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媛媛



论北宋陕西路矿冶业与西北边防

□ 姚媛媛

北宋陕西路的矿冶业，由于矿产资源分布的客观原因，产量不及南方，但从影响力来看，陕西路的矿冶业无论在经济领域、国防领域还是民生领域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相比其他历史时期陕西地区的矿冶业，北宋时期则更多的与边防相关，这是北宋陕西路矿冶业的特殊之处。西夏一直是北宋西北边防大患，陕西路直接与西夏接壤，所以陕西路整体是对西夏作战的关键环节，也是北宋西北边防的重点部署地带。这样的地理区位，使得陕西路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边防的重任。而矿冶业的发展则对国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陕西路矿冶业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宋代陕西路的各个矿冶业进行分析，进而看待其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对于我们了解宋代西北边防的政策以及把握宋代矿冶业的整体情况，有一定作用。

一、金银

宋初陕西路金银矿的产地主要在商州、虢州、秦州、凤州、凤翔府等。北宋陕西路的金矿主要在商州，“商州：洛南、商洛、上津、丰阳县课金，元额三十九两，元年收五十六两”；“金坑冶祖额总计七千五百九十七两，元丰元年收总计一万七百一十两”（《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720～6721页），可见，商州的元额及总额都占不到总数的1%。

宋初陕西路的银矿主要有：“虢州：冶务旧置；商州：丰阳县砂银冶，太平兴国元年置，上洛县龙涡场，熙宁七年置；洛南县麻稜冶场八年置；镇北冶场九年置；秦州：太平兴国三年，升大贾务为太平监；陇州：冶务旧置，汧源县古道场，治平元年置。”（《宋会要辑稿》第6717页）陕西路银矿的主要岁额如下：

“商州上洛县龙涡场，熙宁七年置；洛南县麻稜冶场八年置；镇北冶场九年置；元额九千七百九十七两，元年收六千九百六十两；虢州银煎冶、百家川、栾川、密崖冶、姚谷冶、石瓮冶，朱阳县七场，元额三万四千五百七十三两，元年收二万五千六百四十二两；凤翔府横正场元额一千八百八十五两，元年收九百二十九两；秦州子路、白石、黄孽、黄金、保安、杘谷、东毗、白花、白草、青阳、黄城、临金十二场务元额二百二十二两，元年收一百四十九两；陇州，元额七万七千二百六十二两，元年收四千三百二十二两；凤州元额一百六十两，元年收一百八十四两”（《宋会要辑稿》第6721页）。由以上数据可知，当时全国的银坑冶祖额为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两，陕西路银矿的元额达到总量的30%，而元丰元年收总计为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陕西路也占到了17.7%，对比金、铜、铁资源，银的产量已经非常高了，尤其是虢州和陇州，在陕西路中所占比例最高，发挥的作用也最大。由以上可知，银矿的开采发掘，对于陕西路的经济等其他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铜铁

陕西路的铜铁坑冶业特点是铜少铁多，这与铜铁资源数量有关。

北宋初年的铜矿资源主要集中于南方，陕西路较少。另一方面，“（至道二年），而凤州山铜矿复出，採炼大获，而皆良焉，请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523页））可见，政府对于资源还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宋神宗元丰以后，在虢州、陇州、凤翔府、凤州等地发现了铜矿。产量与南方各路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关于铜矿的岁额，“陇州古道场元额九千一十九斤，元丰元年收同；虢州百家川场、栾川冶，元额七千四百一十七斤，元年收六千三百九十二斤。” （《宋会要辑稿》第6722页）当时全国累计额为：“铜坑冶祖额总计：一千七十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宋会要辑稿》第6723页）。由此可见，陇州加上虢州的铜矿总共占不到全国的1%，陕西铜矿比例份额比较少。尽管如此，这些少量的铜矿也对当地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陕西路境内的铁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集中于陕州、虢州、凤翔府、凤州、耀州等地；“陕州：集律冶务，旧置；同州：韩山冶务，旧置；虢州：卢氏县冯谷冶、麻壮冶，旧置；坊州南北务、玉华务、旧置；凤翔府：赤谷务，旧置；眉县：斜谷冶，治平三年置” （《宋会要辑稿》第6717页）。铁矿的产量较大，其课额如下：“虢州：清水猯猴冶、上我槽冶，元额一十三万九千五十斤，元年收一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斤；陕州：元额一万三千斤，元年收同；凤翔府：元额四万五百六十斤，元年收四万八千二百四十八斤；凤州粱泉县冶，元额三万六千八百二十斤，元年收同”（《宋会要辑稿》第6723页），而全国累计额元额为五百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七十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为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大体上，铁的元额占到全国元额的4%，元丰元年额占到了4.4%，所以，陕西路铁的资源相对丰富，课额数比较可观。

三、铅锡

陕西路的铅锡资源主要是在商州、虢州、凤翔等地。神宗时，扩展到了陇州。对于铅资源来说，“陇州：元额一万二百六十八斤，元年收二百六十三斤；商州：锡定场，熙宁八年置，元额九十万五千五百七十四斤，元年收八十五万二千三百一十四斤；虢州：元额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八斤，元年收一百六十二万四百三十二斤；凤翔府：元额三千二百四十五斤，元年收九千四百七十三斤”，总体元额是八百三十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七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 （《宋会要辑稿》第6724～6725页）。由此可见，陕西路的铅资源的元额占到了总数的32%，元丰元年额占到了总数的27%，这个比例在整个北方矿冶业来看，数额很大，也打破了铅在南方的独占地位。

除去以上这些矿冶业外，还有锡、朱砂、水银的存在。“商州：上洛、商洛、洛南三县水银、朱砂坑，元额水银五百六十九斤，元丰元年收五百八十四斤，元额朱砂八十九斤四两，元年收二百六十斤四两；凤州：河池县水银务，元额二百四十七斤，元年收七百四十三斤。”“坑冶祖额水银总计四千九百三十七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总计一千八百七十八斤一十三两七钱六分，元丰元年收总计三千六百四十六斤一十四两四钱。”（《宋会要辑稿》第6725页），陕西路的水银的元额占到了总数的16.5%，元丰元年额占到了39.5%，而朱砂元额占到了总数的4.7%，元丰元年额占到了总共的7%，可见，陕西路的水银朱砂，特别是水银矿冶业，在全国来说，都有一定的地位。

以上是从具体的矿产资源方面对宋代陕西路进行了相关分析，由上可知，陕西路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于虢州、陕州、秦州、凤州、商州等地。宋政府在永兴军路和秦凤路等地设立了一系列监来铸钱，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钱币缺乏的问题，这些机构能够设立运行成功，无疑是因为当地的矿冶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钱币流通的过程当中，由于铜资源稀缺等原因，需要铸造铁钱辅用，“（庆历元年）是月，以虢州朱阳县铸钱监为朱阳监，又以商州洛南县铸钱监为阜民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83页），所以，对于陕西路来说，丰富的铁矿资源对于铸币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金资源主要集中于陕西路的商州，也和铜一样，数量较少。除此之外，其他陕西路的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为陕西路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相关方面的作用。

四、北宋陕西路的矿冶业与西北边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北宋陕西路的矿冶业有了大致的了解，除去金、铜外，其他的矿产资源数量比较大，所产生的效益也相对较高，对西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积极方面

北宋陕西路的矿冶产量在北方地区看来，其优势地位比较突出：“凡山泽之入，金一千四十八两，永兴军路四两；银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两，永兴军路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两，秦凤路四百八十三两；铜二千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斤，永兴军路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斤；铁五百六十五万九千六百四十六斤，永兴军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斤，秦凤路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斤；锡六百一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一斤，永兴军路三百二十六万六千九百九十六斤；朱砂二千七百八斤，永兴军路二百五斤；水银二千一百一十五斤，永兴军路六百二十一斤，秦凤路一千四百九十四斤”（《宋会要辑稿》第6729页），在这些矿产数中，银占到了11%，铁占到了24.6%，锡占到了53%，朱砂占到了7.5%，水银占到了100%，由此可见，陕西路的矿冶业资源较为丰富，这直接为其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它对宋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战备力量上，重视陕西路的矿冶开采与利用，可以极大限度满足当地的需求，调整各地区的平衡状态，利于整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

陕西路在整个北宋的地理位置特殊，是对西夏作战的前线，是关乎西北战局的关键一环。陕西路的安全便是整个西北地区的安全，也就是北宋政府的安全。所以，陕西路的各项事业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边防；二是稳定。边防上：主要是最前线时刻准备与后方后勤补给的高效。最前线的物资极其重要，而陕西矿冶业较为成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兵器、军事装备等，对于陕西本地的矿冶业的要求较高，而国家的重视程度也较高，矿产资源关乎国家命脉，对于矿产的流通也有众多限制，宋初“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宋史》第4377页）。稳定方面，主要从货币流通来看，陕西路的矿冶业，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且国家控制过大，从钱币的流通可看出，必须保证货币流通的稳定性，才能稳定民生，保证胜利。

（二）消极方面

相对优势的资源会为西北边防带来众多优势，但若管理不善，一味狂敛，必定会使陕西路及西北边防陷入危机。政府对于陕西路的矿冶业管理过多，政策并没有持续性，而是一变再变，使得丰富的资源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作用。矿产资源属于北宋政府，再加上对西夏前线的特殊战略地位，都使得国家从整体利益角度出发，设立官营机构，主要从事关于国计的有计划的生产项目，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于民生方面的投入；所拥有的经济优势，反而会更加侧重于国防的投入，这便是北宋时期陕西路发展的方向。另外，当地虽然设立了铸钱监，但流通量仍然受限，且陕西路经常变换钱币，导致市场异常混乱，刚开始，铜钱千钱换铁钱千百五；绍圣初，铜钱千钱换铁钱二千五百，所以，“元符二年，下陕西诸路安抚司博究利害，于是诏陕西悉禁铜钱，在民间者令尽送官，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宋会要辑稿》第4385～4386页）。另外存在的问题便是资源的浪费，浪费的结果便是更加狂暴的开采资源，大量设置铸钱监，形成恶性循环。各种钱币的通行，导致钱法混乱，以致民生艰难，后方不稳，则前方受挫，直接影响到了前线的士气。况且从国家政策来看，主要还是预防为主，所以，长时期的防御政策，不断地循环，最终拖垮了陕西路的经济。这不仅仅是陕西路的症结，北方各路均如此，所以，北宋经济呈现出了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格局，便不足奇怪。

通过对宋代陕西路矿冶业的分析，我们不仅了解了陕西路矿产资源的分布，而且也对其岁额、功用进行了探讨。虽然整体上它的产量不及南方地区，但在北方地区来看，战略地位意义重大，主要还是着眼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国防意义，正是有了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才为西北边防带来了可靠的后备保障。对于矿产资源集中地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设立各种监、务、场等对于促进当地资源的开发，有很大促进作用，这对于失去政治重心的陕西路来说，是个很好的经济发展点。尽管陕西路资源相对较好，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国防性的投入更大，而民生基础性的投入相对较少，且引发的民生问题较多，政府虽一再采取措施进行拯救，但效果微弱。陕西路矿冶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没有直接贡献于经济效益，这不仅仅是陕西路的个体原因，宋代北方诸路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边防与经济的关系，存在一种互相调和的状态，相关政策的施行，也需慎之又慎。

（作者：陕西省西安西安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