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岂之



任继愈先生的尊师重道精神
——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

□ 张岂之

2016年4月15日国家图书馆开会纪念任先生百年冥寿，我收到通知后，准备了一篇短文《任继愈先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准备在会上宣读，表示对自己老师的缅怀。

唐朝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这是至理名言，任何时代都适用。“尊师”指的是不忘老师的培育之恩，并非事事都照着老师的样子去做。孔子有言：“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韩愈在《师说》中有这样的名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至于“重道”的“道”，是变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倡导的“道”，不是儒家的道统，也不是佛家的佛统，而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扩而言之，“道”与“真理”具有相同的内涵。

任继愈先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在他的著作《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一书中有集中的体现，该书于2010年8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此时是任先生辞世后的第二年。

学界的许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任先生的这本书，我看到已是2015年夏季。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我，送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任先生的自述。我读了这本著作中“大学师长”一栏中的文章，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任先生是一位尊师重道的人文学者。

《任继愈自述·大学师长》中所记述的师长有汤用彤先生、熊十力先生、贺麟先生、吴宓先生、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刘文典先生、闻一多先生、顾随先生、沈兼士先生、魏建功先生、钱穆先生、张颐先生、郑昕先生、郑天挺先生、马一浮先生，一共是十六位师长。还有一位与任先生同辈的学者艾思奇，在书中任先生以《艾思奇同志》为题记述了与他的交往。

任先生对以上师长的记述，我没有看到有批判、批评的文句，所写所记都是任先生亲身与这些前辈学者接触中所受的启迪；构成他生前最美好的记忆。以下我想选择一些记述向朋友们介绍。

关于吴宓先生，任先生这样写道：“1939年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我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汤先生是吴宓先生多年好友，贺先生也和吴先生很熟。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教书，我有机会与吴宓先生相识。从汤、贺两位先生处得知吴先生的为人，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一个‘真’字。他对人、对事、治学，不矫饰，不敷衍，他的言与行天然一致。”（《任继愈自述》，第93页）

这里对吴宓先生的评价很到位。后来的学人（包括我本人）虽然没有见过吴宓先生，但我们从吴先生在“文革”“批林批孔”中的表现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吴宓先生一生没有说过假话，没有任何矫饰伪装，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说过敷衍的话，这是多么难得！

关于刘文典先生，任先生在《自述》中说：“刘文典先生精于考订，哲学、文学修养都很高。他曾赴云南西部滇缅战线慰劳前线将士。刘先生归来，在课堂上说起在宋希濂军部，即席赋诗作捷。他吟颂其中的二首。他习惯于叼着烟讲话，有些字句听不清，有句云：‘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海外忽传收缅北，尖兵已报过泸西。’刘先生讲，杜甫有‘落日照大旗’句，这里古典今用，写出了军营气势。他得意地念了两遍，所以记住了。”（《任继愈自述》，第119-120页）

通过这个记事，说明刘文典先生赞扬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爱国主义情怀。

关于钱穆先生，任先生的自述中写的很丰满，因为从北大本科生起直到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先生听过钱穆先生多次讲课。抗战爆发后，北大首迁至长沙，“同学们难以安下心来读书，都要求到前方参加第一线工作。记得有一次欢送离校到前方的同学会上，有一位同学讲：‘我渺渺茫茫地来到学校，我又渺渺茫茫地离开了学校。’钱穆先生针对这位将要离开的同学发言说：‘我们这个时代非同寻常，每一位关心国家兴亡的人士，都要有清楚明确的目的，万万不可渺渺茫茫，前面有艰难的前程等待大家去开拓。’”（《任继愈自述》，第127页）

还有：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各自回到原来校址。我将回北大。从重庆经成都转西安，回家探望老父。汤用彤先生嘱托，过成都时看望他的两位老友：一位是吴宓先生，一位是钱穆先生。吴先生在齐鲁大学，钱先生在华西大学。钱先生住的地方比吴先生好得多。钱先生知道我未到过成都，告诉我可以游青城山、灌江、峨眉山。乐山比较远，且不是一个方向，如急于回西安就来不及了。还指点我每处花多少时间，途中费用也大致说了说。我虽然多年听钱先生的课，过去有过接触，也多属于学问方面的事，这次见面，钱先生娓娓而谈，亲如家人，对钱先生的为人更增加了一层理解，如坐春风中。”这个记述是多么感人！

任先生还写了马一浮先生，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938年冬，马一浮先生筹建复性书院。我在重庆第一次与马先生见面。他举止雍容，白髯垂胸，语言洪亮，出口成文，用词典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马先生在重庆时，蒋介石约他见面，谈过一次话。我问马先生，见蒋时谈得如何？马先生说，他劝蒋‘虚以接人，诚以成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生民忧乐为念……’，像这样的文词典雅约有一二十句，当时我也记不住。我又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如何？马先生说：‘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偏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

关于马一浮先生，任继愈先生还记有：

“马先生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说孔子的儿孙不在孔府，曲阜只有孔子的奉祀人，没有孔学的继承人。孔子的嫡传儿孙是程、朱、陆、王，他们都不姓孔。马先生用禅宗语言把学术继承的道理表达得深透确切。此等议论，不见于文章、著述，弥足珍贵，恐成绝响，附记在这里。”

任先生在他的《自述》中，对汤用彤先生、熊十力先生、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的治学特色和经验，做了详细的记述；这极其宝贵，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人文大学者的治学经验，便于学习、借鉴，并加以发展。

人文学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二者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方法上不可能完全抛开与以往“文化遗产”的联系，特别是在经典文献整理方面的研究，如果不借鉴以往的成果，则寸步难行。人文学术借鉴以往成果越深，则在创新性上会越强。

我衷心希望我国年轻的人文学人向前辈学者学习。在尊师重道的基础上传承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6年1月于西安西北大学桃园校区