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宝才



贾谊与黄帝文化

□ 刘宝才

一、贾谊与《新书》

贾谊，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年）生于河南郡雒阳（今河南洛阳）。十八岁时以文才闻名，被郡守吴公召到衙门任职。文帝刘恒即位初，吴公升任廷尉，便向文帝推荐贾谊，称赞他年轻有才，精通诸子百家。文帝征召贾谊来到朝廷，给他一个博士职位。当时贾谊二十出头，在同僚中最年轻。每遇文帝有事咨询，同僚回答不上的时候，贾谊就站出来回答，大家都很佩服。文帝喜欢贾谊，破格提拔他，一年内升任太中大夫。贾谊对修订历法、制定法令、改革制度、振兴礼乐提出一系列建议，还提出“诸侯就国”的主张。文帝打算再提升贾谊，给他公卿的职位，由于大臣周勃、灌婴等反对没有实现，便派他去做了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几年后，文帝又召回贾谊，接见长谈以后，感觉相隔几年，贾谊的学问见识更加令人佩服了，不久就让他做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的太傅。不幸的是，后来梁怀王刘胜骑马时掉下来摔死了。贾谊感到，作为太傅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哭泣了一年多，也死去了。贾谊的卒年是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十三岁。贾谊出仕从政，只有十多年时间，先后担任的博士、太中大夫、太傅都属于文化职官，或备咨询、掌论议，或为教师性质，始终没有完全脱离书生的身份。

西汉时已有贾谊的文集。西汉末年刘向看到的贾谊文集有72篇，刘向删定为58篇，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贾谊》一书。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称，《汉书·艺文志》的《贾谊》一书流传到南宋基本完整，只有《问孝》和《礼容语（上）》两篇的正文失传，篇题与正文倶存的56篇。今见《新书》与南宋时相同，是贾谊的著作没有疑问。今见《新书》十卷56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事势”，讲政事与形势，包括卷一至卷四，共32篇，都是呈送文帝的奏章。第二部分“连语”，引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或人物故事，用来讽喻现实，包括卷五至卷八，共18篇。第三部分“杂事”，包括卷九和卷十，共8篇。“连语”“杂事”各篇，或解释经传古义，或记述礼仪程序，可能是贾谊任太傅时所用的讲义和笔记。

《汉书·艺文志》将贾谊的《新书》列入儒家类。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崇儒的班固将《新书》列入儒家，主观上是一种抬举，客观上不符合实际。贾谊活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是儒家，恐怕他本人不高兴。后代正统儒家人物也不接纳贾谊，朱熹说：贾谊的书内容“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历代二》）。“驳杂”自然是贬抑。该不该贬抑是另一回事，但朱熹认为贾谊不是儒家，我以为是对的。

二、《新书》述黄帝

观察《新书》中引述的黄帝的言论、身世和事迹，是了解贾谊与黄帝文化的关系的直接途径。

贾谊《新书》中有两处引述黄帝的言论，还有两处引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摘录如下：

一，《新书·宗首》：“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二，《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三，《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四，《新书·修政语（上）》：“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

第一条引文可能引自《六韬》。《六韬》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熭，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意思是：中午阳光正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曝晒，刀子握在手里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宰割，比喻说明做事要不失时机。以下的“执斧必伐”以及从反面作的更多比喻，都是同样的意思。学界对《六韬》的真伪性一直看法不一，成书时代也有多种说法。上个世纪70年代初，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残简，河北定县汉墓出土《太公》残简，证明《六韬》并非伪书，多数人认定它是战国时人的作品。

第二条转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来源比较复杂。先秦与秦汉之间的多种文献中有关于黄帝的身世和生平的记载，《新书·益壤》的这一条是一个综合转述，包含作者自己的理解。这一条中说黄帝是炎帝之兄，当由《国语》所说“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推测而来。说黄帝伐炎帝的原因是“炎帝无道”，则与《国语》所说的是由于二帝“异德之故”不同，而与司马迁说的是由于炎帝“侵陵诸侯”（《史记·五帝本纪》）相通。贾谊和司马迁的说法必有来源，这个来源我们现在找不到了。说黄帝伐炎帝之战发生在涿鹿之野，与其他记载不同。从《逸周书》到《大戴礼记》以及《史记》、《汉书》，一致说黄帝伐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发生于涿鹿之野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之战。说黄帝伐炎帝战于涿鹿之野，可能是误记。《史记正义》以为阪泉即古涿鹿，也可备为一说。说黄帝伐炎帝之战血流漂杵，与《大戴礼记》所说“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都是言战争激烈，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第三条也是转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内容与第二条大体相同。唯炎帝黄帝“各有天下之半”一说，为第二条所无。《国语》记载炎帝“成于姜水”、黄帝“成于姬水”。“各有天下之半”的说法也可能是由《国语》的这个记载演化来的。

第四条引文出处不明。《修政语》上、下篇，列举五帝及三代著名帝王有关治国之道的言论，并进行解说。本条列于上篇之首，以水为喻说明治国之道。《老子》尚水，言“上善若水”，多以水喻道。就表达方式而言，本条与《老子》一致。就表达的内容而言，本条与《老子》有不同。《老子》以水喻道，表达的内容是处下不争，柔弱胜刚强。本条黄帝之言以水喻道，表达的内容是涌流不息、追求不止的自强精神。

从《新书》引述的黄帝身世、事迹和言论中，我们看到贾谊的政治主张与黄帝文化有密切关系，黄帝文化为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依据。贾谊主张，君主要考虑安定天下的大事，不可追求虚名，不可拘泥于细微末节。主张君主做事要当机立断，不可优柔寡断贻误时机。主张君主治理天下要践行诚信与仁义，要持之以恒。这些都是黄帝文化的精神。

三、《新书》的黄老色彩

黄老这个名称见于《史记》的《孝武本纪》和《老子韩非列傳》。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以黄老名派，表明这个学派从老子出发又有发展。这个学派的形成不早于战国时代，在战国秦汉间影响很大，西汉初年成为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派别。诸子多数学派都与黄帝文化有关，但在学派名称上标出黄帝名号的只有黄老学派一家，表明这个派别与黄帝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观察《新书》的黄老色彩，也可以成为了解贾谊与黄帝文化关系的途径。

《论六家之要指》中说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取了各家的长处。文中还指出了各家的长处所在，认为阴阳家的长处是研究阴阳运行，儒家的长处是列举“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墨家的长处是提倡“强本节用”，法家的长处是辨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名家的长处是“正名实”。黄老道家吸取各家的长处，表现出综合诸子学术思想的意向。《新书》正是具有这样的倾向。有学者研究了《新书》以后，得出结论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六类学术著作，都在贾谊读书的范围之内。”（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这个结论与当年吴公赞扬贾谊精通诸子百家是一致的。

《新书》广泛引述诸子著作。对道家著作有直接引述，如：

《新书·审微》引《老子》64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新书·君道》引《文子·上德》：“大道亶亶（坦坦），其去身不远。”

《新书·审微》引《管子·牧民》：“管仲曰：‘备患于未形。’”。

《新书·俗激》引《管子·牧民》：“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新书·无蓄》引《管子·牧民》、《撰度》：“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老子》、《文子》、《管子》，《汉书·艺文志》都列入道家，班固的自注还称文子系“老子弟子”。对儒家著作也有直接引述，如：

《新书·等齐》引《礼记·缁衣》：“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

《新书·审微》引《孔子家语·正论解》中孔子对于卫君允许叔孙于奚僭用君主礼乐的评论：“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与之邑。”

《新书·保傅》引《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对其他各家的思想也有吸取，表现出既尊重又有分辨的态度。于墨家，《新书》有“仲尼、墨翟之贤”（《新书·过秦》）之语，又有“墨子见衢路而哭”（《新书·审微》）之句。于法家，《新书》赞扬商鞅“立法度，务耕织”（《新书·时变》），批评其“违礼仪、弃伦理”（同上），指出其迷信暴力、忽视礼仪伦理在秦统一后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恶劣。于阴阳家，称颂邹衍为贤士，认为邹衍入燕对于燕国安全昌盛、战胜齐国有决定性作用（见《新书·胎教》）。我们推测，贾谊还接触过马王堆汉墓中的简帛文书，包括被定为《黄帝四经》的黄老之学的典籍。这批简帛文书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墓主是汉初长沙王相利苍的儿子轶侯利豨。轶侯利豨与贾谊同卒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卒年也是三十余岁，两人是年龄相当的同辈。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的几年里，与轶侯利豨一定会有交往，完全有机会阅读轶侯利豨的藏书。

黄老道家是从老子思想出发兼取综合诸子的，老子思想在黄老学术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论六家之要指》指出，黄老道家学术的宗旨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就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从事物本性为办事的实际原则。《新书》的治国之道与黄老道家的宗旨契合不违，在根本上体现出《新书》的黄老色彩。《新书·道术》说：治国之道，“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换个说法即，虚是治国之道的根本，术是治国之道的具体办法。接着解释说，以虚为本，就会像铜镜那样明亮，能够照见美丑；就会像秤那样无私，能够称出轻重。君主清虚宁静，发生了事端就公正地去协调，事物有好的开端就顺势引导它发展，养育事物成长完成。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君主的好名声就会四方传扬。又解释说，以术为末就是君主要躬行仁、义、礼、信，要维护社会公正和法律制度，要举用贤才、教化人民、广泛听取意见等等。依照贾谊如此解释，虚与术都属于道，它们是治国之道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两个部分的地位不同，虚为本、术为末，虚决定术、术反映虚。但强调虚具有决定作用，非谓虚可以代替术、本可以代替末；认为术反映虚指出术是建立在虚的基础上的，术又是虚的体现，非谓术可有可无，末无关紧要。贾谊《新书》这样讲治国之道，与黄老道家一致，与老子有同有不同，与儒家大不相同。

四、贾生未为不遇

司马迁写《史记》，将贾谊与屈原的传记合为一篇，题为《屈原贾生列传》。生，书生也，一般指年轻的读书人，有纯洁、正直、满怀理想的意蕴。司马迁称呼贾谊为书生，亲切、怜惜，充满暖意。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咏史诗也以《贾生》为题，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本人仕途困顿，是个终生不得意的书生。这首诗为贾谊叹息，与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有关，很可以理解。但以为文帝不识人才、不顾苍生、非常迷信鬼神，那是错怪人了。接见贾谊的时候，文帝刚才在“受釐”仪式上接受过鬼神的祝福，心中萦绕着鬼神之事的感触，见到贾谊便谈起鬼神来，未必能够说明文帝特别迷信鬼神。贾谊面对文帝是怎样谈论鬼神的，没有任何记载，但可以作个推测。贾谊最初曾寄身吴公门下，吴公曾向李斯学习，而李斯又是荀子的学生。贾谊读过荀子的书是可能的，他的鬼神观念也许与荀子一致，认为能够赐福降灾的鬼神并不存在，统治者祭祀鬼神只是为了文饰政治。谈话过后，文帝赞扬贾谊见解高明，原因何在？由此也可窥知一二。文帝临终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史记·孝文本纪》）他反对厚葬久服的陋俗，要求为他陪葬的器具只用瓦器，为他举办的丧葬仪式尽量从简。文帝与求神求仙希冀侥幸不死的秦始皇、汉武帝不同，不是那么迷信鬼神的人。

很明显，文帝是赏识贾谊的。二十来岁的贾谊应召来到长安，文帝立即任用，又破格提拔。文帝派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不能说明文帝不再信任贾谊，也不像是单纯的贬谪，似乎有更多考虑。长沙国地处南方前沿，地理位置很重要。长沙国是最忠诚于中央朝廷的封国。刘邦分封的异姓王国中，只有长沙国一直忠于朝廷，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传国五世，最后一代长沙王无子而绝。让贾谊去担任长沙王太傅，暂时远离周勃、灌婴一班大臣的攻击，是一个既重要也安全的安排。贾谊去了长沙以后，文帝并没有忘掉他。几年后将他从长沙召回，接见的时候一直交谈到深夜。李商隐的诗写的就是这次接见。不久，文帝又让贾谊作了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的太傅，还多次就朝政征询贾谊的意见。贾谊英年早逝，班固为之悲痛叹息，同时指出贾谊的建议文帝多已实行，贾谊“未为不遇也”（《汉书·贾谊传》）。班固的这个评论是公允的。

那么，在削藩问题上，为什么文帝不采纳贾谊的建议？为什么“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应该加以讨论。

汉初，分封与郡县并行，封国的疆域加起来比郡县的疆域加起来大得多。分封本来是为了护卫中央朝廷，强大的诸侯王国却不断出现分裂倾向，如何处理诸侯王国问题成为中央朝廷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刘邦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韩王韩信、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梁王彭越、燕王卢绾。由于中央集权与异姓诸侯王国之间矛盾很快激化，刘邦先后以谋反的罪名将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废掉了。为了控制局势，刘邦末年又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其中七个是他的儿子：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还有两个：楚王刘交，是他的弟弟；吴王刘濞，是他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同姓王国建立起来以后，与中央朝廷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发展到对抗、反叛。直到武帝时，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贾谊当时，同姓王国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文帝三年（前177年），文帝兄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文帝六年（前174年），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作乱。刘邦兄子吴王刘濞长期称病不朝，已经有人告发他在图谋反叛。贾谊从严峻事实看到，只要有力量，同姓诸侯王也会反叛，同姓诸侯王也是分裂国家的势力，发展趋势是“大抵强者先反”（《新书· 藩强》）。他建议文帝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同上）的策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贾谊看到的事实，文帝当然也会看到；贾谊指出的趋势，文帝必然也认识得到；贾谊建议削藩符合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文帝更不会误解。但是文帝不采纳贾谊的建议，不愿意主动出手，宁愿等到不得已的时候再采取行动，这也是有原因的。文帝只大贾谊一岁，当时也是年轻人，而身世、性格与贾谊不同。文帝是刘邦的庶子，为妃子薄姬所生，八岁立为代王。吕后去世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要立代王刘恒为皇帝，派人到代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迎接，他当时的反应充分表现出行事谨慎的性格。又是反复咨询群臣，又是占卜探测天意，又是派舅父薄昭去会见周勃侦察虚实，觉得万全无虑的时候才决意前往长安。行至高陵又休止不进，派近臣先入长安观察情势，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告才进入长安。即位后立太子一事，文帝又表现出另一个样子的谨慎。有司请立太子，文帝先说天下的事情还没有办好，不要先考虑立太子吧。后来又说，楚王刘交是自己的叔父，吴王刘濞是自己的哥哥，淮南王刘长是自己的弟弟，还有其他诸侯及宗室成员，都可以继承皇位，不一定要立太子吧。这些当然只是做个姿态，最后还是立了他的长子刘启为太子。但这也说明，以庶子和诸侯王之一的身份立为皇帝的文帝，并非一个强势的皇帝，大事总要顾虑皇室亲贵。削藩是对皇室亲贵开刀，他必须慎之又慎。同时，文帝还要顾及陈平、周勃等把他扶上皇位的资深大臣的态度。文帝不会不知道吕后时的旧事。当年吕后打算立诸吕为王，先问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说：高帝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子弟不可称王。又问陈平和周勃的意见，他们却说，太后既然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兄弟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过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逢迎吕后，他们回答说：“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汉书·王陵传》）这话意味深长。吕后死后，陈平、周勃果然除掉了诸吕，证明这些老臣的谋略和忠诚无可怀疑。他们不支持年轻的贾谊，文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晁错和主父偃是另外两位力主削藩的历史人物，可以作为评论贾谊的参照。

晁错，晚贾谊一年出生，景帝时官升御史大夫。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决定削夺吴、楚、赵诸封国的封地。事情的发展却有曲折：早已图谋不轨的吴王刘濞利用机会，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合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发动了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袁盎秘告景帝，主张杀掉晁错求得吴楚七国退兵——丞相陶青等联名弹劾晁错，说他“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景帝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时年四十六岁——气焰正盛的叛军拒绝退兵——景帝武力平定叛乱，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或自杀或被处死。最后，叛乱是平定了，晁错却死于他忠诚效力的景帝的刀下。这是贾谊死后十四年发生的事情。

主父偃，早年游说齐、赵、燕北、中山不遂。元光元年（前134年）上书武帝得到赏识，官至中大夫。后来建议武帝，令诸侯王施恩分封子弟为列侯，以削弱诸侯王国。武帝采纳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于是诸侯王的支庶多受封为列侯，瓜分了王国的土地。而列侯隶属于郡，各个王国只能管辖被瓜分后剩余的土地，实力大为削弱，对中央朝廷不再构成威胁。这是贾谊死后三十四年发生的事情。主父偃得势以后骄奢淫逸，疯狂敛财。有人说他太横行霸道，他却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四十余年，困厄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大丈夫活着不能列五鼎而食，宁愿受五鼎烹煮而死。我已经到了日暮途远的岁数，就是要横行逆施。”最终，在官场倾轧中，有人告发了他的受贿行为，死在武帝刀下，被诛灭全族。

主父偃的下场大半是自作自受。晁错死于景帝刀下，则当了一只未能替罪的替罪羊。文帝谨慎的避免陷入没有必胜把握的对抗，也就避免了做出屠杀功臣的蠢事。朱熹说：“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历代二》）贾谊遇到懂事的文帝，算是幸运了，何必曰不遇呢！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