论革命”即“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或“对象性的活动”，而非某种抽象的、天真的假设或假定为基础，来进行美学思考和探索；二、实质地击穿了形而上学美学“意识的内在性”封闭建制，直面和贯穿“对象领域”；三、在思想路径上不再沿袭形而上学美学的“知识论路向”，而走上“生存论路向”。这为实践美学一脉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蒋孔阳美学 唯物史观 形而上学美学 存在论革命 意识的内在性 生存论路向

蒋孔阳先生是享有卓越声誉的当代著名美学家，其美学被誉为中国美学界独树一帜的“第五派”。①朱立元：《中国美学界独树一帜的“第五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关于蒋孔阳美学，学界探讨和研究颇多，而且成果非常突出。综观这些探讨、研究，大致来说视野广阔，几近涉及了蒋孔阳美学的方方面面。不过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关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这一基础性问题，过往研究涉及不多，更鲜见系统的专题探究。知名学者阎国忠先生在蒋孔阳美学研究方面撰写了视角独特、水平很高，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可以说是蒋孔阳美学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但是，若从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这个高度来审视，其中委实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之处。因此，在这里，我将尝试以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问题为中心，同时兼及阎先生一些论断或观点，谈一点粗浅理解和看法，以求教于阎先生以及学界其他方家。

一、蒋孔阳美学的哲学根基：哲学革命与唯物史观

蒋孔阳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坚实哲学基础之上的。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其时特殊思想语境和时代背景使然，另一方面则主要是蒋孔阳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想道路的自觉遵循、坚守和实践。从早期《德国古典美学》到晚期《美学新论》，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坚持以此为思想引领和实践指向，不仅直接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论点和核心命题为凭据，而展开创造性阐释和发挥，更关键的是切切实实地自觉贯彻和实践了这一革命性的哲学观。因此，若要全面而准确地领会和把握蒋孔阳美学思想，首先就需要透彻领会和把握其哲学基础，即唯物史观。阎先生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理解、论释与评价，虽然论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思想对蒋孔阳美学思想建构和形成的积极影响，但对唯物史观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的基础性位置和革命性影响的关注和认识仍然有待深化。大致说来，这一方面是受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简单化、机械化理解等时代氛围影响，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阎先生自身囿于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成见和定见，而造成对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及其意义的悬置和忽视。这很可能是阎先生难以真正洞穿和参透蒋孔阳美学思想之核心奥秘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的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国际上费尔巴哈化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化马克思主义，①参见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国内极左马克思主义等多重影响和遮蔽，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正统化”、庸俗化、激进化倾向，譬如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拆分而作对立、分离的对待和理解，②这种观点并非肇始于我国，早在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部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就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在“苏联热”驱动下，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并在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占据了主流位置。认为前者集中于社会历史领域，后者聚焦于自然观上，对此已有学者提出了严肃批判。③参见朱立元：《实践美学哲学基础新论》，《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倾向和状况，唯物史观所蕴藏着的一些原初的、根本的意义由于长期的耽搁以及陷于晦黯状态而得不到解蔽以及应然地昭示、显现。这原初的、根本的意义，本质上讲就是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是“武装革命”，而是径直本质地关联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革命性虽然曾以诸种形式被不同程度地认识、关注和认可过，但是极大多数的认识、关注和认可仍然不同程度地囿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和建制，因而是不充分、不彻底、不真确的。

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最根本地说来关涉如下三方面：首先，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由存在论（Ontology）④朱立元：《对Ontology与唯心、唯物之关系的考察》，朱立元主编：《第一、二届中德双边国际美学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2-177页。基础或根基处发动的“哲学革命”，并且是这种革命的必然的决定性成果。这种革命的核心或枢轴，是“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或“对象性的活动”。⑤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仅由此来看，唯物史观首要本质地指向并敞开为“实践论”①邹诗鹏在《“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中深刻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本质相通的，须要避免和防止对两者进行疏离的、激进的理解和把握。笔者也认为唯物史观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本质相通、内部巩固的，整体的、一体的复杂关联在一起。或“实践的唯物主义”。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73页。存在论基础的这种最彻底澄清和革命性变动，最关本质地奠定、确保并呈示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其次，这种存在论革命，彻底地、实质地击穿和瓦解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这种基本建制大体说来就是“意识的内在性”。由此可以判定，这不仅“整个地改变了存在论设定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而且意味着并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③吴晓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整个柏拉图主义的颠覆以及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④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最后，这种存在论革命要求根本地揭示并诉诸“前概念、前逻辑和前反思”的世界（或“生活世界”），而非“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从而在存在论基础上决定性地超越了“知识论（或范畴论）路向”，而开启并敞开为“生存论路向”。⑤吴晓明：《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由此，我们对“Ontology”的领会和把握，不能再凭借其传统语义，而应当是“生存论”。⑥邹诗鹏：《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基础》，《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上述三个方面共同铸成了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与全新地平线。

前面所述，唯物史观是蒋孔阳美学思想之哲学基础的论断，归根到底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这种革命性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和遮蔽，严重影响了这一原初要义的彻底澄明和真确显现，从而造成唯物史观对我国当代美学，尤其是实践美学一脉的奠基性作用和革命性影响较长时期以来没于晦暗状态而得不到应然的彰显。因此，我们的这种强调绝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意义。

正是如此这般的唯物史观，真正构成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这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首先从文献学上看，蒋孔阳重视并大量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原典。这一点显著地凸显了其美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关于这一点，可从其众多著述中得到有力、客观印证，在此无需赘言。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蒋孔阳之所以如此这般重视马克思主义原典，不是因为外部因素的刺激、干扰和强制，抑或一厢情愿、盲目崇拜，根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唯物史观根基及其美学意蕴。譬如，蒋孔阳尤为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的奥秘恐怕就在于这部经典是“马克思新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的诞生、孕育之地。⑦参见蒋孔阳为朱立元《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一书所作的“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其次，从撰述的指导精神和思想原则上看，蒋孔阳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贯彻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这既是其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境界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撰述精神和原则的真实写照。譬如，即使蒋孔阳早期的著述《德国古典美学》，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也可称得上是这一方面的优秀之作。①朱立元：《西方美学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重读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再次，进一步，由存在论（Ontology）根基来看，蒋孔阳美学无疑是建立在“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或“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根基之上的，而非某种抽象的、天真的假设或假定之上。更简约地讲，就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实践论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②蒋孔阳：《蒋孔阳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而为突出“存在论”意义，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学者直接采用“实践存在论”这一具有重大突破性和创造性的表述。③参见朱立元：《寻找存在论的根基——蒋孔阳美学思想新论探之二》，《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论断绝非我们对其进行“强制阐释”④参见张江、朱立元、王宁、周宪等先生关于“强制阐释”的系列探讨文章。如张江《强制阐释论》、朱立元《关于“强制阐释”概念的几点补充意见》，以及拙文《“强制阐释”现象及其批判——兼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现代化道路》（《文艺评论》杂志即将刊出）等。的结果，而确确实实是对其美学思想的根本透视和客观总结。譬如，作为其立论的主要凭据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或“对象性的活动”不仅都诞生、孕育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⑤巴日特诺夫在《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刘丕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就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更为关键的是它们是一脉相通、本质一致、意涵根本契合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是世界的美”、“美在创造”、“多层垒突创”等系列美学论点得以诞生。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坚实基础，奠定了蒋孔阳美学的高起点、高格调、高境界等非凡品格，拉开了与一般美学的距离。一方面，蒋孔阳不仅从对国外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深厚研究中大体上已经体会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美学的诸多不足和弊病，而且其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立场使其对之保持了高度清醒、批判的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孔阳美学径直诉诸鲜活的、现实的审美关系或审美活动本身，而且这种美学探索和建构自觉地否定并跃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美学的固有观念论建制之怪圈，即不再凭靠抽象的、虚假的“意识内在性”来构筑和夯实人类美学。由此看来，这种美学思考和探索，在基本建制上已突破并本质地迥异于西方形而上学美学传统，也与现当代中国众美学流派不尽一样。

最后，正是因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透彻领会和把握，以及由此而对西方形而上学美学、国内诸路美学展开的深刻洞悉和反思，蒋孔阳美学较为自觉地摆脱或脱离了西方形而上学美学的知识论或范畴论路向，而走上了生存论路向。更确切地说，蒋孔阳否弃了先行地诉诸抽象世界、超感性世界等来展开美学探索和建构的道路，而积极选择并实践着首先本质地揭示和诉诸“生活世界”本身的美学探索和构筑之道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抉择绝非无关紧要，因为这种抉择原则高度地、内在巩固地坚守并贯彻了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指向和要求，进一步讲，它本质地关涉“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对美学事业的开启、敞开和开放这一道路定向。

由此看来，蒋孔阳美学是对唯物史观深刻领会和把握的思想结晶，而且就是扎扎实实地建筑在唯物史观这一坚固基础之上的。由此，欲真正彻底、根本地洞悉和把握蒋孔阳美学，我们就必须而且应当进入其哲学根基处。

二、蒋孔阳美学的性质与意义——兼评阎国忠先生的观点

之所以如此重要地强调唯物史观这一哲学根基，根本原因在于它决定性地关涉蒋孔阳美学的基本性质和意义，或美学道路之定向。正是因为不少学者未能充分地、实质性地注意到这一哲学根基及其革命性指向，尤其是对蒋孔阳美学的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和作用，造成了对蒋孔阳美学的一些本质性误读和误解。在这里，我们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简要辨析和评论，以期达成更确切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唯物史观如何决定性地关涉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蒋孔阳美学作为对现当代中国美学诸流派以及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总结、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铸，可以说在最关本质的方面业已达到或实现实质性突破和推进，显示出非同一般美学的境界和高度。这种境界和高度，如前所言奠基于唯物史观，切实而内在巩固地构成并定格了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如此一来，我们对蒋孔阳美学的性质和意义的透视与估价，就必须而且应当首要由此哲学根基及其定向来展开。这里将结合前面的论断扼要探讨三点：第一，马克思“存在论革命”打通了通向和切入美学现象、美学现实、美学世界的真正道路，蒋孔阳由此而展开了极具启发和革新意义的美学探索。这集中体现在“审美关系”这一最根本、最核心概念之创构上。在蒋孔阳美学里，“审美关系”是一个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概念，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概念。①朱立元编：《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页。那么，这应当如何理解或者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1）人对现实（包括自然）的审美关系既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审美关系扎根于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或现象。之所以如此，这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复杂本质决定的，而这种复杂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2）审美关系绝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说明和规定，而是表征着作为对美学现象、美学现实、美学世界的现实规定性，它径直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即特殊的“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③朱立元先生在《蒋孔阳审美关系说的现代解读》中认为，审美活动是审美关系的历史的、现实的展开，审美关系大致来讲就是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关系绝非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而是历史地、现实地发生着。蒋孔阳关于审美关系之“感性的形象性和直觉性”、“外在的自由性”和“内在的自由性”，人作为整体与现实发生关系并由此能够全面展开“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人对现实的“感情关系”之凸显等①蒋孔阳：《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0、12、13页。特性的判定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3）审美关系表征了人对现实，尤其是人对自然的原初的、全面的、整体的关系，从而由存在论根基处涤除了人与自然对立、对抗的诸因素或可能，破除了囿于认识论哲学或主体哲学的人类中心论，蕴含了一定的生态美学元素，甚至可以说孕育了生态美学的潜在学术生长点。这或可为当下学界盛行的生态美学提供某种历史的参照和启示。

第二，蒋孔阳美学在基本建制上本质地瓦解和摒弃了“我思”即“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形而上学建制，而这种瓦解和摒弃是由“存在论革命”及其所进行的美学探索来决定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 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 ， 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 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②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进一步，具体到形而上学美学来讲，由“意识的内在性”来展开美学探索和建构，本质上锁闭和封存了面向、介入以及通向鲜活的美学现象、美学现实和美学世界的道路，造成主客二元隔绝和对立，美学探索沦为主观反思和想象等，从而根本上也就不可能“贯穿对象领域”或“感性领域”，而颇具意味的是，美学的全部秘密却就蕴藏在这里，即蒋孔阳所说的“审美关系”。如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所提示的，美学要直面和介入现实生活，而且要实质地考虑并囊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俨然一种学科，即纯粹知识反思或范畴建构游戏。③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或许这与美学“贯穿对象性领域”之本质诉求形成了某种层面的应和与契合。这正是蒋孔阳美学何以要击穿、克服和超越“意识的内在性”的奥秘所在。

第三，在上述两点基础上，就要求蒋孔阳美学直接揭示和诉诸人与现实（包括自然）的活泼泼的，而非实在（实体）的、现成的审美关系。④朱立元：《蒋孔阳审美关系说的现代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实在”、“现成”，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性质的，而且是形而上学想象和反思现实世界的必然产物，具有封闭性、单质性等特质。因此，这种揭示和诉求，实质是生存论性质的，而且内在巩固地行进在“生存论路向”之上，故本质上已然突破形而上学美学传统路数。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揭示和诉求，“撩开”了覆盖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形而上学面纱，引向、掘开并激活了审美关系诸种复杂历史、现实条件，复杂面相及其多样可能性。

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蒋孔阳美学的基本性质与意义。这是蒋孔阳坚持“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出发点”，并以此为美学研究对象⑤蒋孔阳：《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周来祥先生在《美学问题论稿》和《论美是和谐》等专著中提出了“审美关系”是美学对象的观点，虽然蒋先生对此有所继承，但在基本性质和意义上却存在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委所在。学界某些学者对“审美关系说”之所谓“同义反复”、“自相矛盾”等指责和诘难，我们认为本质上是无视或至少未能充分、彻底参透这一性质和意义，而仍然囿于形而上学那套框架和建制进行批驳和评判的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讲，朱立元先生把蒋孔阳美学精辟地称为“审美关系说”，无疑是深得其精髓的。

下面，我们将站在这一基本性质与意义的高度上来辨析和评判阎国忠先生对蒋孔阳美学的解读和评价，希冀将其中与此相关涉的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这里，我们主要依据阎先生撰写的文献《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谁在接着朱光潜讲？——“主客观统一说”的逻辑展开》、《美学为什么要奠立在哲学一元论之上》等，还有就是阎先生与其学生合写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中所涉及的相关部分。①阎国忠、黄玉安、徐辉等：《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阎先生在《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的“后记”中说，关于蒋孔阳美学这一部分由张玉安负责。

在阎先生撰写的篇什中，蒋孔阳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及贡献获得了积极肯定，②参见阎国忠：《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肯定并未彻底深达蒋孔阳美学之本质的重要层面，即其唯物史观这一哲学根基处，从而使蒋孔阳美学的基本性质和意义陷于晦暗不明之中。这种晦暗不明往往造成对蒋孔阳美学理解和阐释的不彻底和歧义性。第一，阎先生认为，蒋孔阳从马克思经典文献中为自己的美学找到并确立了“两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美学革命化”、“审美教育社会功能”等马克思经典论断。③阎国忠：《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由此可以发现，阎先生深刻注意到了马克思经典论断在蒋孔阳美学中的重要影响以及重要位置，而且《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把蒋孔阳连同李泽厚、朱光潜一并归在以“实践”为基础概念的美学建构之下等，④阎国忠、徐辉、张玉安等：《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第130页。也佐证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这些经典论断与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是内在巩固的、一体的，而非矛盾的、分裂的。也就是说，如前所言蒋孔阳美学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但问题是，综观阎先生的相关研究，如此这般的马克思经典论断之唯物史观性质和意义，或者说其背后的唯物史观，以及其对蒋孔阳美学的革命性影响，并未彻底达至实质一贯地、内在巩固地、本质重要地阐明、展开和贯彻。这种有意无意地悬置和忽视，导致了蒋孔阳美学基本性质和意义得不到应然判定和昭示。

第二，正因对蒋孔阳美学哲学基础及其革命性新变领会和把握不充分、不彻底，而造成了对“审美关系”的一些认识上的不充分、不彻底。这集中体现在：在阎先生看来，审美关系对蒋孔阳美学而言具有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双重含义，即“无自己定性的派生性概念”和“有自己定性的本原性概念”，并认为其精华之处是从“将审美关系当作一种方法论”的后一概念出发而展开的美学探索，摆脱了“二元论困境”。⑤阎国忠：《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大致说来，这仍然囿于形而上学阴影之中，试图诉诸概念、逻辑、反思的世界来领会和把握审美关系，并将其领会和把握为一种“方法论”，由此而有意无意“漏过”了对其哲学根基处悄然变动和革新的捕捉和透视，而这种捕捉和透视又必将决定性地指向其美学基本性质和意义。事实上，如前所言，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审美关系说”，首先揭示并呈现的是存在论根基处的革命，即作为“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审美关系，或者说就是“审美活动”，就此而言审美关系不仅与实践本质相通，而且意味着对“纯粹活动”或“自我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的击穿和瓦解，意味着与“我思”根本不同的出发点的决定性奠立。由此而言，审美关系必须且应当首先被本质地领会和把握为“存在论”，而非“方法论”，而且只有如蒋孔阳所言“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出发点”，才能真正而有效地摆脱二元对立困境，而不仅限于方法论。②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三，正是源于上述理论态度和立场，阎先生认为审美关系的说法混淆了两种主体和客体，即“介入审美活动前抽象的主体和客体，与介入审美活动后具体的主体和客体”，也即是说，阎先生认为审美关系的说法意味着人与对象天然是审美主体和客体，并且处在审美关系之中，不管是否介入审美活动。③阎国忠：《美学为什么要奠立在哲学一元论之上》，《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就此而言，不得不说，这种指责和批评，实质是把审美关系先行地领会和把握为“方法论”，并悬置其哲学根基而将其视为与审美活动截然相对立的、分离的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或“现成者”，由此出发当然就可得出所谓“混淆”之结论。但我们详细研读蒋孔阳美学著述之后却发现并不然，事实是：审美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同时也是生成性的、开放性的，既是人类性的，也是个体性的。④参见蒋孔阳《美学新论》、《美在创造中》等著述，以及朱立元、张玉能等先生关于蒋孔阳美学的系列研究。无疑，这再一次深刻揭示并确证了阎先生何以将审美关系领会和把握为“方法论”了。

特别值得反思的是，阎先生在《谁在接着朱光潜讲？》中仍继续重述与此相近或变异性的论调，断定蒋孔阳“将美的本质和本原结构归结为‘审美关系’，学理上与逻辑上还存在着明显的纰漏”，重要理由之一是在蒋孔阳美学中，至少还存在“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过的自然的美是纯然客观的”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⑤阎国忠：《谁在接着朱光潜讲？——“主客统一”说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1期。在这里，姑且不论“将美的本质和本原结构归结为‘审美关系’”这一表述和概括是否妥当、真确，是否内在巩固地揭示和呈现了蒋孔阳美学的基本性质和意义，单就“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过的自然的美是纯然客观的”而言，我们认为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哲学根基上的蒋孔阳美学，不论从学理还是从逻辑上讲都不存在“纯然客观的美”孕育和诞生的可能性。这是由蒋孔阳美学的哲学根基及其基本性质和意义决定的。此外，阎先生还认为，蒋孔阳美学并未真正摆脱实践美学的“悖论”或“矛盾”，譬如“美是劳动的产物，美的本质是劳动”与“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垒的突创”的矛盾，“因为有了客观的美，才形成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与“因为审美关系的存在才造就了美的对象”的矛盾等。⑥阎国忠：《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我们以为这种批评本质上仍然落于形而上学窠臼，是悖逆蒋孔阳美学的基本性质和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真正领会和把握了唯物史观，并本质一贯地、内在巩固地领会和把握了建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蒋孔阳美学之基本性质和意义，才能达成对蒋孔阳美学的本质洞悉和真确阐释，而不致滑入歧路。

三、一个延续：“实践存在论美学”

在文献收集、阅读和研究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不少关于蒋孔阳美学的解读、评论、阐释，以及质疑、指责和批评等，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囿于形而上学哲学、美学，以及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等既定框架、观念、前见及偏见，往往难以彻底、实质、真确地深入其哲学根基，并揭示和把握此根基之于蒋孔阳美学的决定性作用和意义，从而也就难以抵达和透视蒋孔阳美学的真正内核。由此而言，这构成的不是真正的解读和批判，实质是一种悬置和遮蔽。于是，越是如此，蒋孔阳美学之基本性质和意义就越是晦暗不明。

不过，蒋孔阳美学由于诸种原因虽然遭到误解和批判，但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也对它进行了丰富的、坚实的、建设性的重大阐发和推进。这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当首推“实践存在论美学”。①“实践存在论美学”，由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的诸学者提出并进行了详实的阐发。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的诸学者与董学文、李志宏等学者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论争。“实践存在论美学”，在根本上讲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也是对蒋孔阳美学，特别是其基本性质和意义的本质一贯地、内在巩固地领会和把握。诚如朱立元先生自己所言，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及实践论与存在论相结合思想，以及蒋孔阳“审美关系说”等，共同构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核心根据。②参见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由此而言，“实践存在论美学”既一脉相通地、原则高度地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也本质深刻地拓展和推进了蒋孔阳“审美关系说”。

在此意义上讲，一些学者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海德格尔化”、“取消认识论”等指责和非议，③董学文、陈诚等学者指责和批评“实践存在论美学”把马克思“海德格尔化”等，李志宏、刘兆武等指责和批评其“取消认识论”等。这一方面新近文章发表在《学习与探索》、《文艺争鸣》等杂志上。本质上都是难以站住脚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彻底真确地、本质一贯地、内在巩固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及其实践定向，因而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根基和原则高度，而实质上仍然限于形而上学框架和建制来加以框定和评价，故而形成的不是客观“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基础上的真正学术对话和批评，而是未真正切入“实践存在论美学”思想地基、内核，以及这种思想所面向并通向的鲜活的、丰富的现实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的外部（或主观）批评和反思。由此看来，这无疑是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和清醒认识，并实质地加以检讨和反思的。

责任编辑：沈洁

*刘阳军，男，1984年生，贵州铜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学、美学及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